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青年幸福感读后感

一、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有关城市的社会资本与人们的幸福感提炼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总体层面上，社会资本对总体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类别的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人际总体信任的影响最大，关系网络的影响居中，而社团参与的影响较小。

第二，在总体层面上，社会资本对不同维度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系网络总量与心理健康体验、身体健康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成长进步体验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社团参与总量仅仅与知足充裕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人际总体信任水平与知足充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和人际适应体验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第三，在类别层面上，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与总体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关系网络中仅有朋友关系，社团参与中仅有趣味性团体参与，人际信任中仅有特殊关系信任和一般关系信任，对总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关系网络中的亲戚关系对总体幸福感则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四，在多个维度上，社会资本丰富的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社会资本缺乏的居民。前者的幸福感处于“有点幸福”和“幸福”之间，而后者的幸福感处于“有点不幸福”和“有点幸福”之间。但是，拥有社会资本并非就一定拥有幸福，而是因社会资本形式和幸福感维度的不同而不同。

二、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的异同

本研究的发现与前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尽相同。国外学者的研究均发现，关系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信任这样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本研究发现，在总体层面上，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确实如此，但在类别层面上，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对幸福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的形式的社会资本甚至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本研究更为细致、准确地揭示了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这无疑说明：在工业化、城市化导致阶层结构显著分化的当今社会，仅仅从社会资本的总体层面考察其与幸福感的关系并不能够准确、充分地揭示两者的相关性。

另外，本研究发现与前述国内外学者有关我国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发现也并不完全一致。首先，本研究与温妮、萨勃拉曼尼亚等学者的研究^[25]都发现，社会信任与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社团参与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却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信任对人们幸福感的增强作用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存在，而社团参与对幸福感的增强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其次，本研究与温晓亮等学者在社会信任与幸福感关系方面的研究发现^[26]截然相反。这可能源自幸福感的测量工具、分析对象及分析变量的差异。温晓亮等学者有关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研究并不是一项专门研究，并且该研究中仅仅运用了一个项目测量幸福感，分析的对象是我国居民的整体，而分析变量中除个人的社会特征之外，还包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社会失范。另外，本研究的发现与裴志军的研究发现^[27]也不尽相同，其中的原因恐怕也与上述分析一致。但是笔者认为，与幸福感的测量工具、分析对象或者分析变量等方面的差异相比，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同年代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的不同，才是导致不同的研究产生不同研究发现的根本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与上述学者的研究由于社会资本和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及调查时间各不相同，其研究发现当然不能进行有效的对比，但研究发现的差异至少可以说明：现实生活中，尽管社会资本是影响幸福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国内学者已经明确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官僚腐败、宏观税负与政府公共支出、社会质量，以及个人层面的身心健康、阶层位置与不确定性防范等，均是影响幸福感产生的不可忽略的变量。因此，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国家与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不同类别的社会资本对不同维度的幸福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该发现澄清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即幸福感不是由认知、情感、价值实现三者中的一种因素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一个由它们三者所组成的三因素结构。因此，通过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幸福感，虽然已被多数学者用于实证研究，但并不能够全面、准确地揭示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这里便产生了对幸福感如何理解、如何测量的问题。如前所述，迄今学术界对幸福感有三种理解，即认知层面幸福感、情感层面幸福感和价值实现层面幸福感。本研究的发现说明，如果仅从认知层面、情感层面、价值实现层面三者中的某一方面来理解幸福感，将幸福感等同于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评价、欲望满足时产生的快乐感以及自我潜能实现时产生的成就感，那么这样的幸福感可能是短暂的、片面的、表面的，甚至是虚假的。比如，如果将幸福感简单地定义为欲望满足时产生的快乐感，并据此设计测量幸福感的指标，则很可能会得出诸如“刚刚吃顿饱饭的乞丐的幸福感高于平时衣食无忧的富人”之类与现实相去甚远的结论。只有将幸福感视作由认知、情感、价值实现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某一时期内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在这一方面，邢占军设计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量表简本》，可谓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幸福感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体，能较为全面地体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居民的每一个生活侧面、每一个因素，值得推广运用。

虽然在多个维度上，社会资本拥有量多的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社会资本拥有量少的居民，但并非绝对如此。该发现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呼应了上述第二、第三与第四的研究发现，进一步说明了虽然社会资本对幸福感具有强化作用，但因社会资本的类别和幸福感的维度而不同；其二，更为有力地说明了虽然社会资本对幸福感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在众多的因果变量中，仅仅是其中之一。

最后，在本研究中，有两个发现与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显著不同，很值得学术界进行更为细致、规范的研究，也很值得政府相关部门思考。

