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意压力推动司法公正



　近日，湖北巴东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官员一案引起强烈反响。据《广州日报》报道，该案案情一波三折、扑朔迷离。先是传说邓玉娇精神抑郁、个性冲动，在遭到官员推搡和人民币击打后便奋起杀人，有关方面甚至出奇主动地对她做了“精神鉴定”。然而，她的代理律师夏霖却传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邓玉娇不仅“状态良好、思维敏捷”，而且声称杀人前曾遭到性侵犯。可就在次日，可以决定性侵指控是否成立的关键证据却“离奇被毁”，邓母又声明“解雇”为女儿积极维权的律师。这一切都让人怀疑，案件的真实情节和官员的真实死因一直被一种强大的力量遮掩着。弄不好，那个官员之死会和促发瓮安事件的李树芬之死、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的李荞明之死等一系列死亡事件一样不明不白，而邓玉娇究竟是愤激杀人还是正当防卫也就无从证实了。

　　当一开始报道酒店女服务员杀死官员的时候，我们似乎面临着又一场“民意审判”：邓玉娇虽然杀人，但是在“仇官”、“仇富”的大多数网民心目中，她不仅行为可以原谅，而且是一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因而根本不应该以杀人罪起诉她。然而，如果邓玉娇确系过激杀人，我们如何对待这种民意呢？如果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司法尊重民意的最新指示，在一边倒的网络民意面前，刑法岂不是应该让步吗？民意和法律的对立似乎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服从民意，就意味着损害法治；服从法律，则不过是应验了“窃钩者诛”的老话而已，因为民意之所以反叛法律，正是因为法律对邓玉娇这样的弱势者显得尤其好用，而对于官员和富商却常常无可奈何。

　　然而，案情的发展让我们走出了民意和法治对立的困局。在邓玉娇的代理律师爆出和官方版本不同的内情之后，民意关注的已经不是邓玉娇是否应该以杀人罪遭到起诉，而是杀人事件的真相。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并不要求一个特定的结果，而只是要求事件获得基本公正的处理。李树芬之死之所以促发了瓮安事件，正是因为当地公安局的死因鉴定缺乏基本说服力和公信力；局外人当然无从得知真实死因是什么，也不可能要求有关方面提供一个特定的版本才表示满足，但是公众有权利拒绝接受不可信的鉴定，并要求有关方面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提供一个值得信任的版本。这显然是公民知情权的题中之意。

　　当然，公众的信或不信本身也涉及主观判断，但这种判断并不是实体结论，而只是根据常理作出的可信度推测。如果有关方面在死因说明上做了手脚，往往会留下不能自圆其说的蛛丝马迹，从而引来普遍的公众质疑。无论是李树芬的“自杀”、“躲猫猫”的致命还是邓玉娇的“抑郁杀人”，都让人感到难以置信，而离奇的故事背后确实深藏着不可告人的猫腻。在所有这些案件中，有关方面只是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才被迫揭示事件的部分真相。

　　在当今中国，民意压力对于保证调查、取证和审判公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法治国家，这些都是法院或检察机构应该做的份内事，公众一般无需劳神。但是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公正面临着无所不在的障碍。近年来发生的无数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验证了一个基本常理，那就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本来一个简简单单的刑事案件，但是一旦公检法都听命于地方某个“一把手”，而这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或因为切身利益、或因为官官相护、或为了地方形象等诸多“难言之隐”，一手遮天、掩盖真相，案件就得不到基本公正的处理。在目前的权力结构中，法院或检察院根本无法抵制干预、保持公正，而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意压力，所有这些案件从调查到审判都不可能公正进行。

　　邓玉娇案件让我们看到，民意是没有必要和法律对立的；恰好相反，民意可以是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所要求的结果也正是法律所要求的结果，依法审判是体现民意的最可靠保障，而在“依法”出于种种原因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民意就成为迫使司法回归公正的中坚力量。至少，人民有权知道事件真相；也只有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民意才可能做出理性判断。理性的民意不能无视法律，更不能违背法律，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各种舆论渠道表达政府依法办事的正当要求，进而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强大动力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