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精英对民众利益的维护
精英与地方官府之间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地方精英以各种方式与官府建立起一种合作关系，并以此来支持官员顺利的施政，有效地管理地方，另一方面，地方精英亦能将这种与官府的合作关系转化为资源优势并适时发挥出来，既能保全自身，又可为善乡里。
宋咸淳进士何梦桂，入元后隐居不仕，有名望于当地，且与浙西按察司佥事夹谷之奇颇有交往，屡有诗书唱和。一年冬十二月，“县尹以催征来诸乡，挟猾吏悍卒以行，所至大扰”。何梦桂“具肴酒执贽以见，尹怒弗出，郊执系眀辱之。于是按使夹谷相公书隐先生埋轮于锦峰绣岭间，廉访所及，委属官下邑归问。迨春仲阅实赃状以闻，议罪有差。命下，邑士民鼓舞更生”。何梦桂亦感“受恩隆郅，辄赋诗四十四韵以谢”[57]。
宁国路宣城县人梅致和，其十世从祖梅询，仕宋至翰林侍讲学士，出知许州。九世祖梅’臣，字圣俞，以诗名天下，荫补太庙斋郎，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以终。“初，侍讲、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为豪有力者所侵。宗人屡诉于有司，赂遗旁午，历十二春秋，不能决。府君力白部使者复之。”[58]梅致和能一言而收复宗祠，恐怕与他同肃政廉访使之间的密切交往有直接关系。前面已经提到过，肃政廉访使王士熙、吴铎经常向梅致和“咨询治道”，“每有疑难，必下礼质之”。
通过与官员的交往，儒士们不仅可以利及自身、恩及宗族，还可以惠及乡里与地方。这点我们也可以从赋役制度方面来进行观察。赋役沉重且不均，一直是元代赋役制度在执行中存在的严重弊端，民间积怨颇深。而地方儒士正是以此为突破，发挥个人能力，谋惠于乡里。这在史料中多有反映，略举几例。
婺州路兰溪州，“州凡十乡，南乡之田亩税二升有畸，北乡倍之，税入不均。而凡征需，缘税为多寡，益不均。公(州人吴纬绮——引者注)率众白吏:‘税不均，不能一朝更也，征需不均，更之反掌耳。盍揣其本，以亩计乎?’于是有司计亩科征，十乡如一”[59]。
吉安路人萧梦得所在县，其“县之赋役无艺，强有力者脱籍，而使窭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产而甲乙之，编为义役三年，人以为允”[60]。
平江路常熟州人郑采，“县被水灾，有司循故事督赋甚急，民不堪命。公恻然怜之，率父老四三人往江浙行中书，泣白执政者曰:水潦杀禾，民已无食，又欲重征之，数万生灵将化为枯骨矣。辞甚切直，不少贬。得蠲赋一万五千”[61]。
延七年(1320年)三月，元英宗即位。四月便发布了在江南征收包银的诏书[62]。华亭周显所在的松江府，“江南创行包银法，省檄已下，府君谓银非土产，一受命则民困极矣，率父老拥使者泣拜。使者感动，为白相府，会诏罢而止”[63]。丹溪先生朱震亨所在婺州路，“包银之令下，州县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间不下数十姓，民莫敢与之辨。先生所居里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自临之，曰:‘此非常法，君不爱头乎?’先生笑曰:‘守为官，头固当惜，民不爱也。此害将毒子孙。必欲多及民，愿倍输吾产当之。’守虽怒，竟不能屈”[64]。包银属于科差一项，原本只在北方地区施行。江南施行包银法起于延七年，但并未实施很久，前后仅五年(实际只征收两年)便因为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而予以罢止。[65]而包银法的罢止恐怕与周显、朱震亨之类的地方精英上书恳言有很大关系。
盐课在元代属于诸色课程之一，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66]。元政府对于盐的生产和销售都有严格的规定，其中销售方面分为商运商销和官运官销两种形式。官运官销主要是依靠常平盐局法以及食盐法两种。食盐法亦即按人口强行抑配盐额，收取盐价，此种盐法在实际执行中弊端极多。“厥今东南为民病者莫甚于盐。始则亭户患其耗而不登，次则商旅患其滞而不通，及均敷科买之法行，而编民之家无贫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吏得肆其奸，则民之不堪甚矣。”[67]地方精英显然早已注意到这一弊政，处州路龙泉县汤京便将目光投注于此，力图有所改善，谓:“浙水东苦口赋食盐者久之，有司苟免督过，上官不知病民，民病又不能自言，必坐致沦胥而后已。吾当往陈其弊，言行与否，则天也。即日为书千言，走江浙行省，对丞相白之，辞气激烈。丞相与其反覆论辩，府君以指画地曰:‘如此则为利，如此则为害，唯相君所择耳。’丞相韪之，下转运使者定议，将如府君言。会浙东诸郡守亦各上言，事闻中书。中书移行省，召郡守诣宪府聚论。奏上，减官煮盐十万引，罢口赋法，从商贾转鬻民间，民力大纾，实府君倡之。及还，执彩旗迎于道者，肩摩而袂属。”[68]食盐法的罢止绝非只因汤京一人上书所致，宋濂所作墓志铭似有夸张溢美之嫌，但不可否认，对于这一利民结果的出现，汤京显然是有所贡献的。抑或是受到了此次上书言事有所成绩的鼓舞，汤京“自是为善益力。郡县之政，不便于民者，必诣守令恳恳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既还，绝口不自言。或问之则曰:我不与闻也”。
赋役征收及委派，是封建国家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且这也是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所在。尽管精英与各级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结，但他们终究还是属于“民”，其自身利益在许多方面与普通民众是相同的。学者研究表明，元代儒户在赋役方面享有很大的优免权，譬如免除科差、蠲免杂泛差役等等，但地税和商税是不能免除的。蠲免杂泛差役等特权也时征时免，缺乏稳定性。蠲免特权多只针对儒士本身，户下余丁仍需负担[69]。而且元代的儒户属于诸色户计之一种，并不能囊括全部的士人，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儒士在赋役层面上与统治者依然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对于民众利益的争取和维护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利益的争取和维护。加之士人阶层总是高举着儒家理想的大纛，以“仁民爱物”为本，亦如龙泉汤京，每以泽物利人为务，曾“抵掌于几，叹曰:‘泽物固吾之素志，仅能施之一乡，将若之何?’”这种以“泽被天下”的信念同样支撑着精英们举义兴善的行动。地方精英上可以请命行省，走白部使者，陈言弊政，下则能够对抗奸吏，压服豪右。如华亭周显，时逢“朝廷购铜为佛像，府将分科，吏并缘为市。君复率市民力争之，亦得免”[70]。龙兴路进贤县人朱志同，天资亮直，尤好赴人之难，“闾右作威福，钳劫细民，不敢少吐气。府君奋然为直于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义事”[71]。处州路龙泉县人王毅，“疾恶如仇，遇有贼民吏，切齿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奸状，锄而去之。豪民制巨量以入粟，亦叱使减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为恶，时欲加害，赖上官察之，获免”[72]。从以上事迹来看，精英们对于地方民众利益的维护亦是尽心而为，对于不恤民情之政令，能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以求舒缓民力，面对侵渔百姓之奸吏豪强，亦能奋起抗争，不计个人利害。这些行动对地方社会的秩序稳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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