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莫兰：标准化与创新的矛盾

埃德加·莫兰：标准化与创新的矛盾

关于文化工业的激烈辩论由法兰克福学派发起，在60年代因埃德加·莫兰的《时代的精神》（L’Esprit du temps，1962）一书而被再度炒热。本文将借鉴埃里克·马塞（Eric Macé）对这部作品的精辟的解读（2001）。莫兰是左派作家、人文主义无神论者，出生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推崇马克思主义，但是并不排斥动画片和好莱坞电影——他从小就光顾巴黎Ménilmontant一带市民生活区的电影院。他的学术研究与霍加特同时代，寄望于基本上以工业标准生产、面向社会大众的新文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变革。他说社会大众是“被社会内部结构（阶级、家庭等）攫住的个体所组成的庞大聚居体”，但他并不为此焦虑。谈到生产者，莫兰借鉴了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措辞；涉及内容或被制造出来的幻象，他又借鉴了宗教人类学，因此有人将莫兰归入批判理论或告别失意的社会学派的追随者阵营，但是实际上，莫兰的理论从内部对这两种思潮进行了颠覆。他认为，既非体制（国家、教会等）命令亦非精英设计，而是通过市场运作产生的文化为民族、宗教和艺术增添了新的形式，而不是像阿多尔诺以为的那样在上述领域取代已有的东西，这种文化的诞生本身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化行动。市场参与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公众——“大众”，这是机会均等化的结果（对休闲的普遍追求就是机会均等的表现）。大众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社会隔阂就此消亡，而是让身份和差别相对化。“工业化的文化是社会各阶级交流的唯一领域”。不论何种身份，不论在社会上处于什么位置，我们拥有共同的参照，工业化的文化由此获得了“人类历史上首个普世文化”的地位。

文化工业的成功不是因为它用愚弄人的做法“使人昏昏”，而是因为它擅长取悦大众，能够运用足够丰富、符合社会现实的作品引起人的兴趣。莫兰在此借鉴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成果，并从组织和文化的方面予以了补充。他认为市场可能导致平庸和劣质，因为标准化的金钱逻辑发挥着首要作用，但是，市场天生不稳定，这就意味着产品不可能永远重复下去。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必须创新、必须冒险、必须提供新产品。“文化创造不能全部整合进工业化生产的体系”。确实，言情小说可能是沿袭同一套路的产品，但是成功的言情小说必然在叙述上有所创新，或涉及新的社会问题，或采用新的表述方式。文化工业是“工业化—官僚化—垄断—集中化—标准化”和“工业化—官僚化—垄断—集中化—创新”这两种思路的永久竞技场，前者约束创作，打压创意，满足于沿用已经成功的套路；后者要求给创作者以自由，希望他们通过努力取得新的成功。这种内在的角力、根本的冲突在电影、音乐等文化领域并不鲜见，所以不应把文化工业简单理解成保守的地盘。

为了立足，“大众文化”不仅要接纳新形式的作品，还要表现多种多样并且始终在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所以，大众文化是多义的、模糊的、混合的、可逆的。大众文化集统一性与多样性于一身，以相互矛盾的文本形式自我呈现。女性公众肯定会发现，视听产品既有女性主义的内容，又有绝对父权的主张，她们肯定会意识到自己在消费既讲女权又反女权的作品（文化研究学者时常拿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拉德威）。当代文化应邀被各种人群使用。多义性，不论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是当代文化显而易见的特征。混合或兼收，是为了追求受众最大化，是因为希望同时面向更多的异质团体。另一个原因是类别、叙事规范、主题（民俗的、世界的）、目标公众日渐糅杂（面向成人的媒体越来越青少年化，面向儿童的报刊也越来越向成人开放），差别越来越弱化——当代文化做到了惊人的融会贯通。它反映了在复杂社会察觉到的问题的多样性，所以对女性和青年有解放性的一面，它为某些问题提供了娱乐化的解答，但是如果你跟着它走，这些解答又会变成新的问题。它的内容具有可逆性，或演变性，道出了其对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冲突的依赖：在民主化的社会里，不论是工作场合和家庭内部的协商，还是媒介的再现，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莫兰的社会学研究从组织的角度入手，最终得出了关于想象（现代神话）的宏观社会学。这种宏观社会学被某些学者批评为天真的全体论。“时代的精神”这个提法也有德国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浪漫色彩和社群主义之嫌。但这个提法实际上相当复杂，且在动态发展。莫兰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走得很近，他还谈到“根据新出现的个人需求”进行的影像构建的双重运动，以及“引起某些实践的模型”，这又接近涂尔干的主张。正如多米尼克·梅尔（Dominique Mehl）所言（1992），媒介既是社会的镜子，也是世界的窗户，它使学习和适应成为可能。“时代的精神”属于共同框架的生产和稳定化（这个框架应与社会最频繁、最重要的机制和经验形成足够的共鸣），同时还会反过来维护这一共同框架。它是人所共知但并不共有的想象，是新的讨论的起点。莫兰描述过30～ 60年代的时代精神，他认为那个时代精神的主要特点是享乐主义抬头，追求自我实现，抛弃传统的节俭伦理。60年代末，当“幸福危机”出现、工业化进程的负面影响暴露出来的时候，这一想象遭到了质疑。关于当代想象的分析方法，莫兰对其中有些步骤语焉不详，且有高估当代想象聚合力的倾向（至少应该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好几种精神共存，还有多个相互冲突的公共领域），但他开辟了关于社会总体互动的研究，这些互动在媒介生产了结构化的内容，同时也指出了这些内容的可塑性：现代神话的可变性及其与公众的双重意义关系，使之不同于体制化的宗教神话（“圣的解体”是存在的，但是没有圣的回归）。现代神话不同于巴特的符号学神话，后者只用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所受的局限（他们没有能力与大众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