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和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

三、政治制度和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

随着世界范围内民主力量的壮大和统治阶级力量的相对削弱，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第一，政治制度民主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西斯统治的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战后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政体，并且在资产阶级绝对统治的前提下，在宪法中增加了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如意大利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达39条，日本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增加到31条。公民权利范围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如不仅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继承权、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而且还对公民的婚姻、家庭、儿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作了新的规定，有的国家甚至还规定了环境权、健康权、空气权和日照权。

第二，社会阶级结构复杂化。

据统计，在西方主要国家社会人口中，雇佣劳动者占劳动力人口的绝大多数，约为60%～80%，新老中间阶层约为20%～30%，资产阶级为不到5%。随着产业结构、劳动就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各阶级内部的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阶级内部明显分化成不同阶层、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在工人阶级队伍内部，传统的产业工人数量急剧下降，第三产业、新兴产业工人迅速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脑力劳动者(所谓白领工人)占劳动者总数的比重已超过体力劳动者(所谓蓝领工人)成为多数，约占工人总数的60%～95%。在资产阶级内部，大垄断资产阶级随着生产集中程度的提高而扩大。美国的超级富豪在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增加4倍多。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出现的经理资本家异军突起，成为资产阶级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政治多元化。

与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在政治舞台上，利益集团在战后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迅速发展，数量庞大。美国的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企业界圆桌会议、劳联－产联、全国教育协会、全国农会联合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英国的职工大会、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商会协会，法国雇主协会、劳工总联合会、工人力量总工会，德国工业全国联合会，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等，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处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处处可听到它们的声音。它们都不是公共性组织，不对公众负责，但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常常提出一些主张和要求，并对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游说或施加压力。正是在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很难由某一个集团垄断政府和公共政策，多党制和政府频繁更迭成为政治生活的自然状态。

第四，国家权力配置与行使法制化。

所谓国家权力配置与行使法制化就是指战后以来西方国家无论是政治决策，还是选举制度、议会制度都有法定的、可遵循的程序和规则。通常这种程序和规则是由宪法和其他法律来规定的。法定的程序一旦确定，不能轻易改变。违背或破坏法定程序，被看作是违背或破坏民主制度。

第五，政党政治制度化。

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形成以后，直到二次大战前，其法律地位与一般“社团”无异，各国宪法与法律也无特别规定。战后，政党在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提高，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支柱之一，各国普遍在法律上给政党以必要的法律地位，为政党立法成为战后发达国家立法的一个新趋势。例如，1949年5月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了政党的法律地位、组织原则和经费来源。1967年7月联邦德国又颁布了《关于政党的法律》，对《基本法》中有关政党的内容作了更完整的规定。其他西方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对政党的作用、组党条件、组织原则、党员资格、身份和活动等方面内容，也作了相应明确的规定。

第六，行政权力膨胀化。

通常，西方国家宪法都规定议会权力至上，但是，随着国家对社会全面干预的不断加强，立法权力机关越来越难于控制政府。在很多情况下，行政首脑可以绕过议会发号施令，以“行政协定”或行政命令来处理国内外事务，政府实际上已夺去了议会的部分立法权。议会对政府的监督也存在很多障碍，据战后对19个国家314届政府的调查统计，因议会否决导致政府倒台的只有34届政府，仅占10%左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国家干预的范围不断扩大；专业化、技术化要求不断提高；立法越多，执法的任务就越重，从而又导致行政权扩大，使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