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理论的失灵与国际关系普遍理论的终结

一、宏大理论的失灵与国际关系普遍理论的终结

早期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论深受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力图建立一个理解整个社会结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的体系，或曰近代思想史上存在久远颇为恼人的“霍布斯问题”（Hobbesian problem），也就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41]。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贯穿了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史。1937年，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专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帕森斯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能解释所有人类行动的理论体系，社会学界将其的结构功能主义称之为“宏大理论”^[42]。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对宏大理论的尝试，历经了从威尔逊主义、卡尔主义、摩根索主义一直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众多思想家，他们抓住战争的原因和和平的保障以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如何可能之类的问题，试图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学派尽管争论激烈，大多都涉及一个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如何可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对“霍布斯问题”的不同回答。然而，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没有就这一问题得出满意的回答，要么只能部分解释历史，无法预测未来；要么提出的理论很快就被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所证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几乎所有的理论流派都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更没有准确预测“冷战”的迅速终结。面对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各种宏大理论的研究纲领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迄今为止尚未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首先，现实主义路径的“悲剧视野”，导致现实主义对全球化时代新政治的漠视和无所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路径（realpolitik approach）是一种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世界观，它恪守国家中心的立场，强调权力及其精确计算，严格遵循国家利益（特别是以权力规定利益）至上的逻辑，相信实力导致权力^[43]。现实主义的学术追求基本上静止在“均势和平论”以及通过自保、联盟、威慑等手段实现安全保障上，总体上认为人类弱肉强食的竞争格局不可能发生改变。基于此种保守的立场，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都承认，尽管看上去权力政治是不道德的，但是在限制敌手的行为方面运作得一直不错。至于非国家行为体、国家之间因为交流而增加的互信，是靠不住的。不少的现实主义学者对信息革命也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不幸的是，他们的理论回答仅仅是把信息革命的成果作为巩固权力政治的补充，而没有对权力政治本身进行修正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把社会发展为我所用而非自己调整适应社会发展的思维路径，因此在理论追求上是反历史的，在结论上也必然体现为文明社会发展的反动。其基本逻辑是强调运用国家的权力对信息的存储和流动进行严格的控制，通过严格的编码对信息进行封锁，以获得所谓的信息权力，就如同“重商主义者”强调权力对财富的控制一样。比如1986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舒尔茨在斯坦福大学巴黎校友会上就信息革命发表演说指出：“信息是我们新的国际标准，财富将根据信息传播的情况增加或减少。信息革命正在……改变国家之间财富和实力的对比。”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1986年就提出了著名的“知识结构权力”的问题。就此，我国一些学者也明确指出：“信息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信息力是综合国力的主力。”^[44]具体到军事领域，认为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信息战，战争的一方可以通过摧毁敌方的信息系统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信息战的典型代表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见，现实主义的路径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不可能走出权力竞争的轨道，注定其不能摆脱历史循环的悲剧前景。文明冲突论就是一个例证。

其次，自由主义的创新精神使得其对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国际关系研究捷足先登，但过分注重价值理念的实现使其无法有力地化解来自传统力量的抗拒。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自由主义的路径一直担负着为国际关系提供目标、进行理念导航以及提出具有创造性前景的艰巨任务。从19世纪的“曼彻斯特信条”到20世纪初的“威尔逊主义”创立的“国际联盟”，从20世纪中叶大国集体安全造就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复合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理论造就的欧洲联盟和世界贸易组织，无不昭示着历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杰出贡献。自由主义者在默默无闻中缔造世界和平前景的努力，与现实主义者站立在国家战略和军事冲突的潮头指挥千军万马的镜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正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创新精神，使得他们比现实主义者更好地跟上信息社会发展的步伐，因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理念和设计。1990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理论”，认为“信息正在变成实力”，“对新的信息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实力手段”^[45]。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自由主义者则更加提出了制度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国际制度改造国际社会的历史使命。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路径对信息社会的反应存在诸多理论上的缺陷，使得实现的理论成果十分有限。这些缺陷主要表现为：过分注重国际经济方面的联系和互动，对信息空间强调得不够；尽管意识到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价值，但还没有准确把握住非国家行为体的客观基础，将其定位为跨国联系的层面显得十分勉强等。总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由于处于和现实主义路径的争鸣之中，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和现实主义有一些合流，在理论框架、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一些融合的倾向^[46]，在分析全球政治的时候更多地从国家的角度进行研究，进而限制了自由主义路径对全球政治的深层关注。

另外，非主流学派的“挑战使命”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全球政治以更多的考虑，但是其批判的使命本身限制了建构的潜力，以至于在全球政治的宏大理论建构问题上虽不能说毫无建树，至少没有什么标志性的成果。因此，宏大理论的研究几乎无法对全球政治研究产生实质性的成果，由此宣告了在全球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宏大理论的终结，对于全球政治的研究还必须寻找新的方法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