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与特殊意动性

“意动”(conation)这个术语，源自拉丁文conatio，意味去做某事(an act of attempt)。本部分第一章讨论“文本意向性”时已经说过，最早是雅柯布森在他关于符号文本六功能论文中提出“意动”主导功能，这观念很接近邦维尼斯特的“祈使式”(impeative)“模态”理论，也接近奥斯汀语力分类的第三种“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本章的讨论，以意动(conative)综合所有这三种理论立场，把三者看作同一种叙述体裁，即是未来叙述的特征。未来叙述，不仅是叙述未来的事情，而且是预言这种情节将要发生，来劝说或要求接收者采取某种行动。这一类叙述数量极大，包括诺言、广告、预言、测算、警告、劝告、宣传、发誓等等，然而这一个叙述体裁大类，始终没有得到过叙述学界的讨论。

这一类叙述最大特点，是承诺某事件会发生，或是否定性承诺，即恐吓警告，其目的都是要求接受者做出某种相应的行为。文本的这种品质，是叙述发送与叙述接受之间的意向性联系，期盼接收者在接收文本之后采取行动以“取效”。宣传叙述中的故事是为了“如何避免某种灾难”，广告则以“将会发生的故事”诱劝可能的购买者，^[1]而预言则以将来会发生的事件，来说动接收者采取某种行动，例如投票。

雅柯布森提出:“当符号表意侧重于接收者时，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意动性，即促使接收者做出某种反应。其最极端的例子是命令、呼唤句、祈使句。”^[2]意动性无法用经验检验，无法判断为正确与错误。意动性似乎很特殊，实际上却是许多符号过程都带有的性质。

塞尔认为，要一个说话人的言语行为有意义，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说话人要说出某个语句;其二，这个语句所表达的意向与语境相符;其三，听话人应当理解这个言语行为并接受它。但当语力指向不同重点时，语句的功能就完全不同，处理问题的学科也就不同:当语力指向信息，语句目的是言事(locutionary)，其研究则为语音学、语义学、句法学等传统科目;当语力指向说话者自身，语句目的是行事(illocutionary)，其研究则为语用学;当语力指向接收者时，语句目的是成事(perlocutionary)，在接收者身上产生的效果是主要研究对象。^[3]由此，塞尔提出语句的五种分类:

再现型(representative):某种事物状态，例如宣称、肯定、相信等。

表达型(expressive):表达某种心理状态，例如祝贺、感谢、悼念等。

指挥型(directive):言者挑动听者某种行为，例如建议、邀请、请求等。

保证型(commisive):言者保证做某种事，赌咒、发誓、承诺。

宣称型(declarative):在社会文化条件下引出某种后果，例如洗礼、宣战、就职、签约等。^[4]

我们可以看出，这五种句式的分布非常有意思，他的五分类中的后面三种应当说都是“以言成事”或“取效”。塞尔的分类，看起来接近雅柯布森的主导功能六分类，只是雅柯布森处理的是文学艺术文本，“意动”只是类型之一。而塞尔的分类，把重点放在语力的取效作用，他的这种研究应当称作什么，塞尔没有说明，这个未有名称的研究方向，恰恰是奥斯汀－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重点所在。笔者称之为“意动研究”(建议英译conativics)。

别的文本会不会有“取效”意向呢?应当说，意动性是普遍的，是所有的叙述或多或少共有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所有的叙述，例如小说、历史等记录性过去叙述，哪怕是戏剧、电影等演示性现在叙述，哪怕是游戏，情节都寓有一定的道德教训，而这种教训当然期望在未来起某种作用。例如，说“这里很冷”，听者根据语境就明白他应当去关窗。^[5]只是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以言成事”专用的祈使句形式，“应该关窗”是听者的延伸理解。因此，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的学者萨多克提出“以言成事”是“传达行为的副产品”。^[6]也有论者指出各种体裁的叙述都有祈求功能，例如有“见证祈求”(testimonial imperative)，大屠杀存活着的证词，是对人类未来的警示。^[7]也有论者指出各种主题的文本，都有祈使意义，例如利科说的“爱的祈使”并不能归结于康德的道德律令。^[8]这就是所有叙述文本的“普遍意动性”伦理背景。

第二，意动是人类心灵的“基本三功能”之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这一点，他们指出的三功能，是“情绪”(affective)、“认知”(cognitive)，以及意动，即情绪和认知如何导向行动。在后世，这一概念得到某些哲学家的发挥，其中最主要的是康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可以大致上与上述心灵三功能相对应:纯粹理性=认知，判断力=感情，实践理性=意动。应当说，“实践”与“行动”在西方思想史上，比较不受重视。因此“conation”这个词，在西方成为僻词，大部分人不知其意。^[9]一直到20世纪下半期，神经生理学家才积极地寻找大脑中指挥行动的部分。在这种传统中，西方叙述学界忽略意动叙述，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体裁，甚至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些讨论都是就内容而言的，而我们探讨的“意动叙述”，是就叙述形式而言的。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未来小说”(novel of the future)不是意动式的未来叙述(future narrative)。未来小说的时间方式很特殊。普通小说的叙述，似乎是自然的经验重组方式:讲往昔者，类似历史讲述;叙现今者，类似新闻报道。未来小说，却不像预言那么自然。预言的发表，立足于此刻;而未来小说，叙述时间却立足于未来某个时刻，讲述在那个时刻已成往事的未来。

内容的未来性质，不能否定叙述形式的过去性质。杰克·伦敦作于1907年的未来小说《铁蹄》，叙述者艾薇丝在1932年“二次革命”时，以回忆录方式回忆1917年“一次革命”时开始的美国工人阶级与法西斯的斗争，因此“未来小说”依然是过去向度叙述。内容情节固然发生在写作时的未来，形式上却发生在叙述的过去。因此，《铁蹄》按媒介类型是过去型叙述。这本书有意推动工人阶级革命，而且情节时间也放在未来，显然有预言的意图，因此具有意动性。

这种意向性关系，暗合了现象学的看法:文本背后的主体关注，是一种“主体间”关联方式。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有如下解说:“我们可以利用那些在本己意识中被认识到的东西来解释陌生意识，利用那些在陌生意识中借助交往而被认识到的东西来为我们自己解释本己意识……我们可以研究意识用什么方式借助交往关系而对他人意识发挥‘影响’，精神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纯粹意识的相互‘作用’。”^[10]他已经意识到所有的“交往”是一种发挥意动性的方式。

“普遍意动性”，是指所有的叙述多少都有以言取效的目的，但这是接收者解读具体文本内容的结果。而本书讨论的，是整个体裁的品格，而且根据“弗雷格－塞尔假定”的“语力独立原则”，并不依存于叙述内容。例如广告，无论说的故事是什么指称时间，必然是劝人购物或购买服务，这是一种毫不遮掩目的的意动叙述。

顺便说，普林斯在他的《叙述学词典》2003年新版中根据雅柯布森的论文提出，既然意动文本是“焦点落在受述者身上”，因此第二人称小说，就是“意动小说”。^[11]这种看法可能是对雅柯布森的描述的片面理解，因为第二人称小说是让受述人(narratee)显身成人物的一种特殊叙述方式，实际上没有促使对方做某种事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