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

论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

On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imes

张桂芳

20世纪末期，人类进入了数字化技术时代。在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中国，仅仅靠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还远远不够，必须在数字化技术背景下，考察和研究人文精神问题，并使人文精神成为中国人在数字化技术世界生存、交往的精神支柱，成为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主旋律。

一、技术变迁与人文精神的互动

从技术的发展角度，可以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四个主要时期：即原始技术时期、古代工匠技术时期、近代工业技术时期和现代技术时期。在各个不同的技术时期，技术有着不同的表征，也有着与人文精神的不同关联。

原始时代的技术毕竟还是处于萌芽状态。在原始时代，人们敬畏自然力的威严，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是与图腾崇拜和泛神论观念密切相关的。原始技术往往表现为巫术的形式，或与巫术合二为一。尽管原始巫术是幼稚的、无益的，但它们终究表现了原始人的某种生存欲望和求生的本能。人文精神在这一时期体现的是尚未充分分化的天然类意识和人对自己的能力的觉醒。

古代工匠技术时代，人类开始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不过技术中的人文价值仍被遮蔽在神的伟大之中。也就是说，此时的人文精神带着某种宗教精神的神圣面具，也带着蒙昧主义的沉重枷锁。由此，形成了古希腊思想家和中国先秦思想家对人文精神的探讨。从现代视角看，古代工匠技术时期的人文精神有其反人文的一面，或者说是人文精神发展的否定阶段。

19世纪欧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完成，标志着近代工业技术的发展进入成熟时期。一方面是文艺复兴运动改变了科学技术的地位，使在中世纪被窒息的实验科学与技术科学从神学的教义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为近代科学技术的振兴提供了一整套先行文化观念。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的价值显现在改造自然的技术力量之中，而技术的拓展要依靠人的理性的指导。从此，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过程，促成了近代机器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自身和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

近代技术的兴起终于把至高无上的自然界非神圣化、客观化、物质化了。但尽管人类获得了关于自然界的有效知识，并藉此建立起了工业文明社会，但却在功利性层面上理解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即技术在满足人类对物欲的追求和向自然界攫取过程中却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力量，使人迷失了自我、丧失了灵性、忘却了人生意义的精神价值，即此时期的人文精神以科学的精神武装自己，却也被物性精神辖制。

从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蒸汽机、电力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人们的价值观念由以往简单的、一元的向复杂的、多元的方向转变。人们的人文精神从以人伦为本转变到以知识为本，从民本意识转变到民主意识，从重视功名主义转变到重视功利主义，从重视群体价值转变为重视个人价值，完成了近乎全方位的人文精神变革。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下半叶，技术文明经由机器时代、电气时代和电子时代，发展到了信息时代。数字化平台将知识的编码、储存、传输、扩散速度极大地提高了，方式极大地简单化了，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从而使数字化的多媒体网络通信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大众技术，使不断更新的知识成为全球任何地方的人群都有可能随时廉价获得，更有利于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二、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现实表征

数字化技术时代强化了中国人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自由民主精神，全面发掘了中国人的自觉能动性和潜能，极大地促进了健全人格和独立个性的形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彰显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一）数字化技术的理性表征——中国人文精神缺失

数字化技术理性的表征在于其人文精神缺失，且这种缺失表现为：首先，全球人文精神的相对一元化。在数字化时代，虽然网络技术从原则上给中国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但单向度的传输，即发达国家向中国单向传输自己的科技和人文精神仍使中国处于一种尴尬的二难境地。这种人文精神传播上的“马太效应”，为强势人文精神的全球传播和建立霸权提供了手段，使全球人文精神相对一元化。

其次，中国人的新的异化。随着数字化编码在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各种各样的卡号、密码等数字代码成为人们各种身份的表征，中国人由此对数码产生较强的依赖性，中国人鲜活的个性也被淹没在数码的海洋里。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人工智能使中国人对技术的依赖达到空前的高度，中国人随时都面对着机器对自己的挑战，同时对高度发达的虚拟世界有时出现不可避免的暂时失控。最后，数字化导致中国人自身的异化。数字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机互动变为人—机共生，这导致人在创造和利用信息技术的同时，开始把自己也当作技术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因而沉浸于技术的控制，陷入物役的境地不可自拔，精神境界的追求变成对物质的贪欲，人与人心灵的畅通变成个体自我心灵的封闭，人的异化代替人的自由发展。

