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的困境:基于理性选择的路径

第三章　国家自主性的困境:基于理性选择的路径

作为目标驱动的行为体，国家在一定的环境中会将自己的偏好转换成公共政策。国家自主性反映了国家行为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与其自身的偏好之间的一致程度。随着行为体特点的变化和环境特点的变化，国家行为体将自身偏好转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也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自主性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量。作为国家自主性概念的早期阐述者，西达·斯考切波曾指出:“国家自主性并非任何政府体系的固有特征，它既可以获得，也可以失去。”^[1] 斯考切波正确地指出了国家自主性的可变性。但是，国家自主性作为一个连续变量并不适合用非有即无的二分法来刻画，而是会沿着连续谱从弱到强或者从强到弱地发生变化。

在理性选择的路径下，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战略互动的结果。作为战略互动的两个成分，行为体和它们所处的环境必须区分开来。^[2] 行为体最重要的特点是行为体拥有自己的偏好，而环境最重要的特点是制度对行为体互动的约束。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偏好和制度对政治结果都很重要。行为体的利益是预先给定的，由此这些行为体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偏好。这些偏好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政治博弈，进而塑造了政策选择。但这些行为体都是在给定的一组制度下运作的，制度会使某些行为体的偏好更容易实现，而使另一些行为体的偏好更难实现。正如海伦·米尔纳所指出的:“行为体的偏好决定了可能出现的可行结果的范围，而制度决定了在此范围内实际的政策选择。”^[3] 作为一种反映政策选择的指标，国家自主性是行为体偏好和政治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自主的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具有自己的利益，从而产生了自己的政策偏好。由于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并不仅仅反映其他行为体的利益，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偏好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完全一致时，国家行为体偏好的实现会自动促进非国家行为体的偏好的实现。作为目标导向的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不会反对和抵制国家行为体将自身偏好转换成公共政策。因此国家可以无障碍地实现自身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制度会使哪些行为体的偏好更容易实现，制度都不会影响最终的政策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行为体的偏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偏好是不一致的或者不完全一致的，国家行为体偏好的实现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某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就会以某种方式反对或抵制国家行为体将自身偏好转换成公共政策。但并非所有的反对或者抵制都削弱国家自主性。能否阻止国家行为体将自身偏好转换成公共政策，将取决于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使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偏好更容易实现，由国家偏好所界定的国家自主性就会遇到困境。

表3.1　国家自主性面临的三种困境

根据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制度结构，国家自主性会面临三种不同形式的困境，即否决困境、承诺困境和动员困境，如表3.1所示。当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利益分配上的偏好不一致时，如果非国家行为体成为政治制度中的否决者，国家自主性会遇到否决困境。当国家行为体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不一致，而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与国家行为体的长期利益一致时，如果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在政治制度中不会受到制约，国家自主性就会遇到承诺困境。当非国家行为体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不一致，而国家行为体的利益与非国家行为体的集体利益相一致时，如果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在政治制度中受到制约，国家自主性就会遇到动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