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的理性主义模型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制度的研究就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正如卡赞斯坦、基欧汉和克拉斯纳三位学者共同指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推理论述，并且借助博弈论的工具将这些论述发展成为理论模型。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号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加强了这一理论的吸引力。[56] 有趣的是，当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兴起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制度置于研究议程的中心时，国内政治却没有因为“颠倒的第二意象”议程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扩散而进入国际制度理论的分析视野。新自由制度主义及其论战对象新现实主义都是体系层次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两者都认为国家是世界政治中的关键行为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理性的。[57] 基于与新现实主义论战的需要，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家视为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在“正的第三意象”下专注于分析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从而将国内政治基本排除在国际制度的理论研究之外。自《霸权之后》出版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重要的几部理论文献——如《法律化与世界政治》、《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和《国际组织中的授权与代理》——主要集中在国际体系层次上探讨国际制度的形式和设计问题。[58] 正如贝思·西蒙斯（Beth A.Simmons）和利莎·马丁（Lisa L.Martin）在回顾国际制度研究时所指出的:“由于理性主义将其研究议程定位于论证制度的重要性以便回应新现实主义的挑战，国内政治的作用被忽视了。”[59]
当然，理性主义在发展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一般性概念框架上并非乏善可陈。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理性主义主要是从正的“第二意象”出发来分析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1988年发表的论文以及他与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合编的文集《双面外交: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提供了“双层博弈”的路径。[60] 但这一路径强调的是国内政治对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层次上议价能力的影响，而没有关注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果。而且，“双层博弈”属于一种隐喻，并非具有明确因果机制的理论。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则试图在“双层博弈”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理论模型。在1997年出版的《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书中，她检验了国内偏好结构、信息分布和政治制度对国际合作的影响，[61] 但也没有反过来探讨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这样，理性主义的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研究主要沿着“正的第三意象”和“正的第二意象”来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这个属于“颠倒的第二意象”议题。直到最近十几年来，理性主义才回到这个研究领域，提出了议题联系模型、成员条件模型、社会动员模型和行政主导模型来解释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的因果机制。
一、议题联系模型
议题联系（issue linkage），即通过政策手段将不同的议题联系起来。[62] 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将议题联系策略称为“战术性联系”，即国家引入议题联系策略是为了获得额外的筹码或杠杆，以此来获得限于单个议题的谈判所无法获得的收益。[63] 罗伯特·基欧汉在发展他的国际制度的功能理论时，将议题联系作为国际制度约束国家行为的一种重要机制。根据基欧汉的理论，由于各国政府间存在多重的议题和多重的联系，违约行为不只影响这个制度所调节和管理的议题的行为，而且更会影响同属一个网络中的其他议题中的行为。如果其伙伴国在其他议题上采取报复，那么它就要把这种报复给其带来的损失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64] 这样，议题联系通过增加违约行为的成本促进了国际合作的实现。
作为基欧汉的学生，利萨·马丁进一步用可信性的逻辑解释了国际制度在多边经济制裁中的作用。在多边经济制裁中，往往有一个国家扮演了制裁发起国的角色。这个国家为了说服其他国家与其合作，需要做出关于制裁的可信承诺。在马丁看来，国际制度有助于制裁发起国做出可信的承诺。“制度可以将不同议题联系起来，向其成员提供扩散的乃至十分具体的收益，从而有利于制裁发起国建立策略性的议题联系。一旦制度成员同意施加制裁，违背协议将会威胁到制度所提供的其他收益。同样，在制度中发出的威胁或者承诺直接关乎制裁发起国的声誉。”[65] 因此，在国际制度框架内的多边制裁增加了制裁发起国的可信性，强化了其他国家参与合作的动机。
