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

一、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家建设最突出的成就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创造了连续3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也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

国际跨期比较^[1]

从上表看出，越到近代国家人均收入倍增的时间越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后发优势更为显著，不仅人均收入翻番的时间大大缩短，而且实现了连翻三番，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从1978—2007年，中国人均GDP平均增长高达87%。中国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使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500万。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381元左右。但近30年来增加了40倍多，到2007年达18934元，折合美元2500元左右，总体上已摆脱贫困落后的低收入状态。” ^[2]到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制造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7%，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达到20%。这不仅令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也令一直受经济危机困扰的西方发达国家刮目相看。

二、唯物质主义的危害性

探究现代化的西方渊源我们也发现，西方现代化最为表象的就是激发人们的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能力，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加速和赞美政治世俗化的浪潮，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而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本扩张，对世界殖民地资源的汲取和掠夺，带来整个世界格局和人们生活方式巨大变革。中国也一直在以赶超模式来学习西方，诸如19世纪后半叶，洋务运动先驱们为实现强国和富国的梦想所进行的建立现代军事和工业的尝试，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就能拯救衰败的大清帝国，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器物层改革并没有成功，仅在少数精英那里产生影响力，也证明仅有物质的强大并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遵循现代化逻辑的国家建设的大方向没有错，但不能仅抓住现代化的表征，而对于内在复杂的机理缺乏认知和驾驭的能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起点，这次改革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那里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把过去革命的逻辑真正转移到建设的逻辑上来，逐步放开市场，满足人们合理利益诉求，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社会潜能得到极大程度的开发，经济的快速增长，迅速改变以往物质极度匮乏短缺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随着物质主义国家建设的深入，也越来越暴露出诸多弊端。

从公民个人而言，随着物质主义国家建设的深入，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至上等弊端也越来越暴露，物质主义把人化约为单纯肉体欲望的载体：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财富和进行消费，物欲横流，现世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成为主流，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也在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恶化人们的精神家园，降低人们的生活品味，也使人们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指数大大降低，丧失精神追求的物质化生活离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初衷渐行渐远。精英沉溺于纵欲和炫富，普遍丧失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民众焦虑于财富之匮乏，互相攀比和斤斤计较个人财富的得失。被点燃的物欲火苗使整个社会焦躁不安，既得利益者为防止财富被侵犯而诚惶诚恐，利益的丧失者为自己卑微的社会境况而心怀愤慨，导致仇富、仇官、仇警所引发的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使社会陷入高度不安、惶恐之中的危机频发期，耗散着国家建设积累的成果，侵蚀着社会凝聚力。

从地方政府而言，政企合谋，地方保护主义和公司主义问题突出。在地方政府搞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是通过政府官僚来制定发展规划、推行各种政策，享有很大的自主性，但是由于官僚制的弊病，所谓的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很容易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俘获，或者主动与私人利益合谋，滥用政府官僚的自主性。我国税收制度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这些问题。在分税制之前，尽管“财政包干、分灶吃饭”体制有助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但是由于税收制度是按照企业隶属关系上缴，给地方政府的激励在于与从属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合谋，通过“关系合同”有意让企业多留利润，“藏富于企业”，然后再通过收费摊派等手段满足本级财力的需要，导致中央财政集中困难，权威流失，甚至出现悬崖边的中央政府与各地诸侯经济兴起的格局。分税制实施以后，这种“各抱各的孩”按企业隶属关系来收税的制度得到改进，地方政府又把目标转移到“土地财政”上，靠卖地搞预算外小金库，吹大房地产泡沫，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另外，在目前层层施压的“压力型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受制于满足GDP的增长和个人官职的晋升，他们的技能和精力主要花费在拉投资、上项目等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上，铺张浪费的面子工程越做越漂亮、贪污腐败的社会蛀虫层出不穷。

