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我们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是发展生产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人”才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因此，全部社会历史活动及其变化和发展，都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了人”和“发展人”的。而人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和全面发展，是因为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的“自由”的本性，即人们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体现出一种自主性的要求。因此，人类社会就是在人的自主活动本性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其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自觉地全面发展自己。
人的生产能力在人类早期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孤立地发展着。处在血缘群体内的人与其群体整体的生产能力是同一的，人们可占有和驾驭自己的活动，但这时的人只能是以自然共同体的形式存在，还不具备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社会性和自由个性的条件，因此，这种活动基本上属于自然活动。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出现，人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交往也是日益增多。然而，这时的交往关系却是建立在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基础之上，人们被强制地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和利益集团。这种划分虽然打破了血缘界限，使人从自然共同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有了某种社会身份和集团认同，进入到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状态。但此时社会性的生产能力是以人的分裂和个体之间的对抗为基础的。马克思说“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2]。人们从血缘共同体的自然束缚中挣脱出来却又进入到了经济共同体的社会束缚中，每个人必须根据他的阶级属性按照职业要求从事自己所不愿做的工作，而不能以独立个人的身份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地进行活动。因此，这样的人虽然已经是“人”了，但仍然处在动物的生存条件下。
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里，随着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消灭，人与社会生产能力相分离的状态会随之消失，社会成员可以自由进行交往与合作，共同地占有和驾驭社会生产力。这时的人不再作为工人或农民、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出现，而是以真正的“自由劳动者”的面目出现，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全面发挥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这时，“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人的生存条件”[3]。马克思正是以通过对人的自主活动本性的历史考察，才建立起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人作为全部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本身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可在上世纪一百多年里，我国面临着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艰巨任务。解放生产力，就要进行社会革命以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就要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经济建设。面对这种任务下的“人”，无论是“个人”还是“人民”，都必须服从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要为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作出奉献甚至牺牲。即使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里，由于我们的发展基础比较薄弱，也是“物”的发展优于“人”的发展，还没有条件把“人”的发展放在优先的地位。因为在人的温饱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重点必然是物的增长，发展经济压倒一切，物质财富的增多、经济总量的扩大是整个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也说明，在没有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产生生存以外的其他要求，包括对自身发展的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3年突破11万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跨上了新的台阶。按照当年平均汇率8.1917折算，我国经济总量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2257亿美元，在世界位次上超过法国，与英国基本相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收入自2003年开始已连续突破2万亿、2.5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相对于过去的“吃饭财政”，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公共财政的条件[4]。而正是在这个时段，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如贫富差距问题、地区差别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愈加严重。由此，我国又处于一个新的关口，在这个关键时期，“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合时宜，必须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人的生活需要。为了适应客观要求，我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正是这个时代课题的方针和策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标志着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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