基欧汉和马丁阐明了议题联系对国际谈判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作为马丁的学生，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将议题联系的逻辑进一步延伸到国内政治中。在2003年出版的《食物战与自由贸易》一书中，戴维斯探讨了制度化的议题联系对国内贸易政治的影响。贸易自由化不仅是国际关系的问题，更是国内政治的问题。当贸易自由化面临强大利益集团的反对时，既有的贸易保护政策很难改变。戴维斯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的研究表明，制度化的跨部门联系促进了自由化。[66] 如果没有很强的议题联系，农业院外集团的游说力量和农业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将会加强维持现状的保护政策。但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将农业议题和工业议题联系起来，增加了谈判的利害相关者，改变了国内利益聚合的方式。由于将跨部门议题联系在国际谈判中制度化为“一揽子交易”，工业出口利益集团为了获得自由化的收益增加了反对农业保护的游说活动，农业政策共同体外的政治家和官僚也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国际谈判结构是影响国内政策结果的一个主要因素。 [67]
二、成员条件模型
议题联系一般用于国际谈判。正如戴维斯所分析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既可以像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那样建立制度化的议题联系，也可以像亚太经合组织（APEC）那样建立非制度化的议题联系。[68] 但总体而言，与正式的国际组织相比，即使制度化的国际谈判也是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国际制度形式。作为一种科层制组织，正式的国际组织自身具有动力来影响成员国或者申请加入的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公共政策。在对成员国提供项目援助或者吸收新成员加入时，正式的国际组织往往会提出一系列约束条件。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分析了国际组织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对一项国家政策的成本—收益的影响。[69] 简单地说，作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体，国家将对国际行为体施加的奖励和制裁予以回应。
詹姆斯·弗里兰（James Vreeland）根据“条件性”的逻辑解释了一些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原因。在2003年出版的《IMF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弗里兰指出，将国内经济改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联系起来会减少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改革的阻碍，因为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不仅会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还会向国际贷款者和投资者发出消极的信号，经济改革的反对者将会因此承担相当的成本而不得不做出妥协。[70] 行政机构可以通过这样的国际化路线成功地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种经济条件性的影响相对容易衡量，比如经济绩效指标、政策实施和项目完成的措施等。但是，欧盟等国际组织对申请加入的国家提出了包括民主、法治、人权等在内的更为宽泛的政治条件。虽然这种政治条件性的影响不易衡量，但其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朱迪思·凯利（Judith Kelley）以东欧转型国家的少数族群政策的变革为例说明了国际组织的这种影响。[71] 尽管欧安会和欧洲理事会所倡议的国际规范引导了东欧国家族群政策的内容，但只有在欧盟提出了成员资格的条件后，这些国家的族群政策才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凯利由此发现，国际组织如果单独使用社会化方法很少能改变国家行为，而就成员资格所施加的条件性在改变国家政策上更有效，即使政策变革遇到国内行为体的强烈反对。一方面，如果条件性所带来的报偿足够大，政治行为体即使没有接受规范也会改变行为。另一方面，决策者也更容易运用外部压力来向选民论证其政策变革的合理性。因此，“随着成员国国内反对力量的增加，国际制度将更有必要运用成员的条件性来改变国家的行为。” [72]
三、社会动员模型
国际制度可以将议题联系结构化或者提出成员资格的条件来影响国内政治。在贸易、货币等领域中，由于物质收益相对容易计算，决策者比较容易在不同议题之间确立联系，也容易确定“条件性”的衡量指标。但是在人权和环境等领域中，决策者很难将人权和环境政策和其他领域的政策真正挂起钩来，也难以准确衡量“条件性”的指标。世界贸易组织中关于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的持续争议反映了此类议题联系的敏感性与复杂性。在没有议题联系导致的国际压力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内的政策结果呢？理性主义者在探讨遵约问题时发现，国际制度可以为国内的社会动员提供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社会动员是利益聚合的一个主要渠道，特别对于弱势集团来说，只有动员起来才可能为自己提出权利要求。通过对国际制度的战略性运用，弱势集团可以更有效地动员起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戴欣媛较早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73] 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她在2007年出版的《国际制度与国家政策》一书中提出国际制度可以通过两种渠道来影响国内选民的计算。首先，国际制度能够增强偏好遵约的社会集团的力量。比如，通过将遵约条款写进国际协议并将这一信息直接或间接提供给违约行为的可能受害者，国际制度有助于增加支持遵约的集团人数。其次，国际制度可以便于选民监督政府。例如，国际制度可以公布遵约的有关信息，使国内集团和公众更容易了解国家遵约的情况。这样，国内集团可以经常运用国际制度提供的信息来动员支持和合法化目标。[74] 特别是对那些违约行为的国内受害者来说，他们的利益往往不能为本国政府所代表，而维护其利益的国内路径也非常有限。因此国际制度即使是弱的，也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75] 比如在人权和环境领域中。由于受害者和国家的利益有时是不一致的，受害者或者非政府组织动员起来不仅改变了弱势群体的地位，也推动了政府对国际条约的遵守。
