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公平感的普遍化

（一）社会不公平感的普遍化

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的常态化，是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趋势。从理论上讲，依法享有各项民主权利，享有市场主体自主选择权利的社会成员，根据自身的价值偏好努力实现个人收益的最大化，由此导致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并在这种分化过程中形成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这是现代开放社会的生活常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类社会不可能通过回避利益矛盾和压制利益冲突，来实现社会和谐。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和接受的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只要形成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约束条件，利益冲突的结局也完全可能由“你死我活”式的零和博弈或“同归于尽”式的负和博弈，演变为妥协中的双赢、分歧中的共容共存。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20世纪50年代曾针对结构功能学派完全从负面意义上来理解社会冲突的观点，提出了社会冲突功能理论。科塞从“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的命题出发，广泛探讨了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正面功能。“冲突经常充当社会关系的整合器。通过冲突，互相发泄敌意和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维护多元利益关系的作用。”⁽⁹⁾实现冲突的积极功能的重要前提条件，是社会建构形成体现社会正义的制度结构，政府能够超越各方的利益，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社会利益大分化的背景下，国家（政府）能否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充分体现公共性和公正性，是公众建立对社会秩序的公正性，建立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仰的关键。所谓国家的自主性，指的是国家超越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直接以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的行为取向及其实践能力。亨廷顿认为，国家的自主性是“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¹⁰⁾在亨廷顿看来，在一个复杂性与异质性都较高的社会中，如果不能建立独立于使其产生的社会势力的政治制度，任何一种社会势力都不能单独进行统治，更无法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超越社会各利益集团，意味着国家既要能够为经济社会生活提供统一而有效的法律框架，排除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势力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又要能够建立起畅通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借助于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有效地整合社会各群体的利益，使政治决策较好地体现出公共性和公正性。

必须看到，社会各阶层拥有的影响、左右公共政策的资源和力量是极不均衡的。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所拥有的资源（质与量）以及投入利益表达过程的资源各不相同，其利益表达和政策诉求的声音强弱有很大的区别。同时，社会制度结构所提供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对于不同的群体也具有不同的意义。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家自主性发展演变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趋向，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强势利益群体的左右。在地方各种利益群体中，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资本所有者，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日渐其多的利益共容性。地方资本力量给地方政府带来GDP、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扩大，是行政长官实现政绩最大化的最有力支持者；而地方政府则通过政策倾斜、土地供给、参与国有资产重组等给大资本所有者提供最大的赢利机会，是后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庇护者和租金供给者。在地方政府“重商亲商”的特殊政策的扶持下，一批经济实力迅速膨胀的私营企业主正在大踏步地走向地方政治的前台，通过人大、政协等正式渠道，以及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开始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决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相形之下，地方普通民众的政策影响力则不断弱化，他们越来越难以找到和有效利用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往往只能通过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才能促使地方政府给予最起码的利益关注。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体现者，如果过多地受到强势利益群体的干扰和左右，其行为选择背离公正性这一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偏离地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不仅会弱化国家的自主性，而且会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极大的损毁。公正性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政府的合法性的核心。而一旦公众失去了对政府公正性的起码的信任，政府的行政成本就会迅速提高，而行政效率则随之大幅度降低。特别在应对、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时，往往会形成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都不相信，甚至“正话反听”的逆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