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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与恐怖之间的关系,对克服恐怖的关注

时间:2022-10-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此,伯克认为对恐怖的克服需要一定的物理上的距离。康德在论及崇高时也谈到了对恐怖克服的问题。可见,恐怖与崇高之间似乎并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因为恐怖与否是跟不同的人自身所属的文化传统有关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心理上的反应。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崇高与恐怖之间的关系。

自从伯克将恐怖与崇高联系起来以后,美学家们在研究崇高问题时大多将崇高感的产生与恐怖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些理论家在论述两者之间的联系时,实质上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别。因此,关于崇高与恐怖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明晰,尤其是两者之间转化的条件和机制的论述尚付之阙如。

在分析崇高感和自我保存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时,伯克指出,涉及自我保存的感情大部分与痛苦和危险有关,而且一般只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场合才会被激发出来,它们在人的情绪上主要表现为恐怖或惊惧,而这种恐怖或惊惧正是崇高感的基本心理内容。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崇高感才与自我保存的感情密不可分,而令人恐惧的对象便成为崇高的来源。他说:“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的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25]涉及自我保存的感情主要与痛苦相关,痛苦是人心能感觉到的最强有力的情感,它在力量上远比快乐强烈得多。崇高感的主要内容是恐怖,它本来也是一种痛感,但崇高对象引起的恐怖和实际生命危险产生的恐怖,两者在情感调质上却显得不同。对实际生命危险的恐怖只能产生痛感,而对崇高对象的恐怖却能由痛感转化成快感。这是为什么呢?伯克对此的解释是:“当危险或痛苦逼迫太近时,不可能引起任何欣喜,而只有单纯的恐怖。但当相隔一段距离时,得到某种缓解时,……就有可能是欣喜。”[26]在伯克看来,这种危险或痛苦的太近会威胁到他出于生理、心理层面考虑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因此,伯克认为对恐怖的克服需要一定的物理上的距离。

康德在论及崇高时也谈到了对恐怖克服的问题。他说:“谁感到恐惧,谁就根本不能对自然的崇高做出判断……感到恐惧的人会避开使他畏惧的对象而不敢看上一眼;在真切感到的恐惧之中是不可能发现愉快的。”[27]康德在这里注意到了与伯克同样的一个问题,即如果主体觉得对象太恐怖了,是不能产生愉快的,也就不能产生崇高了。然而,康德在人面对恐怖时所运用的解决方法却与伯克有着细微的差别:“但只要我们处于安全境地,则那些景象愈可怕,就愈有吸引力;而且我很乐意称这些对象为崇高,因为它们把心灵提高到惯常的平庸尺度之上,并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抵抗能力,使我们有勇气去与大自然表面上的无上伟大较量一番。”[28]由此看来,康德的理论中人克服恐怖的精密武器还是与他在崇高的理论建构理路上的先验性分不开的,还是人的理性本质、主体的“心灵情调”。只要主体的“心灵情调”起来了,能够抵挡住这种恐怖,那么主体就“处于安全境地”了,崇高感也就随即产生了。

在这一点上,席勒却似乎有意要将伯克和康德两人的观点加以综合。席勒把崇高分为理论的崇高和实践的崇高,这两种崇高分别与我们的两种本能即认识本能或表象本能和自我保持本能相关,“在理论的崇高中,自然作为认识的客体,处在与表象本能的矛盾中。在实践的崇高中,自然作为感情的客体,处在与自我保存本能的矛盾之中。在那里,自然仅仅作为扩大我们认识的对象来看待;在这里,自然作为能够规定我们自身状态的某种力量。”[29]而这两种崇高也是以人的自由观照和安全感为基础的,与上述两者对应的是肉体的安全感和道德的安全感。席勒又希望通过“不变的同情的自然法则”来达到自身的安全感,产生崇高感。他说:“崇高的客体虽然必须是可怕的,但不应该引起真正的恐惧。恐惧是痛苦和暴力的一种状态;只有在自由的观照中和通过内在活动的感觉,崇高才能够令人欢喜。”[30]通过同情保持在审美的界限之内,那么我们既有了痛苦的感性生动的表象,又有了自由的道德的安全感。崇高只有在自由的观照和引起内在活动的感觉中才能引起欣喜,要有安全感和距离才能产生崇高感。

除了康德是通过人的“心灵情调”直接克服恐怖之外,伯克和席勒都认为需要通过距离进行克服。然而这种距离,只是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距离。我们平常人可能怕老虎,需要通过在一定安全的距离之外观照它,才能获得一种来自虎威的崇高感。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在佛教中却有舍身饲虎的故事,在纳西族人那里将虎奉为自己的祖先。他们是不怕虎的。他们为什么不怕呢?前者是通过自己的信念克服了对虎的害怕,后者却是直接将虎作为他们的祖先而加以崇敬。而这两者对于他们各自来说也能产生崇高感。如果用康德的“心灵情调”来解释前者,那至少这种“心灵情调”与人的信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像上述伯克谈到异教徒寺庙的态度一样,这里也有着佛教徒与非佛教徒之别。佛教徒可以通过佛的信念直接产生崇高,异教徒则可以通过故事所构筑的情境来克服恐怖,产生崇高。而在纳西族这里则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源于他们对自身来源上的确认。因此,在这里,有的可以直接因为自身的信念而产生崇高,并没有恐怖感;有的虽然是通过克服恐怖产生崇高,然而克服恐怖所借助的恐怕也不单单是一种心理上的、生理上的距离,而且还有来自文化方面的因素。可见,恐怖与崇高之间似乎并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因为恐怖与否是跟不同的人自身所属的文化传统有关的,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心理上的反应。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崇高与恐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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