同样在理性主义的框架内，贝思·西蒙斯专门考察了国际人权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鉴于既有理性主义理论在解释国际人权制度上的不足，她在2009年出版的《为人权而动员:国内政治中的国际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遵约的国内政治理论”。简言之，“如果条约可以使具有不同权利偏好的个人、集团或国家的某个部分获得权力，而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这些行为体将不能获得同样多的权力，那么条约就会具有因果意义。”[76] 国际人权条约不仅影响行政部门的议程设定和法院的诉讼，而且对权利要求者发动社会动员具有重要的价值。在资源动员理论的支援下，西蒙斯提出业已批准的条约会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来增加社会运动成功的概率，从而有助于权利要求的实现:第一，条约的批准意味着政府事先做出了接受权利要求的承诺。第二，条约的批准可以扩大社会联盟的规模。第三，条约增加了联盟可以获得的无形资源。第四，条约扩展了联盟为确保其权利实现而运用的战略选择范围。 [77]
四、行政主导模型
无论是议题联系模型和成员条件模型所强调的国际压力，还是社会动员模型所强调的社会压力，归根到底还是政治体系所“输入”的要求。作为“输出”的结果，公共政策是由政府、特别是行政机构制定的。但行政机构并不是“输入”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具有自身偏好的行为体。行政机构由于对外代表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上比在纯粹的国内事务中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构会运用国际制度来达到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目标。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体系中，行政机构实现自己目标的主要障碍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权力制衡，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偏好有可能与行政机构的偏好不一致；另一个是周期性选举导致的政府更迭，在这种情况下下届政府的偏好可能与本届政府的偏好不一致。理性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影响国内政治的结果。
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偏好经常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构会运用国际制度来克服立法机构的反对。比如在美国，虽然总统在对外使用武力上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宪法赋予国会在对外使用武力上的最终决定权。对于寻求再次当选的国会议员来说，对外人道主义干预属于高风险、低回报的政策。这样，当总统试图发起对外人道主义干预时需要克服国会的反对意见。肯尼思·舒尔茨（Kenneth Schultz）提出在此过程中国际组织的卷入可以使总统获得两大好处:其一是通过强化合法性和责任分担的预期来增加公众对人道主义使命的支持，进而增加行动的预期价值和软化某些国会议员的反对立场；其二是对国际组织的承诺增加了总统在面临国会反对时的后退成本，进而使国会阻止总统行动的预期可能性下降。 [78]
在贸易政策上，美国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偏好也不尽一致。克里斯蒂娜·戴维斯在2012年出版的《为何裁决？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贸易规则实施》一书中也基于立法—行政关系解释了美国为何频繁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立法机构的偏好更接近于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偏好，而行政机构则对外交关系高度敏感。当政府达成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国际协议时，立法机构并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外国谈判对手的对抗还是本国政府的失职造成的。如果立法机构怀疑政府实施贸易协议并提供市场准入机会的意愿，就不会授权行政机构展开国际贸易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作为一种承诺工具可以增强政府承诺的可信性。戴维斯由此指出:“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代表了行政机构发出昂贵的信号来展示对推动市场准入的承诺。” [79]行政机构通过向世界贸易组织公开起诉贸易伙伴，对自己的行为施加了很高的成本。这种高成本的贸易战略使立法机构更容易相信行政机构实施贸易协议的承诺。
国际制度也可以通过增加事后成本的方式来增强现有政府政策的不可逆性。劳埃德·格鲁伯（Lloyd Gruber）提出，超国家制度限制了下届政府修改本届政府所达成的国际协议的能力，因为超国家制度的根本性改革需要很高的门槛，即使新的倡议进入决策程序也只会限于次要问题或者对既有条款的解读问题。[80] 比如在法国，中右政党一般强调低通货膨胀，而社会党则具有扩张性货币政策偏好。随着社会党在即将来临的法国大选中取胜概率的增加，属于中右阵营的德斯坦总统在欧洲货币体系的设计中推动建立超国家性质的治理结构，以防止欧洲货币合作因法国下届政府的偏好变化而走向倒退。[81]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在考察战后欧洲人权机制的起源时则发现，主要的倡导者既非大国，亦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和跨国倡议网络，而是当时新出现的民主国家的政府。在这些国家民主政体尚未巩固的情况下，授权给国际人权机制可以“锁定”未来的政府，增强现有制度和政策的可信性。[82]
五、既有解释的不足之处
近十几年来，理性主义开始沿着“颠倒的第二意象”，系统地探索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的因果机制。理性主义者所提出的议题联系模型、成员条件模型、社会动员模型和行政主导模型分析了国际制度为国内行为体提供了哪些激励，以及这些激励如何塑造了对制度的选择和在制度下的行为选择，从而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提供了清晰的微观基础。议题联系模型主要围绕着是否建立议题联系和议题联系是否制度化，来阐明国际谈判的不同结构对国内政治的不同意义。成员条件模型说明了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如何改变成员国或准成员国的成本收益计算，从而推动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变革。社会动员模型则更关注在缺乏制度化的议题联系和易衡量的成员条件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如何成为弱势集团进行社会动员的战略工具。行政主导模型则说明，即使拥有政治权力的行政机构也会在其偏好与其他政治行为体的偏好不一致时求助国际制度来达到其政治目标。如果说议题联系模型和成员条件模型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选择对国内政治的重要性，那么社会动员模型和行政主导模型则分别突出了国内社会行为体和国内政治行为体在制度选择上的微观动机。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的这四个模型也不是彼此排斥的，比如克里斯蒂娜·戴维斯关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实际上已将议题联系与社会动员连接起来，而詹姆斯·弗里兰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济改革的研究则将成员条件与行政主导连接起来。这些文献的积累为本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其不足之处也为本书对既有理论解释的拓展和超越留下了空间。
