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呈现出的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

（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

文化交往的实践过程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作用过程。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所引起的“不同文化形态的运动、发展与变化呈现出一种整体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任何个别群体（民族的、地域的或国家的）文化实践行为都离不开所处历史时代的文化整体的价值，受整个时代文化价值力量的统辖与制约。这种情形预示着人类文化发展将面临着一次空前的文化整合”。^[116]这种文化整合在文化交往的实践过程中，呈现为“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这一双重过程”。^[117]

所谓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意味着认为特殊性、独特性、差异和他者性实质上没有限度这一思想的广泛扩散”，^[118]意味着具有特殊性的各种地方性文化只要放弃各种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以开放的姿态参与、融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或者在文化交往中不固执于某种特殊性文化权利的过度吁求，某些特殊性的文化价值可以获得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强调的是多元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前提，地方文化是全球文化的基础。“普遍性产生于全世界各民族的经验”，不同地方的民族文化价值中都包含着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种文化都有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尊严和价值”，“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发展其文化”。^[119]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序言中谈到波兰的民族复兴时说：“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国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20]同理，具有民族特殊性的地方文化只有不断地发展自己、表现自己、认识自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新的成果，才能最终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而转变成为世界文化。马克思是德意志民族的，但他更是世界的。因此，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尊重与维护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它本身正是在普遍的文化交往中发生的一种“特殊性的全球化”。“促进地方性，只有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121]如果无视全球化时代正在发生的普遍的文化交往现状，盲目固守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坚持特殊性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不考虑奠定所有特殊性文化统一性基础的实践和人性的因素而拒绝参与文化交往，那么，尽管多元异质的多样性文化可以在斯宾格勒的笔下“像田野里的花一样”绚丽，但终归“属于牛顿的死的自然”，将在孤立中枯萎、消亡。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把这种固守极端转化为原教旨主义，采取恐怖主义和暴力的手段，那么“文明的冲突”以至于文明的毁灭将会是劫数难逃。因此，“不向世界开放，不经常与其他文化联系，就不可能有积极的或产生好结果的认同感”，^[122]就不可能产生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

所谓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包含了普遍性的东西被赋予全球人类具体性这一思想”，^[123]意味着全球性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观是可以本土化或者地方化的，或者说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是不断地渗透和融入到特殊性的地方文化之中的。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强调的是普遍性并不等于无差异性，任何普遍的文化价值都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不存在脱离具体语境的普世文化，任何具有民族特性的地方性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分有着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这好比“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文化交往中，全球文化只可能存在于地方性的本土文化之中，因而全球文化的存在意味着本土文化的加强或联合，意味着“从全球着想，从本地着手”，^[124]也即是罗伯森所说的“全球地方化”。在这个意义上，特殊性文化只要在坚持本土文化独立的前提下把外来的文化因子当作发展自身的文化资源，积极采借与吸收先进的文化因子，寻求地方文化发展的“重叠共识”，特殊性文化就可以在全球文化的观照下不断地推陈出新，壮大发展。可以说，在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越是被普遍性文化价值所渗透的越有个性；越是拒绝普遍性文化价值的则越缺乏个性。法国文化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说，“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其说是基于各种族间的隔绝，不如说是基于它们之间的联系。”^[125]“特定社会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是它们与全球体系中其他社会的互动的结果。换言之，民族社会的文化是在与其他重要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分别形成的。”^[126]因此，普遍性本身产生了特殊性，越是丰富的普遍性中越是会保存着独特性的飞地，越有可能出现庄生笔下“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状况，且这种状况越是充满生机与活力。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化的发展正是普遍主义特殊化的成功范例。当然，如果以某种普遍性文化价值具有更多的某一特殊性文化的背景为由，将该特殊性文化等同于普遍性文化加以“特殊化”的话，那么这种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文化就会垄断世界文化而肆无忌惮地强行侵蚀与渗透到他文化之中，吞噬与淹没他文化，进而中断其他地方性文化的发展，迫使文化交往发生异化而朝着一个单一的向度前进。尽管这种文化霸权的扩张行为未必得逞，但对这种行为方式的反抗却使人类文化交往再次难逃“文明冲突”的厄运。

因此，文化交往中的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不能截然分割，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结而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在这里，可以更实用地说“全球文化”这个概念，不过是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融合以形成一个混合物的概念。很显然，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混合与杂交才是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正如阿帕杜莱所指出的，“这个世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流动，所以寻求确定的参照点（就像批判的生活选择所做的）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为地发明的传统（以及民族性、亲缘关系和其他认同标志），恐怕只能是水中捞月，因为跨国交往的流动性总是会挫败寻求确定性的努力。”^[127]如此说来，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往所呈现的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断裂”、“文明的冲突”不过是文化混合或整合的一个环节，文化进步的曲折，新文化生产的阵痛。因此，唯有自觉地投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修复这种断裂，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