一个是社团参与与幸福感的关系问题。社团参与不仅对总体幸福感及10个维度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弱，而且社团参与多与社团参与少的居民，在总体幸福感及10个维度幸福感方面均不具有显著差异。社团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显著分化的背景下，具有相同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人们结成的，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帕特南指出，志愿性社团是促进公民之间合作的重要机制，并且提供了相互信任的平台，在团体活动中结成的关系网络又使得人们产生了友情和相互支持，因此社团参与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28]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社团组织的建立也逐渐增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全国性社团仅为13万个，每万人拥有的社团数量仅为1.03个，而至2013年，全国性社团数量已达28.9万个，^[29]每万人拥有的社团数量增加为2.12个，13年间翻了一倍之多。但是，即便如此，仍然与发达国家不可相比。有数据表明，早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每万人拥有的社团数量高达110.45个，日本为97.17个，美国为51.79个，德国为26.2个。^[30]另外，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的平均数量为0.83，每一个居民平均还不到一个。这说明：当前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的主动性比较弱。因此，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社会变迁速度之快相比，社团建设滞后以及人们社团参与的主动性缺乏，可能是导致两者的相关性弱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是关系网络中的亲戚关系与幸福感的负向关系问题。在我国，亲戚关系是一种感情性、闭合性较强的关系，在差序格局式的关系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科尔曼分析了具有闭合特征的关系网络与人际互动的关系，指出，闭合性强的关系网络能够给个人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但在帮助个人克服困难的同时，也可能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心理束缚，使得个人感受到他人的压力，从而在心理上产生负面情绪。^[31]另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亲戚之间的相互支持往往具有一定的义务性，也正因为如此，现实生活中亲戚之间频频产生“杀熟”现象。因此，亲戚关系多的人们，可能感到更不幸福，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1]J.F.Helliwell，R.D.Putnam：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2004，359（1449），pp.1435—1446.

[2]S.Bartolini，E.Bilancini，M.Pugno：Did the Decline in Social Capital Depress Americans'Happiness?，Department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Siena，2008，p.540.

[3]F.Sarracino：Social Capit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rends：Evidence from 11 European countries，Economics University of Siena，2009.

[4]Tokuda，Yasuharu，Seiji Fujii，etc.：Individual and Country-Level Effects of Social Trust on Happiness：The Asia Barometer Survey，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0，40（10），pp. 2574—2593.

[5]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6]陈刚、李树：《管制、腐败与幸福感——来自CGSS（2006）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13年第4期。

[7]谢舜、魏万青、周少君：《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社会》2012年第6期。

[8]袁浩、马丹：《社会质量视野下的主观幸福感——基于上海的经验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9]唐丹、邹君、申继亮、张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年第3期。

[10]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11]李后建：《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社会》2014年第2期。

[12]W.Yip，S.V.Subramanian，A.D.Mitchell，etc.：Does social capital enhance health and wellbeing?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7，64（1），pp.35—49.

[13]裴志军：《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一个浙西农村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7期。

[14]温晓亮、米健、朱立志：《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财贸研究》2011年第3期。

[15]李平、朱国军：《社会资本、身份特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居民社会网络变迁的视角》，《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

[16]S.Durlauf，M.Fafchamps，Empirical Studies of Social Capital：A Critical Survey. 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2003.

[17]比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问卷设计是“考虑到所有因素，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要求样本在“非常幸福、相当幸福、不太幸福、很不幸福”四个选项中做出回答，而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是“总的来说，你觉得你的生活如何?”，要求样本在“很幸福、还可以、不幸福”三个选项中做出回答。再比如：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是“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要求样本在“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选项中做出回答。

[18]R.Diener，R.A.Emmons，R.J.Larsen：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49（1），pp.71—75.　L.Luo：The meaning，measure，and correlates of happiness among Chinese people，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1998，8，pp.115—137.

[19]P.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in John 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pp.241—258.

[20]J.S.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1]Putnam，D.Robert：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22]Fukuyama，Francis：The Great Disruption：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New York：Free Press，1999.　N.Lin：Social Capit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3]S.Durlauf，M.Fafchamps：Empirical Studies of Social Capital：A Critical Survey，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2003.

[24]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的信任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6期。

[25]W.Yip，S.V.Subramanian，A.D.Mitchell，etc.：Does social capital enhance health and wellbeing?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2007，64（1），pp.35—49.

[26]温晓亮、米健、朱立志：《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财贸研究》2011年第3期。

[27]裴志军：《家庭社会资本、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一个浙西农村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7期。

[28]Putnam，D.Robert：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29]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页。

[30]Salamon，M.Laster：Global Civil Society：Dimensions of the Nonprofit Sector，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9.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31]James S.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pp.95—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