首先，理性主义所提供的上述解释没有充分考察国家行为体在参与国际制度上的国内政治动机。无论来自国际或国内的压力是大是小，国家都是国际协议的批准者和主要的实施者。根据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从国际协议中受益的国家将有激励作出更高水平的国际承诺。正如贝思·西蒙斯所指出的，“条约离政府的理想点越近，政府越有可能对条约作出承诺”。[83] 当然，国家行为体的这种收益既有国际政治的，也有国内政治的。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体系层次上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已经雄辩地说明了国家由参与国际制度而获得的国际政治收益，但理性主义所提供的上述模型还没有系统地阐述国家行为体在国内政治上的收益。议题联系模型和成员条件模型主要关注国际谈判的结构和国际组织的条件所导致的外部压力，社会动员模型则聚焦国内社会行为体从国际制度所获得的收益。比较起来，行政主导模型更多地揭示了国家特别是行政部门参与国际制度的收益。但由于其经验背景主要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行政主导模型主要是在立法—行政关系的视野中或者政治选举周期的视野中关注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上的激励。实际上，在立法机构只是“橡皮图章”或者政治选举流于形式的情况下，国家仍有可能通过国际制度达到某些国内政治目标。既有的模型无法对此加以说明。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中来解释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制度选择与国内政治的相关性。正如戴维·莱克（David Lake）所评论的:“（理性）制度主义文献已经精确揭示了政治权威的分配方式，但忽视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区分。” [84]
其次，理性主义所提供的上述解释没有充分重视国内政治制度在行为体互动中的作用。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国内社会行为体，它们在国内政治中的互动都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背景下展开的。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行为体互动的影响也无法脱离国内政治制度的情境。理性主义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探讨。比如，西蒙斯观察到国际人权条约具有重要的国内动员效应，但并非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下都会产生相同的效应。用她本人的话说:“条约改变政治，但条约不会产生奇迹。”[85] 在稳定的民主国家，公民具有动员的手段但缺乏动员的动机，而在稳定的专制国家，公民具有动员的动机但缺乏动员的手段。但是在那些政治制度并不稳定的转型国家，公民既有动员的动机也有动员的手段，因此国际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社会动员效应最为显著。[86] 总体来看，理性主义在国际制度国内影响上的有关讨论主要根据民主国家/权威国家以及转型国家这样一些类型来划分国内制度的类型。但即使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在国内制度结构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更不用说斑驳陆离的发展中世界和形形色色的转型国家了。如果超越民主/威权这样的简单二分，从比较政治学的新近发展中汲取更多的关于国内政治制度的理论知识，我们在考察国际制度的国内效应时会进一步丰富对国内政治情境的分析。
再次，鉴于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互补对理论发展的潜力，理性主义所提供的上述解释还没有充分吸收建构主义在国际制度研究上的进展。在四个模型中，社会动员模型由于更多关注观念和规范的作用，在理性主义框架中也容纳了一些建构主义的元素。戴欣媛认为，理性主义视野下的行为激励并不限于物质利益。环保积极分子的动员并不仅仅需要财政资源，而且需要说服广大的公众。因此，“建构主义关于国内行为体如何运用国际规范动员公众来向政府施压的研究很好地适合本书所发展的理性主义框架。”[87] 西蒙斯则提出，社会动员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权利要求得以实现的概率，而且取决于为权利赋予的价值。国际人权条约有助于潜在的提出权利要求者将其想象为此类权利的当然拥有者，并使他们珍视条约的实质内容。[88] 但从总体上看，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研究并没有像近年来的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研究那样系统地融合两种方法论路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运用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来说明以往由建构主义的“适当性逻辑”所说明的许多问题。[89] 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已经在理性选择的路径下解释了各种身份认同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政治投票中的党派认同和族群关系中的身份认同等传统上由文化心理因素来解释的各种问题。[90]我们可以从这些探索中获得启发，在理性主义的框架内更多地融合建构主义的元素，在保持逻辑自洽的同时避免范式之争带来的偏见。
【注释】
[1]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1988，pp.379-396.
