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从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至回归之前，其司法机构一直主要由外籍人士组成。这与英国于1841年占领香港之后，迅速把英国的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引入香港有关。[3]早在1841年2月1日，香港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英国驻华全权钦使兼商务总监查尔士？义律（Charles Elliot）及驻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J.J. Gordon Bremer）联合发布的公告已经规定，虽然香港的本土居民可继续由乡村长老以中国法律、风俗、习惯管治，但他们同时亦受制于英国派驻当地的裁判官。[4]同年4月30日，威廉坚伟上尉（Captain William Caine）被委任为香港首位首席裁判官。[5]另外，在1843年1月4日，英国的枢密院颁发了一个命令，把香港撇除于广东的刑事及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并在香港设立其专属法院。[6]之后，英国政府于同年4月5日颁布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宣布香港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7]并委任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ttinger）为首任香港总督（港督）。翌年，香港的立法机关更透过颁布《最高法院条例》（Supreme Court Ordinance）（1844年第15号条例），把英国的法律全面引入香港。[8]
以上事件充份阐明了当时的香港确有必要委任熟悉英国法律的法官。而由于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英国政府透过殖民地法律服务部（Colonial Legal Service）[9]委任或直接委派英国的法律界人士到香港的司法机构任职，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安排。例如，香港首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0]（Chief Justice）晓吾（John Walter Hulme）和首位最高法院司法常务官[11]（Registrar of the Supreme Court） Robert Dundas Cay便是由英国政府指派来香港的。
开埠初期的香港法院并不独立于行政或立法机关，法官同时担任行政和立法机关成员的情况非常普遍。例如，威廉？坚伟上尉在担任首席裁判官的同时，兼任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成员。[12]另外，当时的首席裁判官需要同时兼任警察首长（Superintendent of Police）。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晓吾也同时被委任为立法机关的成员。[13]事实上，当时的香港行政和司法并无清晰的区别，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844年3月4日刑事法庭设立之时，当时的港督砵甸乍爵士和护理总督德己立（Lieutenant—Governor Maj or—General D'Aguilar ）同时担任该法庭的法官。[14]由于砵甸乍和德己立都从未接受过正式的法律教育和训练，因此这种由港督和护理总督兼任法官的做法很快就证明彻底失败，并令大部分香港本地居民对法院失去信心。[15]就连砵甸乍本人亦认为让具法律专业知识和资格的人担任法官会更为合适。[16]
即使在香港的最高法院于1845年10月1日成立之后，首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晓吾在任期间亦受到当时的港督戴维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的肆意行政干预，甚至因拒绝在一些案件中按戴维斯的指示判案而被免职。[17]不过，他坚持维护司法独立的做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肯定，并最终得以复职。[18]
由于香港始终是一个中国人的社会，当英国法律最初被引入香港之时，很多人都质疑这个做法是否合适。不过，事实证明了英国的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不单成功地被移植到香港，而且更有效地令当时充满动乱、没有法律可言、司法机构人员公然贪污的香港，改变为一个基本上公正有序、有法可依的社会。[19]在这一点上，“外籍法官”可谓居功至伟。
无可否认，在香港的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的设立及发展过程中，“外籍法官”一直是担当着重要支柱的角色。我们不难想象，要把普通法这一被视为外国产物的东西引入香港这一片以华人社会为主的中国土地，是一项何等艰巨的任务。普通法之所以能成功被移植到香港，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外籍法官”的努力和贡献。特别是在殖民时代初期，当大部分本地中国人都对英国的法律和法制毫无认识的时候，要以英国的法律管治他们就更困难。另外，正如上文所提及，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在殖民时代初期不时发生。幸好当时的英国政府支持维护司法独立，赢得了本地中国人的信任，从而亦有助于把普通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成功移植到香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外籍法官”在那个时期对香港所作出的实质贡献。至于在象征意义方面，聘用外籍人士出任香港法院的法官，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外来经商的人士一定的信心，令更多的外国人来香港经商。[20]香港法院聘用“外籍法官”的传统，从那时起正式开始，除了在二战时期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停止之外，一直沿用至回归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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