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环境运动是环境哲学产生的社会推动力

1．2　现代环境运动是环境哲学产生的社会推动力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与日俱增，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日益提高。千百万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要求企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科学家、公众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大众传媒互相推动，掀起了一个席卷全球的现代环境运动。正如联合国的一份环境报告所指出的：“自从60年代末期以来，环境主义已经成为拥有广泛群众支持、兴趣大大扩充的一个运动。环境运动从仅仅关注自然环境本身，变为关注自然环境与人类状况的相互关系，并开始强调人为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以及贫穷与环境退化的关系。”^[3]

在现代环境运动兴起的过程中，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来切尔·卡逊出版的环境科学著作《寂静的春天》一书，是唤醒公众环境意识的“报春鸟”。她在书中列举了大量使用杀虫剂造成的严重污染危害，揭露了这些“可怕的化学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开始威胁着我们的整个大地了。滥用杀虫剂的结果，不仅危及许多生物的生存，而且正在危害人类自己。卡逊提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如果环境问题不解决，本来生机蓬勃的春天将会不再有鸟叫，变得一片“寂静”，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此书以崭新的环境意识轰动了欧美，成为现代环境运动勃兴的助推器。

由于经济与技术发展引发的环境灾害日趋严重，公众环境意识普遍觉醒，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动，迅速促成了西方乃至全球的现代环境运动。美国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之下，1969年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技术性和政治性的政策出台必须进行环境分析。1970年4月22日，美国发起了首次“地球日”环境保护运动，全国各地有2 000万人参加。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群众性环境运动风起云涌。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事环境运动的许多非政府团体和组织日益壮大，奉献和投入的精神日益高涨，在许多国家已造成重大的影响。随着环境运动的发展，环境主义逐步深入到经济、科技和政治领域，德国、瑞典、荷兰、智利等许多国家出现了“绿色”政党。专家与政府、企业的决策人员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科学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环境运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发达国家，妇女往往成为环境保护的开路先锋。各种形式的大众传媒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对环境灾难事件的报道的自觉性不断提高。科学家、民众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新闻界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全球环境问题的公共意识，从而产生政治压力，促使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

现代环境运动主要以游行示威、静坐抗议、舆论宣传等非暴力的方式进行。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正式成立。这一国际组织的宗旨是通过与造成环境污染的公司及政府当局直接对抗的方式，保护濒危的动物，防止滥用环境资源，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这一组织采取实际行动寻求保护濒危的鲸和海豹免遭猎杀，阻止倾倒有毒化学废物与放射性废物入海，反对核试验，受到各国群众和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关注，在敦促控制滥用环境资源的国内和国际管理机构制订合理的管理办法过程中，有时相当成功。“绿色和平组织”不仅以实际行动投入环境保护，而且通过舆论宣传全新的环境价值理念。1976年它在《相互依赖宣言》中指出：“地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学会像尊重我们自己一样尊重它；正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必须爱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它提出的环境科学三大原则是：“1．一切生命形式都是互相依赖的；2．生态系统稳定性取决于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3．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所有生命系统的生长也是有限的。”^[4]

现代环境运动有众多科学家和科学团体参与，为这一全球性群众运动的长期深入开展给予关键性的知识与智力支持。以研究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著称的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初成立后，立即组织各国著名科学家、各领域的专家对经济技术发展与环境危机等重大问题着手宏观研究，提交了一系列对环境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报告。1972年，米都斯等人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用大量的参数表明，不惜一切代价去求取经济增长，那是得不偿失的。这样的增长注定要从自然界和人类两个方面都达到极限，从而引起灾难性的冲击。报告指出：“每天不断的指数增长，使这个世界系统更接近增长的极限。”人类应当从现在起“开始有控制地、有秩序地从增长过渡到全球均衡。”^[5]1974年，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等人的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根据大量的科学分析直接提出，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全球的“整体性”和地球的“有限性”，走“有机增长”的道路。报告告诫人们：“只要不想自杀，人类将面临其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必须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接受关于人的新概念，即把人类看作是一个具有生命的全球系统。”这一报告特别提出：“必须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这应导致产生一种与正在到来的匮乏时代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感觉，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6]1981年，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贝切伊（又译佩西）在其报告《未来一百页》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只有明智地运用各种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人类才可摆脱危机，创造新的未来。报告强调指出：“承认经济与生态之间内在的相互依赖是十分重要的”。“物质资源的逐渐减少，要求人们最有效地运用，以求全球经济发展取得协调”。“我们对经济的概念必须包括：有效地利用资源和提高其实用价值和保护一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要用适度消费的道德观代替过度耗费的神话”。“在人类社会中动态性平衡的客观规律，必须代替单纯增长性的客观规律”。“由于这些自然界的自我调整体系的能力已趋减弱，在人类社会中必须发展自我调整。”^[7]这些全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对人们常常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现代环境运动由于有广大民众和广大科学家的自觉参与，不仅推动了各国政府和议会的环境立法，而且促进了国际环境保护联合行动。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的委托，英国经济学家巴巴拉·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斯在来自58个国家152位专家的参与下，为199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提供了名为《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的实际背景材料和基础观点。此书不仅从整个地球的前途出发，而且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全面探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只有一个地球》指出：“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的生命系统。……这个地球难道不是我们人世间宝贵的家园吗？难道它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都倾注给它，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8]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世界各国达成了基本而广泛的共识，开始把环境问题摆上了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统筹考虑，寻求一条健康协调发展的道路。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阐明了人类保护环境的7项原则和26条共同信念。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中具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宣言还对可再生资源、野生动物、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防止有毒物质对环境的污染，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措施，筹集资金改善环境，促进国际范围内的环境问题研究与合作等等，提出了全面的建议。这一宣言是现代环境运动发展的里程碑，是全人类环境意识升华的新标志。

如果说人类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从人的“生死之忧”、“生存还是毁灭”这一终极之思上促进环境哲学的诞生，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现代环境运动则是从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探讨“人类怎样才能摆脱生存困境”、“如何才能使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地发展”。现代环境运动带有“后现代”的性质，凸显了人类开始认真反思崇拜科技进步的经济发展，不顾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平衡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康芒纳在1974年出版的《封闭的循环》中指出，现代新技术的应用加剧了环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9]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调整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价值目标，遵循生态规律的要求，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现代环境运动是人类面对困境的积极奋争，是“知”和“行”的统一，思想和活动的结合。它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是生气勃勃有着广泛基础的社会历史实践。环境哲学正是为了满足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实践对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思想需求应运而生的新型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