[2]Peter J.Katzenstein，Robert O.Keohane and Stephen D.Krasn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645-685.
[3]海伦·米尔纳:《政治的理性化:正在显现的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的综合》，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4]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5]Kenneth Waltz，The 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 Hill，1979.
[6]Graham 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971.
[7]Peter Katzenstein，ed.，Between Power and Plenty: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Madis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
[8]关于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参见罗纳德·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潘世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Joseph Nye and Robert O.Keohane，“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A Conclus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3，1971，pp.721-748.
[10]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tle Brown，1977.
[11]Peter Gr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881.
[12]Peter Gr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p.882.
[13]Gr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pp.882-883.
[14]Peter Gourevitch，“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2，p.322.
[15]Ira Katznelson and Martin Shefter，eds.，Shapedby War and Trade: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Barbara Walter，“The Critical Barrier to Civil War Settle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3，1997，pp.335-364.
[16]Jeffry A.Frieden and Ronald Rogowski，“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cies:An Analytical Overview，”in Robert O.Keohane and Helen V.Milner，eds.，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5-47；Robert Bates，Open Economy Politic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 Coffee Trad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David Lak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e，”in Barry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757-777；Thomas Oatley，“The Reductionist Gamble:Open Economy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5，No.2，2011，pp.311-341.
[17]Peter Grourevitch，“International Trade，Domestic Coations，and Liberty: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1873-1896”，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Ⅷ，No.2，1977，pp.281-313.
[18]Peter Grourevitch，Politicsin Hard Times: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19]Ronald Rogowski，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4，1987，pp.1121-1137；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20]Jeffry Frieden，“Invested Interest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4，1991，pp.425-451.
[21]Michael J.Hiscox，“Inter-Industry Factor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d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1，2001，pp.1-46.Michael Hiscox，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Commerce，Coalitions，and Mobili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Michael Hiscox，“Commerce，Coalitions，and Factor Mobility:Evidence from Congressional Voteson Trade Legislation”，Amerc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6，No.3，2002，pp.593-608.
[22]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1995，p.8.
[23]Peter Gourevitch，“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3，p.318.
[24]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1页。
[25]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6]Thomas Risse，“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oward Conversations across Paradigms”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V.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State of the Discipline，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2002，p.604.
[27]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o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951.
[28]Risse Thomas，“‘Let’sargue！’:Communicative Action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1，2000.
[29]John W.Meyer，John Boli，and George Thomas，“on tology and Rationalization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Account，”in George Thomas，John W.Meyer，Francisco O.Ramirez，and John Boli，eds.Institutional Structure:Constituting State，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London:Sage，1987，p.21.
[30]Martha Finnemore，“Norms，Culture，and World Politics:Insights from Sociology’s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2，1996，pp.335-337.
[31]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32]Martha Finnemor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Teachers of Norms: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and Cutural Organization and Science Polic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4，1993.
[33]Peter Hall and David 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4]Beth A.Simmons，Frank Dobbin，Geoffrey Garrett，“The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of Liber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4，2006，p.795.
[35]Jeffrey T.Checkel，“Why Comply？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3，2001，pp.562-563.
[36]Jeffrey Checkel，“Norms，Institutions，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1，1999，p.88.
[37]Jeffrey Checkel，“Norms，Institutions，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p.87.
[38]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245.
[39]Amitav Acharya，“How Ideas Spread:Whose Norms Matter？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p.251.
[40]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跨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41]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910.
[42]Jeffrey Checkel，“Norms，Institutions，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1，1999，pp.83-114；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No.4，1996，pp.451-478；Andrew Cortell and James Davis，“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Norms:A Research Agenda，”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No.1，2000，pp.45-87.
[43]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跨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第18-28页。
[44]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Rationalismv.Constructivism，”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3，p.64.
[45]Jeffrey W.Legro，“Culture and Pre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wo-Step”，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0，No.1，1996，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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