第三，中国地区间人文精神的分层。以数字化技术应用程度为标准，可以把中国分为三个不同地区层：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层。这种数字鸿沟的出现，必然导致中国地区间人文精神的分层。在核心层，数字化为社会生产、管理、文化的存在与运作模式搭建了新的平台，高效、自由成为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内涵，传统人文精神受到挑战。而在数字化边缘地区，数字化平台尚未搭建成功，信息贫困者生存、发展的权利受到限制，传统人文精神色彩仍较浓重。正是这种在分配和有效使用知识、信息和通讯资源方面不同群体之间的实质性不对称，导致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发展机遇的不平等。

第四，基本人文关怀匮乏和伦理道德的丧失。在数字化技术带来美好未来的今天，一方面使人类更关注自然的有效知识，另一方面，往往使人文科学被技术科学所挤兑，人们忽视了解决人生意义与价值判断的问题，把科技的进步与人生、社会等问题隔离开来，科技张扬而人文精神陨落。这造成了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自身面临种种危机同步共存的局面。在数字化时代，人的存在被虚拟化、机器化，导致网络一族忽略他人的存在，把他人当成符号看待，无视他人的尊严，人文关怀冷漠，伦理道德丧失。^[1]

（二）数字化技术的实践表征——当代中国人发展的悖论

数字化技术在把中国人从一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中国人的发展面临新的悖论和两难境地。具体表现为：第一，数字化技术平台造成中国人与自然的疏离。数字多媒体技术集图像、文字、声音于一体，为中国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动、感、视、听于一体的信息世界。但另一方面，在人们沉浸于电子音乐、动画造就的动感十足的电子视听世界的同时，数字化技术平台却造成中国人与自然的疏离，降低了人们对大自然最本真的感受力。

第二，数字化技术摧残了中国人的主体性。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浏览信息的数量在增多，速度在加快，时间在增加。因而，中国人的身心两方面在广度、深度、强度上均受到空前的干扰，这显然是对中国人的主体性的摧残。

第三，数字化技术限制了中国人的自由。因为数字化技术的扩散和统一本身意味着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标准化限制了人们的选择。

第四，数字化技术使中国人具有两面性人格。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人在沦为电脑、知识、信息、技术的奴隶，中国人在不断满足自身技术因素扩张的冲动，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高尚道德的修养等人文因素扩展却无暇顾及。如此看来，“人是目的”、“一切为了人自身”的口号，恰恰是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的主体性被压抑后的呼唤。

三、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现实走向

在数字化技术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从人性、人文、人伦、人生、人类的大角度，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数字化的意义和功能，在数字化的赛博时空中追索人文大化的目的和价值。

第一，加强人文精神与数字化技术的结合。在时间上，要把时代性和传统性结合起来。在数字化技术社会中，需要对中国传统的人文底蕴和优良传统进行扬弃，实现数字化的时代性与弘扬我国优良传统的统一。在空间上，要把数字化技术所塑造的中国人文精神与世界精神相协调。即应正视中国目前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地位，正视全球时空结构中的非同一性，同时又要看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文精神建构所展现出来的巨大成就，应看到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所具有的深层潜力与后劲，实现世界性与本土化的统一。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上，应强调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世界精神的统一，强调人文精神的转换与创新能力。

第二，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理念。将“以人为本”作为人文精神理念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把人当成一切规范价值得以产生的价值源泉。尊重人性的规律本身就是向“以人为本”价值源泉皈依的结果和效应。今天我们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理念，就是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尊重人文精神的基本规律，把其基本规律当作我们一切的根据和出发点，把人文精神当作我们治理社会的一切规范性价值的源泉。

第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意识。不能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需求，不顾整个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全人类的延续。生态文明意识包括生态忧患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两个层面。强化生态文明意识，要从爱党、爱国、爱家做起，从发扬中华民族精神、规范行为习惯、提高基本素质做起，弘扬和培育以人为本、以义为上、顾全大局、遵规重道、仁民爱物、厚德载物、勤俭节约、自强不息、乐于奉献的等道德风尚，着力培养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努力培育科学发展观、资源安全观、环境优化观、生态平衡观，树立强烈的生态责任感，自觉用生态文明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四，应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在数字化技术时代，中国人文精神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必须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我国既要按科学技术理性办事，又要强调人在世界中的生存的自主性。因此，我们必须既重视科学技术又重视人文精神，使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处理自然与人、科技与人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作者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哲学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注释】

[1]潘建红：《跨越科技与道德的鸿沟》，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