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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转变为拯救者主要有一下几点理由

时间:2022-09-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根据柏拉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哲学家担心纯化了的灵魂被重新污染。从哲学家作为拯救者来看,柏拉图在正义的一般意义的基础上赋予了正义具有神圣使命的特征。柏拉图所理解的正义特别是对哲学家的正义要求而言,不仅在于不伤害他人,更重要的在于给予每个人以有益于其灵魂的东西。

一、哲学家转变为拯救者

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众囚徒的解放依赖解放者,而这个解放者是由哲学家转变而来的。困境中的囚徒的某个人走出洞外,认知了世界的本因,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但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处在洞外研究哲学;另一种是下到洞内,传达真和善的知识,冒着被囚徒同伴杀死的风险,启蒙同伴,使他们获得解放。事实上,柏拉图在受过教育者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徘徊不决,试图把哲学的理论研究生活与哲学的道德实践生活、政治实践生活关联起来。如此安排的结果必然要导致哲学家下到洞内或回归社会,在洞内建立正义城邦,而不是把囚徒带出洞外;如此安排,也暗含着人即使是超凡脱俗的哲学家也根本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独立生活,必然要为社会这个“洞穴”所牵扯。因此,对哲学家来说,要么做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哲学研究家,要么做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哲学实践家,除此而外,别无选择。对哲学家况且如此,那么,在洞内的众囚徒们也只有生活在社会洞穴之中了。如此一来,哲学家个人的事业、哲学家拯救活动的性质、结果和目标都因社会洞穴这一基本限制而被规定。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藩篱,这一藩篱也给柏拉图政治哲学做了最基本的安排;这似乎又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诅咒,促使柏拉图政治哲学发生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促使柏拉图理念论发生转变的一个因素。

哲学家转变为拯救者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使哲学家放弃单纯的哲学求知生活。然而,走出洞外成为哲学家的个人“会宁愿吃苦也不愿再过囚徒的生活”[13],或者说,宁愿选择成为吃苦的哲学家也不愿去成为洞穴中的统治者。根据柏拉图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哲学家担心纯化了的灵魂被重新污染。在柏拉图看来,洞穴类如坟墓,是肉体生活、习俗生活和现世生活,而现世的习俗生活是一个大染缸,能败坏人的天性,尤其能败坏天真无邪的儿童的天性。走出洞外的哲学家摆脱了因感性生活所产生的虚伪骄妄而重新恢复了纯真朴素的天性,因此,现世的习俗生活也自然很容易败坏凭天性生活的哲学家的良好品质。

其次,因为在哲学家看来,他的生活是自足的,是超越了习俗生活之上的更高级的生活,是真正的求知的精神生活,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他不愿放弃这种生活。柏拉图说:“他(指哲学家,作者注)会像荷马所说的狼那样,宁愿活在世上做一个穷人的奴隶,一个没有家园的人,受苦受难,也不愿再和囚徒们有共同的看法,过他们那样的生活”[14]。这也是多数古希腊哲人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基本观点。亚里士多德就把人的幸福理解为两个层次:感性幸福和理性幸福,认为理性幸福就是求知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他说:“理性的沉思的活动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这种愉快增强了活动),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在对于人是可能的限度内)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人的最完满的幸福,如果它被准许和人的寿命一样长久的话(因为幸福的属性中没有一种是不完全的)。”[15]

最后,哲学家有所顾虑。哲学家是正义之人,求真之人,是认识到至善理念之人。洞穴居民只看到制造物的影子,他们按其对正义和崇高事物的意见来理解他们所知觉到的东西。哲学家反对和蔑视的东西,恰恰是洞穴居民们所热衷于竞争的东西;哲学家们所坚持的东西,恰恰为最优秀的洞穴居民所激烈地反对。哲学家用真理不可能说服大众;如果要说服大众,只好使用欺骗;哲学家是避免欺骗其同胞的,大众也不可能用意见说服哲学家。所以,哲学家与洞穴囚徒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两者不可能一致的真正原因。这是谬误与真理的对立,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柏拉图为什么赋予哲学家以拯救者的使命。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这应被理解为基于哲学家善良天性和理性智慧的必然归宿。这是出于,哲学家不得不强迫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与社会必须选择哲学家来作为拯救者这两个方面的统筹考虑而做的唯一选择。正义城邦的每个人都做其天性最适合的工作,正义的人就是其灵魂的每一部分都做好各自工作的人。灵魂的最高部分是理性,这部分不能做好工作,其他两部分也就做不好工作,所以只有哲学家才真正是正义的、最能做好本分工作的人。就哲学家是唯一正义的人而言:尽管他的生活是自足的、真正自由的,但哲学家是正义的人也包含下面的规定:他为其同胞及城邦服务,遵守社会的法律,承担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因此,必须赋予哲学家以拯救者的使命。

从哲学家作为拯救者来看,柏拉图在正义的一般意义的基础上赋予了正义具有神圣使命的特征。由此,正义不仅是出于灵魂的本性,而且也来自社会责任使然;要考虑合乎天性与动机善良,也要考虑社会责任与后果有益。来自后者必然具有强迫的意义。哲学家服务于其城邦,不像其追求真理那样是出于自然倾向和爱好,而是出于强迫。柏拉图所理解的正义特别是对哲学家的正义要求而言,不仅在于不伤害他人,更重要的在于给予每个人以有益于其灵魂的东西。这种给予的一种情况是出自给予者的兴趣,另一种情况是这种给予出自义务。哲学家的拯救行为是义务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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