直译还是意译

二、直译还是意译——近代对待“文化他者”彷徨态度的主要表露

在严复翻译方法论的影响下，梁启超“译意不译词”以及鲁迅“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方法论相继问世并渐趋成熟，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严复对待“文化他者”的彷徨态度也随之被沿袭下来。虽然1909年鲁迅《域外小说集》的刊行标志着直译思想正式步入近代翻译思想舞台，但梁启超“译意不译词”的思想却始终没有销声匿迹，近代的许多学者、译者仍在直译与意译之间徘徊。

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意译作品等身的梁启超、林纾等不时流露出对意译之不满与无奈。梁启超曾深刻地指出：

然直译而失者，极其量不过晦涩诘鞠，人不能读，枉费译者精力而已，犹不至于误人。意译而失者，则以译者之思想，横指为著者之思想，而又以文从字顺故，易引读者入于迷途，是对于著者、读者两皆不忠，可谓译界之蟊贼也已。^[67]

众所周知，采用异化的直译就意味着译者不仅可以不受译入语言和语篇结构习惯的限制，而且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不流畅、不透明的言语风格，刻意保留原作的文化色彩，从而给译文读者以别样的阅读体验。“译意不译词”不但不能提供这种别样的阅读体验，而且使林纾等译者徒增“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68]的担心与忧虑。

另一方面，面对来自遥远西方而且与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和主流诗学相去甚远的“文化他者”，当时的直译之艰辛亦可想而知。正如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olfram Wilss)所说：

字面直接翻译是最容易和最简单的翻译，它发生在可以逐词替换而不至于破坏译入语的规则的时候。但这相当罕见，除非两种语言关系非常紧密。^[69]

本雅明(Walt Benjamin)也认为：“如果翻译在本质上竭力求得与原作酷似，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原作的‘来世’中，原作已经经历了变化，甚至具有固定含意的词语也会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70]

因此，在阅读了近代大量的直译和意译作品后，胡适坦言：“从已故的林纾抵及其诸人的意译文字中，我初次认识一大批英国和欧洲的小说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马(Dumas pere and fils)、嚣俄(Hugo)以及托尔斯泰(Tolstoy)等氏的都在内。”^[71]可见，精通外文的胡适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意译派作品仍难以掩饰其钟爱之情。周瘦鹃在其所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虽然其直译的几部短篇受到了鲁迅的褒扬，但霍格的《鬼新娘》、萨克雷的《情奴》、莫泊桑的《伞》等几篇则仍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林纾式的“意译”方法，不但任意删减，甚至还强加上了诸如“看官”、“容在下慢慢说来”等不少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话语标志。对于被迫打开大门的近代中国文化系统而言，“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72]的归化性意译显得那么的事半而功倍，李欧梵感慨地说：

从晚清通俗小说里面的翻译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加油加醋”的非常多，几乎是无“信”可言，甚至于假造，可是就是在这种假造、加添，“加油加醋”的过程里面，翻译把一种文化变成了一种形象，介绍到另外一个文化领域里来。^[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