这就不得不引发我们对物质主义经济建设的反思：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引发诸多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导火索？我们到底需要选择何种现代化道路？如何继续深化市场化经济改革？好在中央已经认识到唯物质主义国家建设的弊端，把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的宏观调控，承担起更多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营造市场运营的外部法制秩序建设等职责，也通过文化软实力的积极打造，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使人们从过于专注于物质逐步转向对自我精神的提升和灵魂的净化上来，走出唯物质主义的梦魇。

三、经济建设新问题对国家提出的新要求

（一）经济建设对资源配置、环境治理和合理公正的收入分配的新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对落后地区资源的粗放型开发和经营，过度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以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又没有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在产业链的低端徘徊，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化很困难。导致的结果：一种现象是对于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涸泽而渔，大批资源枯竭性城市的涌现，下岗失业人群剧增，棚户区人们生活境况令人担忧。另一种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先污染后治理”观念的支配，导致土壤、水资源以及大气等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直接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当人们意识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的时候，自然的反扑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已经破坏的环境也难以再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代际正义和生态文明等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和维护。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做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部署，国家治理目标的重大调整也逐渐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执行中来，绿色GDP，从单一经济增长指标走向社会综合治理的转型，甚至愿意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来换取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生态型国家不仅仅是针对环境的改善，更是国家治理的又一次重大价值目标的调整，不仅突出人人之间平等的价值，而且更为激进地指出万物皆与人平等，从空间维度看永葆对自然的敬畏和遵从之心，从时间维度看通过移情能力对代际正义承担责任，走出经济发展单一目标的发展困境，关键在于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何以成为可能。

同时，经济建设的目标不仅要促进经济的持久繁荣和增长，也要促进社会财富得到合理公正的配置。尤其随着自由市场的发育壮大和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必然带来社会的阶层结构和社会的治理结构的新变迁，一方面贫富分化悬殊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另一方面民众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强烈，而且在新网络媒体时代，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和参与的程度（广度和深度）也都大大提升，国家必须重视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通过财政、税收和司法等途径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不要让群体性矛盾冲突上升为敌我矛盾，尽可能将其纳入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中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也是21世纪以来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的原因，把经济建设的重心向社会建设倾斜，从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单一目标走向对社会综合治理的多元目标的满足上来。

（二）对市场化进程的规制和引导。“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与市场纪律导致的权力与资本的结盟以及强权对市民社会的宰制与掠夺，体现为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得不到政府的有效监管，在市场主体的逐利诉求与政府的秩序诉求与秩序建构之间寻求均衡是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 ^[3]。由于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私欲不断地膨胀，甚至铤而走险，丧尽天良，冒犯法律，食品卫生、医药安全等各个领域监管乏力，毒奶粉、毒食品、假药假酒等危害老百姓身心健康的恶性事件频出不穷，防不胜防。还有诸如对电视节目中播放性和暴力节目的管制，教育公平、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低保医保养老金市场的规范等领域的国家管制性干预也显得非常必要。因此，市场化的进程尽管使人们的腰包鼓起来了，但唯物质主义侵蚀着人们的精神领地，不断地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使人们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指数大大降低，对市场治理的法律规则是摆在国家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在遵循地方分权化的改革的基础上，把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纳入程序公正和问责监督的制度化渠道中来。传统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晋升标准的政治锦标赛也正在发生转变，要求地方官员关注更多的经济社会目标，包括一些不易测度和衡量的目标，这就使过去的激励机制变得更加合理，不再使地方官员的目光紧紧锁定在经济增长的激励上。诸如青海省省长为了保护三江源脆弱的生态，坚守宁可少上项目也要保护母亲河的政策获得国人的尊重。传统过于放任的对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政策，助长了地方政府在扩大造城运动、招商引资浪潮等经济管理活动中，与企业组织合谋或被其绑架，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因此，我国在地方分权化和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也越来越强调规则、程序和可问责性，试图把它纳入制度化治理的渠道中来，强化韦伯式官僚制，减少地方政府行为的过大自由裁量权。“如何在强激励导向与规则和程序导向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权衡将是未来地方政府治理转型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4]只有建立既能够实行有效宏观控制、具有集中领导权威的中央政府，又能够充分发挥地方独立经济实体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