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真相

所有这些博弈论计算都假设人是理性的行动者。正如国际关系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言，“互相间的核威慑……并不是使得核战争不可能，而只是使之变得不理性”，但他随后又补充道，一个理性的战略家是这样一个人，“在进一步的了解中，会把自己表现得像一位拥有不同寻常的智性敏锐的大学教授。”[86]

恐怖分子是理性行动者吗？穆斯林恐怖分子追求殉教和天堂72处女的回报有多理性？（当然你是男人才行；女性恐怖分子没有同等安慰。）至少，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怀有这样的妄想。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目标有报复能力，而你也不想死——有活下去以及诸如此类的欲望，那么相互确保摧毁（MAD）会阻止你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如果你的宗教信仰让你确信你不会真正死去，你的来生比此生好得多，并且你会被留在此生的人尊为英雄……计算就不同了。正如零核化倡导者山姆·那姆所言，“比起核国家之间的深思熟虑的战争，我更担忧没有回击地址的恐怖分子，他们无法被威慑。你无法威慑乐意自杀的群体。”[87]虽然如此，我还是倾向于持乐观态度，因为恐怖主义意图通过暴力达到目的的历史很惨淡。尽管人肉炸弹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的媒体故事在不停狂轰滥炸，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长时段的社会变迁趋势是在朝着更少暴力、更多道德行为的方向发展，即使恐怖主义还存在。

恐怖主义是不对称战争的一种形式，是非国家行动者对无辜的非战斗平民发动的战争。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它以唤起恐惧为手段。这会调动人类的过敏情绪，该情绪又反过来挫败人类的理性，使得对恐怖主义作清晰思考变得几乎不可能。就此而言，为了恰当地理解恐怖主义的成因，进而继续减少其频率和效力，我认为至少有七个有关恐怖主义的神话需要破除。

1. 恐怖分子纯是粹恶魔。第一个神话在2001年9月生根，当时乔治W.布什总统宣布，“我们将为世界铲除作恶之人”，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选举和集会自由以及持不同意见的自由。”[88]这种观点体现了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所称的“纯粹恶魔的神话”（在有关道德退步的第九章会更多讨论这一点），该神话认为，暴力作恶者没有理性理由，只是为了造成无意义的伤害和无目的的死亡。“作为作恶者的恐怖分子”的神话已经在有关暴力的科学研究中破灭了，至少有四种类型的暴力激励着恐怖分子：工具、统治/荣誉、报复和意识形态。

举例来说，在对52例以美国为目标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研究中，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总结发现，恐怖分子的动机包括工具性暴力和报复：“对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在巴勒斯坦冲突中对以色列的支持——有一种即将沸腾的和更常见的已经沸腾的愤怒。”宗教形式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是考虑的一部分”，米勒解释道，“但不是因为他们想要传播伊斯兰教法或者建立哈里发帝国（罪犯中很少有人能拼对伊斯兰教法或者哈里发帝国）。不如说，他们是想要保护他们的教友，对抗通常被看作美国政府在中东发动的针对他们的战争。”[89]至于统治和荣誉作为暴力的推手，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通过对恐怖分子监狱的广泛的人种学调查揭示了如下事实，人肉炸弹（和他们的家庭）在此生会得到大量地位和荣誉的光环（其次，来生还有72处女的许诺），并且他们大多数“属于家族和朋友组成的松散的、土生土长的网络，网络中人不仅是为事业而死，也是为彼此而死。”大多数恐怖分子都在20岁上下，其中的学生和移民更是如此，“他们也格外倾心于那些允诺了价值目标、同志之情、冒险和荣誉的运动。”[90]杰瑞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2013年制作的纪录片《肮脏战争》，展示了所有这些动机。影片冷静观察了美国在他国的无人机攻击和刺杀行动带来的后果，比如在索马里和也门——美国并未与它们处于战争状态，我们看到那里的国民发誓报复美国对他们荣誉和意识形态的侵犯。[91]

2. 恐怖分子是有组织的。这个神话把恐怖分子描绘成一张巨大的全球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由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的反西方的阴谋组成。但A.阿特兰表明，恐怖主义是“去中心的、自组织的、持续进化的社会网络的复合体”，通常通过社会团体和体育组织如足球俱乐部来组织。[92]

