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农业是人类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

一、原始农业是人类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

（一）不亚于当代“信息革命”意义的新石器革命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生产力，以石制工具为主要成分的生产资料，已开始从天然型向人工加工型、从简单制作向复杂制造迈进了。火的制造、弓箭的发明、建筑技术的积累和使用，以及人口流动的日渐增多，等等，使当时社会内部蕴藏着的生产技术革命因素日益地活跃起来，其能量终于在距今一万多年前爆发出来，把人类推进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即进入新石器时代。于是，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就将这场革命以新石器革命来命名（有学者提出，此前还经历了一个“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革命”）。同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新石器革命是以使用烧制陶器、出现原始村落，生产上使用磨光石器、经营原始农业、饲养家畜和狩猎与畜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未来学家们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使用了所谓“浪潮”的说法，认为这场以“农业革命”为特征的技术革命，是人类开创自力性食物生产、解决最基本的生活物质资料来源的伟大革命，从而树立了或形成了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标志着人类由向大自然攫取型经济走向生产型经济，这才真正地揭开了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新篇章。如果没有这第一波“农业革命的浪潮”，也就不会有往后任何的伟大革命，更不会有今天的信息革命时代。所以，就其意义来说，新石器革命的意义不亚于当代“信息革命”对后代的意义。

从具体的时代性上作判断，新石器革命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它快速地推动了原始文明的产生。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6]这个规律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发挥作用。因此，研究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研究人们“吃、喝、住、穿”什么，以及这些吃、喝、住、穿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它们以什么方式进行分配、交换和消费？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人们在获得这些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方面的工艺技术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制度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本质特征方面的差异）？因此，立足于生产技术革命的事实，对原始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研究，就不能不成为我们研究人类文明产生的独特视角。也就是说，观察物质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既是我们对整个社会文明研究的切入点，又是我们阐述原始文明基本特征的重中之重。

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人们，不论是远古直立人还是原始现代人（晚期智人），在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时，首要的方针就是“民以食为天”。在整个直立人进化的过程中，原始人们获取食物的方式是狩猎（包括捕鱼）——采集。狩猎——采集经济是天然性质的经济，人们在这种经济活动中，起初只是“有时间把另一些自然产物变成弓箭、石刀、独木舟之类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利用还不存在的生产资料来进行新的生产。”^[27]诚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这种物质资料的获取方式，与其说是人在进行生产即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既发生作用、又被支出和消耗的运动”^[28]，还不如说是自然界直接供给人们生活资料，不需要人们去“生产”它们。因此严格地说，这种完全依靠自然生长的动物和植物的经济，在形式上同动物的觅食方式基本上没有差别。但是，这个形式上看似“几无差别”的人类谋生方式，同动物的觅食活动在本质上却有着根本的殊异。其所以殊异，就是因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他们是通过使用并不断地改进工具来谋生的。诚如马克思所说，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过劳动资料起主要的作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开始制造工具的原始人类，向我们这些子孙后代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他们已经完完全全地脱离了野兽状态，完完全全地进入了人类社会的门槛。至于在“门槛”内他们何时能走到够标准的文明即“社会进步状态”，这就既要看工艺技术制度的发展水平，也要看社会关系制度的发展状况。

