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勤工助学主要体现为“求学”“办学”过程中的“勤俭”精神，源于教育对贫困的本能适应，其意义仅局限于“经济”的范畴。“耕读”是封建社会个体“勤俭求学”的主要形式，但“耕”与“读”相脱离（甚至于“耕者”并非“读者”），仅为“读”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为求得功名服务“耕”之过程并未赋予教育的内涵。南唐开始出现的“学田”现象，则是学校“勤俭办学”的最好写照。学田用于出租，其收入是学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可见就读于学校的学生用不着在“学田”里劳作，“读书”是其学习的全部。本来，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对劳动过程本身的育人功能曾给予了肯定，并阐述了“生产劳动与工艺技巧相结合”对理想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他说：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教人耕”其效益大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墨子“生产劳动与工艺技巧相结合以培养理想人格”的观点在我国古代独树一帜，与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有异曲同工之处。遗憾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墨子的教育理念未能形成气候，在整个封建社会，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并不被视为培养人才的途径。直到20世纪初，才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联姻。当时，有志之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众多的“救国理论”，“教育救国论”就是其中的一种，他们主张用工与读相结合、学问与生计相统一的办法，来消灭劳心与劳力的差别，进而改造社会，解救中国。认为“工离不了学，学更离不了工，互相需要，互相促进”，“在生活上，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和互助劳动的习惯，创造读书的机会，为苦学开一个生活的途径”。他们还在多年工读实践的基础上，把“俭学”与“以工俭学”二者结合起来，正式提出了“勤工助学”的口号。虽然工读思潮没能也不可能完成我国社会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它在继承我国“勤俭求学”“勤俭办学”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工读互助”的思想，并首次提出了“勤工助学”的概念，为勤工助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我国勤工助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工读互助”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勤工助学的内涵，对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了―个新的阶段。也是受到其思想的影响，我国在20世纪初期掀起了留法勤工助学运动的高潮，留法勤工助学运动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上和干部培养上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真正将教育与生产劳动全面融合始于马克思的教育思想。19世纪中期，马克思对欧洲的教育进行了大量考察和研究后形成了系统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认为“未来教育对于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必须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体育活动相结合。这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唯一道路，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途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共同肩负着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任务。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统治地位的确立，使我国勤工助学工作的开展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从此，勤工助学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实现形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勤工助学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追寻勤工助学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勤工助学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充实，伴随着社会进步对人才需求规格的提升，勤工助学完成了从“纯粹经济功能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功能”的转变，可以预见，在人的整体素质倍受关注的现代社会，勤工助学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加突出与重要。
进入20世纪初，由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在巴黎成立“留法学生俭学会”，帮助更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学习西学，掀起一股勤工助学留学法国的风潮。参加勤工助学运动的留学生，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张振华等著名人士。早期的勤工助学和爱国救国活动联系一起，爱国人士为求改变中国弱势和引进西方科学文化而奋斗。
随勤工活动对象逐渐从留学学生回归到大多数的国内学生中去，勤工助学日渐成熟。社会、学校倡导“生活节俭，课余勤工”的勤工助学思想，并通过国家助学金帮助学生安心学习，其针对的是那些经济困难但想通过勤工来继续求学的贫困学生。勤工活动使得众多学校成立了勤工组织，从而对大量学生继续求学有着巨大作用。
由于目前生活条件的迅速提高和国力的迅猛发展，逐渐形成“勤工者未必俭学者”的转变。继承了勤工助学的内涵，勤工助学的发展跳出了原先陈旧的体制和形式，结合实际、实践进行了一种改进。随着其需求增加，大多高校都设置了专门管理勤工助学的部门，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针对补贴贫困生。学生不仅希望改善生活，实际上都希望得到锻炼，带来实践能力的提高，思想的磨砺，增强对社会认识。对于勤工助学活动及报酬，财政部、教育部亦对之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以求保障学生收入和保证学生的安全。勤工助学随发展将成为社会实践形式之一，也将原有“俭学”内涵完全更新成“助学”，帮助在校学生的学习，对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学习、实践的学习等，以及增加学生的创业活动。
在我国，勤工助学是在传统“勤俭办学，勤俭求学”的观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勤工助学与探求救国救民之路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为改变中国贫弱的面貌，实现教育救国，在官派留学的同时，一批有志青年纷纷自费出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由此提出了“工读互助、勤工助学”的思想，20年代初周恩来、邓小平、吴玉章等留法学生掀起了勤工助学运动的高潮，其所主张的劳心与劳力结合、教育与生产结合等思想，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思想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勤工助学工作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初到70年代末，该阶段的勤工助学主要以“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形式”体现，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服务。
1958年，共青团中央在《关于在中学生中提倡勤工助学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勤工助学是具体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之后，教育部发出通知对共青团这一决定予以大力支持。其后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勤工助学的意义和作用。同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视察武汉大学时对学生要求“实行半工半读”的做法表示支持和鼓励。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勤工助学的教育改革尝试，对当时的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教育遭受严重冲击，教学被劳动所替代，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遭受到极大的破坏。
二、快速发展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该阶段的勤工助学主要限于“劳务型”和部分“智力输出型”。
80年代初，为了使“勤工助学”这一活动与专业学习、能力培养、个人发展等有机结合起来。复旦大学等高校先后掀起“勤工助学”热潮。1984年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高校大学生中出现以打工、家教、有偿修理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勤工助学”热潮。1987年至1988年，社会上的“经商热”波及高校，众多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实体纷纷成立，部分大学生片面理解了勤工助学的内涵，将其与经商混为一谈，甚至为此抛弃了学业。
三、规范发展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该阶段的勤工助学无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在高校都受到普遍重视，其发展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1990年，国家原教委在《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中对勤工助学的内容和形式等作了限定；1993年和1994年国家原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勤工助学工作意见的通知》和《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立勤工助学基金的通知》对勤工助学的地位、内容、基金管理等进行了纲要性的规定，2007年，为进一步规范管理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工作，促进勤工助学活动健康、有序开展，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又联合印发了《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就学校职责、组织机构校内外勤工助学活动管理勤工助学酬金标准及支付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使高校勤工助学的规章得到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总的来看，高校勤工助学在这一阶段体现出如下突出特点。
（一）勤工助学在组织形式上立足校园，面向社会，形成活动类型多样化、组织形式多层化、经营管理基地化的发展模式，勤工助学经济收入明显增多，“济困”作用进一步凸显。
（二）勤工助学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业的同时，成为“育人”的重要途径，在促进大学生素质提升和能力培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勤工助学工作日趋规范化。各高校根据国家要求，成立了勤工助学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有序开展，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四）勤工助学的学生参与度和社会认可度增强。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对高校人才的需求也有了变化，需要培养综合素质更强的学生。而勤工助学在促进大学生素质锻炼和能力培养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被广大学生认同和接受，勤工助学不仅能从物质上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且有助于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和社会适应能力、自立、就业创业能力，是将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种良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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