3. 恐怖分子都是魔鬼般的天才。这个神话始于9·11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把恐怖分子描述为“老练、坚韧、专业且致命”。[93]但据政治学家马克斯·艾布拉姆斯（Max Abrahms）研究，在主要恐怖组织的头目被斩首以后，“以美国本土为目标的恐怖分子已经变得既不老练也不明智，只是些无能的笨蛋。”[94]例证很多：2001年的鞋子炸弹杀手理查德·里德（Richard Reid）在飞机上点不着引信，因为雨水和他脚上的汗水使得引信受潮了；2009年的内衣炸弹杀手乌玛尔·法约克·阿卜杜穆塔拉布（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仅仅成功点着了自己的裤子，烧伤了双手、大腿内侧和生殖器，并导致自己被捕；2010年时代广场炸弹杀手费萨尔·沙赫扎德（Faisal Shahzad）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过是点着了他自己的1993年产的尼桑探路者汽车；2012年的飞机模型炸弹杀手雷兹万·费尔达斯（Rezwan Ferdaus）从FBI特工手里购买C-4炸药，迅速被FBI特工逮捕；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炸弹杀手，兄弟两人只有一支手枪自卫，没有钱，唯一的撤退策略是劫持一辆没有汽油的汽车，焦哈尔·查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驾驶这辆车碾过他哥哥帖木儿（Tamerlan），随后在一艘陆上船只中试图自杀，但未遂。显而易见，恐怖主义是一种逐底竞争。

4. 恐怖分子都贫穷且无知。这个神话吸引了很多西方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我们为解决一个问题投入足够多的钱，问题就会化解；又或者，只要每个人都去上大学，他们就会喜欢我们。经济学家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在《什么制造了恐怖分子》一书中写道：“大量的学术和政府研究发现，恐怖分子更可能出自受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或者高收入家庭，而不是贫困阶层。对于严肃而不带偏见地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贫困与恐怖主义没多大关系这点不存在什么问题。”[95]

5. 恐怖主义生死攸关。在美国，与每年13700起凶杀案相比，在恐怖主义活动中罹难的人数属于统计噪声，仅仅只是曲线图上的一个点。作为对比，暂且不论在“9·11”事件中罹难的3000人，之前38年恐怖分子总共杀死了340人，“9·11”之后包括波士顿爆炸案在内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人数是33人，这里面还包括了在2009年死于纳达尔·哈山（Nidal Hasan）制造的福特港惨案的13名士兵。[96]总共死亡373人，年均7.8人。即使我们算上“9·11”当天消逝的3000人，年均死亡人数上升到70.3人，但比起每年13700件凶杀案，还是没有可比性！

6. 恐怖分子将会获得并使用核武器或脏弹。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曾说如果他能得到这类武器他就会想要使用它们，国土安全部长汤姆·里奇（Tom Ridge）呼吁加强对本部门的支持时强调了这一点：“不能无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内含化学、生物或放射性制剂或原料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97]但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迈克尔·利瓦伊（Michael Levi）给我们的提醒，“政治人物酷爱把人民吓得魂飞魄散，而没有什么比谈论核恐怖主义更适合这个目的。从布什总统2002年警告称‘铁证’可能是蘑菇云，到约翰·克里（John Kerry）2004年提出‘手指放在核按钮上’的‘影子人物’，再到上个春天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诉诸‘激进核圣战’的幽灵，都是司空见惯的套路。”[98]但专家的共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恐怖分子远远没有能力获得制造原子弹或者脏弹必需的原料和知识。乔治·哈珀（George Harper）1979年在《模拟》（Analog）上发表了一篇诙谐有趣的文章，题为《自造原子弹，唤醒四邻》，这篇文章有助于人们明白真造一颗原子弹有多难：

作为恐怖分子，实现你的目的的最好的方法是气体扩散法。这是最早期的原子弹所采用的方法，在很多方面它是最可靠的，并且只需要复杂性最低的技术。然而，原子弹还是有点贵，而且也确实需要某些易于引起惊讶的化学物质。你首先要准备十几英里的特种玻璃内衬钢管或者类似的东西，大约60吨用来生产六氟化铀化合物的氢氟酸。一旦铀被转化成六氟化物，就可以将其对着若干特殊的低孔隙度的薄膜吹。包含U-238原子的六氟化铀分子比包含U-235的要稍微重一点。当六氟化铀气体吹过薄膜时，比起较轻的分子，更多较重的分子会被薄膜俘获。因此，薄膜的另一侧富集了包含U-235的原料；大概每通过一次要多0.5%。重复足够多的次数，你就能收集到活性区需要的U-235原子含量几乎为100%的六氟化铀。然后你将氟分离出去，就得到了一小块精致的人工驯化的U-235。后面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99]