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先民，他们之所以能在洪荒的大自然和强大凶猛的野兽危害下，生存并发展起来，一是得力于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打制的粗笨石器和木棍等（特别是发现了火并且学会用火、保存火种之后，其作为武器、对付野兽的先进性更胜过石器与木棒），并且在生存斗争中使其社会性、意识性以及相互交流的工具——语言等人性因素，越来越发展（这些人的力量的本质表现，尽管作为一种素质性力量，在当时的发挥及其所形成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但是其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二是人类最伟大的、高出于动物的地方，就是有目的的、意识性很强的社会团队精神。他们以血肉之躯结成的社会团体，是一种更伟大的社会生产力。就是在原始社会的最初时期，人们依靠在劳动中结成的虽然还很不稳定的原始群体（游群），居无定所，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却神奇般地生存和发展起来了。当时，由于从外界获取的能量很低，人口增殖的速度极慢，同天灾兽祸作斗争的能力实在是极小极弱，其艰难程度是当代的人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以古代希腊氏族社会的情况说明，氏族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如果以一氏族为30家族或亲族计，平均一个氏族有120人（氏族名称的职能，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使它成为全体氏族成员保持对于共同世系的记忆）。几个在共同世系上有亲属关系的氏族组成胞族，往后（可能是在旧石器晚期或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时期）进一步扩大便形成部落。这种生产技术极其落后、人口很少、组织力量单薄的社会，其进化速度必然是极其缓慢的。大约在距今20万年左右，即从直立人开始向早期智人转变的时期，基于生存的压力和劳动经验的积累，人们对以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加以改进，由此开始了考古学上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革命”。此前，人类虽然逐步地学会了用火，发明了弓箭，不断地扩大了食物来源，其居住地也随之扩展到地球上人类可以到达的一切地方，并且开始了极为粗糙的原始艺术创作，为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就总体来说，人类还是十分脆弱的，其物质生活状况比动物也好不了多少；用社会性标准来衡量，人性化的程度还不很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也还比较狭窄（部落往往就是人们活动的界限），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还不很稳定，某些定型了制度还不很巩固，也不很完备。直到晚期智人产生后（特别是新石器革命开始之后），工艺技术制度的发展水平与社会关系制度的发展状况，同以往相比都出现了很大的进步，最终以具有完整的、定型的原始社会形态稳定下来，原始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过程才得以告终。促成这种社会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动力，就是产生了原始农业新的生产方式！原始农业为原始文明的形成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原始文明就是人类在这个现实的物质基础上开创的第一个社会文明。

（二）原始文明建立在开创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

我们在前面说过，紧随狩猎——采集经济之后的原始农业经济（准确地说，始初的农业经济是一种技术简单、没有灌溉、没有施肥的小园圃农业和小动物的饲养与渔猎活动），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原始狩猎——采集经济是一种天然性质的经济，人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着大自然的恩赐；而以工具与技术为先导的原始“农业革命”，则是人类开创自力性食物生产、解决最基本的生活物质资料来源的生产活动，是一场真正的、伟大的革命，是一场树立人类社会真正经济基础、标志着人类从向大自然攫取型经济走向生产型经济的伟大革命。那么，这场真正揭开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新篇章是怎样产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从生产工具的考察开始。马克思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体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9]但是，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在劳动实践中之所以能不断地进步，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因素起了主导作用。作为劳动者的人是生产过程的主体，是首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劳动者是生产工具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物质要素只有被人所掌握，只有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我们研究原始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也就必须从研究人的进化入手。就人的主观条件来说，原始先民在狩猎、采集和捕捞等劳动过程中，不仅积累了认识自然的许多经验，而且对生产工具也作了较大的改进，创制了一些更加利于劳动的工具，诸如石刀、石斧、石铲、石耜、骨锄以及木制的耒耜等，并使这种石器向小型、精细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上述这些方面，仅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有些学者认为：距今20万年前后，人类社会进步速度加快，得力于生产工具的改进，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提供了基础，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不可把两者的性质加以混淆）。进行这种“文化革命”的社会形式，是日益发达起来的氏族集团，是在天然的公有制度下进行的。与此同时，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智人对所生活于其中的外界环境的认识及其生产知识的增长，也为原始经济方式的转变即新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产生，提供了社会进步的主体条件。

