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礼制研究的几点观察

三、唐宋礼制研究的几点观察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礼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礼制是其中最精致、最具表演性的一面，对宣扬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结构都是至关重要。在《新唐书·礼乐志》的序言中，欧阳修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言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根据他的理解，夏商周三代推行以礼治国的统治方式，“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这就是所谓的“治出于一”；三代以后，以礼治国和以政治国并存，这就是所谓的“治出于二”，其中“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礼乐有逐渐边缘化的趋势。^[140]不过，若以此说明礼乐制度在帝制时代不再重要，又不符合欧阳修的本意。儒家厚古薄今，将三代视作理想社会，把三代以后看成礼崩乐坏的不完美世界，这是儒家士大夫的思维定势。但是，这种对现实的批判，并不意味着礼制在三代以后变得不重要了，相反，各种史书记载礼制内容之多，官僚士大夫对礼制问题有分歧时辩论之激烈，足以说明礼制在帝制时代依然事关重大。陈寅恪认为：“旧籍于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于少数特殊阶级。……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141]正是因为有这种同情之理解，陈寅恪为隋唐礼制研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近年来刊布的大量论著，更是充分证明礼制在唐宋时期的重大作用，以及礼制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通过对唐宋礼制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领域的发展概况。过去，学术界对礼的研究集中于三《礼》学，研究取向是经学式的，以礼仪制度为对象的历史学研究比较欠缺。近三四十年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礼制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些研究成果正在日新月异地推进礼制研究的前沿，充实和丰富礼制研究的内容、方法。

从课题看，唐宋礼制研究已有成果的涵盖面非常广。正如前文所述，西晋以后，国家礼制采用《周礼》的观念，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类。唐宋时期五类礼仪都有重要的个案研究成果刊布，尤其是吉礼、凶礼和嘉礼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尽管史料缺乏，军礼和宾礼的研究也已有重要成果出现。除了五礼制度的个案研究外，还有不少综合性的研究，其中以礼典、礼书为中心的讨论是主要的研究路径，礼仪空间和礼仪机构的讨论也丰富了唐宋礼制研究。

从研究方法看，除了陈寅恪采用政治史的研究路径来探寻隋唐礼制渊源外，唐宋礼制研究的主流是采取制度史研究的路径，深入礼制内部，考察其功能、流变。当然，在制度史研究路径下，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唐宋礼制。例如，在《玉帛之奠》中，魏侯玮引入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理解唐代的礼制和象征性事物，例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合法性（legitimacy）、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的广泛性支持（diffuse or indirect support）、Amitai Etzioni的范性服从（normative compliance）等概念。甘怀真的礼制研究力行“经典诠释”的方法，所谓经典诠释，就是将儒学看作一种政治论述，研究“历史中的行动者如何理解其所处的历史脉络，根据其意志，并受其策略影响，对于具有共识的儒家经典，作出‘经典诠释’”。^[142]他通过礼制、礼学研究，探讨了儒家经典诠释与建构政治秩序的关系。

在唐宋礼制研究的开展过程中，有来自海峡两岸、日本、欧美的学者投身其中，这也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国际性。一般来说，虽然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历史都有研究，但是因为不同的学术训练背景和问题意识，关注的问题其实各有侧重，不容易聚焦于同一个研究领域。然而，唐宋礼制研究的情况却不一样，尽管有各自的学术关怀，但是这些学者都意识到了礼制研究的意义，共同参与了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塑造。例如，陈寅恪的隋唐礼制渊源研究意在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中古时代虽然在政治上深受外来种族影响，但是在文化上最终还是以本土化为归宿。金子修一的郊庙礼制研究，着眼于探明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特质。高明士的释奠礼仪研究，是其探讨东亚教育史的重要环节。麦大维的唐代礼制研究作为其唐代儒学研究的一部分，重在强调唐代儒学有其自身发展特色，不应以后世获得胜利的程朱理学书写的道统谱系来衡量和评判唐代儒学。雷闻的隋唐国家祭祀研究，则是肯定其宗教性，反对把它看作与民众个人宗教信仰脱节的纯粹官方仪式。吴丽娱以丧葬制度研究为切入点，考察唐宋整体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发展。宋代赐额、赐号政策的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多在于地方社会。这些拥有不同学术背景、问题意识的学者通过自己的论著，推动了唐宋礼制研究的深入开展。

如果以唐宋为一个时间单元，我们可以看到，礼制研究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取得了极大进展，但是如果只看断代的话，会发现朝代间礼制研究的不均衡现象。唐代礼制显然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优于五代、两宋，可以说在帝制时代各断代中，唐代礼制受到了学者最多的关注，在研究成果上领先于其他各朝代。相比之下，无论在论著的数量上，还是在开拓的议题上，五代和宋代的礼制研究都还有欠缺。如果说五代礼制的研究状况受制于史料稀少的话，那么宋代礼制的研究空间还非常宽阔。对宋代礼制研究来说，可以讨论的议题一点不比唐代少，原始史料的丰富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未加以充分利用，因此宋代礼制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无论是采取断代研究，还是采取跨朝代研究，都将有助于宋代礼制研究的推进，挖掘其中丰富的议题和史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