在他的另一本书《论核恐怖主义》中，利瓦伊提出了“核恐怖主义的墨菲定律：能错的，就会错”，并且列举了大量失败的恐怖袭击，这些袭击失败都是因为恐怖分子的极度无能，他们甚至连制造和引爆最简单的化学武器都不会。[100]在这样的背景下，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曾经成功部署过脏弹并造成伤亡。同样值得指出是，据负责追踪核燃料的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称，“绝大多数有关失踪或被盗核燃料的报告涉及的都是少量的或寿命短暂的放射源，造不出RDD[放射性散布装置或脏弹]。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没有形成为了组装RDD而收集这类放射源一贯模式。注意到下面这一点也很重要，过去5年消失不见的放射源的放射性加在一起也达不到一个高危放射源的临界值。”[101]简言之，恐怖分子成功制造和发射任何一种核装置的可能性都太低了，我们把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有限资源投入其他领域可能要好得多。

7. 恐怖主义行之有效。研究了42个活跃了数十年的国外恐怖组织后，马克斯·艾布拉姆斯（Max Abrahms）总结发现只有两支达到了公开宣布的目标——真主党在1984年和2000年控制了黎巴嫩南部，泰米尔猛虎组织在1990年接管了斯里兰卡部分地区，但在2009年又失去了这些地区。总的成功率不足5%。[102]在一项随后的研究中，艾布拉姆斯和同事马修·戈特弗里德（Matthew Gottfried）发现，如果恐怖分子杀死平民或者活捉俘虏会极大降低与政府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因为暴力衍生暴力，公众情绪会转而反对施暴者。此外，他们发现如果恐怖分子确实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么这更可能是金钱或者释放政治犯，而不是政治目的。他们还发现自由民主政体对恐怖主义反弹更大，尽管人们感觉因为对公民自由的承诺，民主政体倾向于避免采用严酷手段对付恐怖分子。[103]最后，关于恐怖主义作为达到目的手段的总体效力，政治学家奥德丽·克罗宁（Audrey Cronin）在分析了1968年以来的457次恐怖活动后发现，没有一个恐怖组织征服过一个国家，并且高达94%的恐怖组织没有实现哪怕一个自定的战略性政治目标。完成所有目标的恐怖组织有多少？零。克罗宁的书名问《恐怖主义如何终结》。恐怖主义终结得迅速（恐怖组织平均存活5到9年）而悲惨（头目死亡）。[104]

列举这些研究时我经常听到的一个反驳是，恐怖主义在恐吓政府方面起作用了，它迫使政府耗费大量资源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并且是以一种牺牲我们的自由和隐私的方式。这是一个有理有据的论点。“9·11”以来，仅美国就已经支出了超过6万亿美元，用于两场战争和作为对3000条人命损失应对措施的臃肿的官僚部门的开销，[105]而3000人还不到每年美国高速公路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有关国家安全局监控计划的爆炸性揭秘激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如何平衡隐私和透明、自由和安全。2014年，斯诺登从莫斯科的一处保密地点通过视频线路告诉温哥华的TED听众：

恐怖主义刺激起一种情绪性反应，使得人们合理化并批准一些他们否则不会同意的计划。美国在1990年代要求过这种授权；它让FBI在国会据理力争，但国会否决了，因为不值得让经济冒险，为了证明收入正当会对社会造成太多伤害。但在后“9·11”时期，他们使用恐怖主义提供的保密性和正当性秘密启动了计划，而并未向国会或美国人民提出请求。密室中的政府是我们必须防范的。我们不需要非得放弃隐私才能拥有一个好政府，也不需要非得放弃自由才能拥有安全。[106]

在社会的很多领域，政府都要努力应对自由和安全的平衡问题。[107]我们当然必须一直保持警惕，但这个七个神话指向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在历史进程中，恐怖主义在实现自己目标方面是完全失败的，在使得文明偏离通往更高正义和更多自由的轨道方面它们也是完全失败的，除非我们陷入对恐怖主义本身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