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必须有一个“舞台”，特别是经济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离不开滋养他们的生态环境这个历史大舞台。古地质学的发现证明，为原始农业提供有利而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近一次大冰期的消失。在距今13000～10000年前，由于大理冰期的结束即全新世（现代）开始之际，随着更新世大多数大型凶猛动物群的绝灭和现代气候的出现，人类有了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在当今中国土地上的大部分（尤其是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动植物种类繁多，自然禀赋十分优越，这就为低地（山麓、平原、河谷、湖海之滨，等等）原始农业的产生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先生认为，大约10000年前的原始人类，“居住的低地位于（现今的）沿太行山的冀西部分，核心区在河南沿太行山和中条山一线，还包括沿泰山的山东地区及鲁东高地。”^[30]当时，游移在广阔富饶土地上的原始人群，在长年累月的采集生活中，经常无意地将采得的植物种子或块根散落在临时营地的周围，不经意地看到它们在适宜的条件下萌芽、生长。反反复复的经验告诉人们，这些生长出来的新植物同远近采集的植物一样，也是可以吃的。天长日久，居地农业（雅号“园圃农业”）就这样被发明了。这种农业的特点是刀耕火种，即用石器或其他辅助工具将森林的树木砍伐，将草木烧成灰烬，并利用草木灰作肥料，待到耕种二三年之后，地力耗尽，便移居到另一个地方垦殖，让原有的地方荒芜三五年之后，再移居回来重新开垦。开始，居地农业的收获物仅仅是一种食物的补充，人们照常外出采集——狩猎；继而使其并重。在这个变化中，由于性别分工（自然分工）的关系，妇女便成了人群食物供给的主要保障人，由此也就在人群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从考古学的文化分期来说，园圃农业的产生大约在新石器早期，人类可能刚刚进入氏族公社的繁荣发达阶段。依据对生产工具状况的划分，有些学者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火耕农业和耜耕农业。前者存续的时间，在中国相当于前仰韶文化时期，大约距今12000～8000年，或者时间更长一些；后者相当于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大约距今8000～4000年。我国现今被发现的前仰韶文化遗址有数十处之多，主要的有华北裴李冈及其相关文化，华东、华南、湖北、四川等地新石器早期遗址。在这些文化遗存中，大多发现了粮食颗粒（例如，考古工作者新近在湖南玉蟾岩早期新石器遗址中，就发现了距今12000年的栽培稻遗存）、陶器碎片以及石斧、石镰、石磨盘和磨棒，同时还有饲养的狗、猪一类兽骨，等等，反映当时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原始农业。至于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发展，更是成绩辉煌。基于地区的地形、气候、水土等条件的不同，出产粮食的种类南北已有所差异。北方大体是旱作农业，如稷、黍、麦、菽之类；南方则以稻作粮食为主；而在位于今天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地区，则盛行狩猎和畜牧业。地下考古发现的资料还证明：在整个原始农业阶段的早中期，狩猎——采集劳动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说明其经济结构不是单一的。在典型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距今约7000～4000年），从一个窖穴中就出土了数斗粮食腐朽的谷皮。在南方的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5000年），按稻谷遗存的厚度换算成现制，应该超过120吨，而且在其生产工具中骨器占了三分之二。杰出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总结我国原始农业的状况时指出：“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31]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原始农业的产生，就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历史的第一个文明时代。这个“社会的进步状态”对人类往后的历史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一，它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使劳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的生产部门，为原始社会从而为往后的一切社会发展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马克思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32]劳动者“只要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等产品的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33]也是人类生存、发展和一切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我国农业经济史学家曹贯一先生认为：“自从农业出现以后，它给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深远重大的，它使人类生活进入了文明时代。”^[34]

其二，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组织形式，加速地推进了原始社会形态制度化的过程，一个完善的规范化、定型化的原始社会制度由此确立。因为农业耕作的需要，人们的居住方式逐步从游荡走向定居，原始村落便在这些临时的或永久性的定居点上建立并发展起来。随着村落的产生，人类的社会组织不仅彻底告别了原始群或血缘家庭，而且使氏族公社进入繁荣时期，进而发展为胞族、部落等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于是，人类的婚姻制度便由以往形形色色的族内婚，变成了严格规范的族外婚。在氏族组织及其各种社会规范的有效运作中（尤其是族外婚制度的确立和氏族——部落自然发生的民主议事制度的发展），一个竖立在原始农业经济及其物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原始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原始意识形态（主要是原始宗教）便鲜明地产生了。

其三，它加速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使人类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在相对安定的定居条件和居地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婴儿的母乳喂养期延长，人类的身心健康在后天环境的发展中有了最先的起码的保证，极大地增强了人的体质，人口也随之大幅度地增长起来。定居和农业生产有利于人们对环境的观察，有利于在劳动实践中改进并进一步创造新的工具来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来满足新的需要。陶器（不论是红陶、彩陶还是黑陶）的制造、复合工具的出现、各种各样房屋的建筑以及环壕村落的建设，等等，都是在新石器时代七八千年中成就起来的。同时，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人们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比如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等），在精心观察日、月、星、辰等天文气象和水文地质的基础上，产生了最初的天文历法或者说人类的天文历法已具雏形。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也许是最初的象形文字，不少地方都有所发现。在精神生活中，人们已突破了原始禁忌与万物有灵狭窄观念的范围，建立了以崇拜太阳为中心的原始宗教，这对于日益扩大的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原始的社会秩序），其功能是极其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