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

二、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

为什么社会地位，尤其是职业地位，会使社会成员在声望、财富和权力分配上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别呢?这个问题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本所在，也是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探索和研究的兴奋点。功能理论和冲突理论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两种对立的答案。

功能主义者认为，地位不平等是社会功能所要求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社会学家K.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W.穆尔(Wilbert Moore)指出，每一社会中的某些位置在功能上比其他一些要重要一些，而且要求特别的技能和准备时间。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经过训练以后才能在技能上适合于这些位置。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就必须促使社会成员占据每一个社会位置，而不能只限于那些需要较少天赋和准备时间的社会位置。社会给一些成员以酬赏，使他们有更多的声望、财富和权力是“有效益的”，这些酬赏使得一部分社会成员愿意从事那些困难大、责任重，对社会有更重要意义的职业。

冲突主义者认为，由职业体系产生的不平等往往无助于发挥社会功能，也不是社会要求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Mills)和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Dahrendorf)指出，在现代社会，各种工作是相互依赖的，但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一些职位之所以带来大量的财富、声望和权力，是因为这些职位上的社会成员已经垄断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并能防止这些资源更为广泛的扩散。社会资源的分配是由权力决定的，不平等是强权集团强制无权集团的结果，是强权者决定什么人干什么工作，谁将受到酬赏。如果没有权力不均衡现象，社会职位人选的确定，将是社会成员自然选择的结果。

社会公平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确的公平观的问题。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社会，很容易把平均主义误作为社会公平或社会平等，并且也把公平与平等混为一谈。事实上，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主义。社会成员之间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以及在体力上、智力上、社会协调能力上的状况，都是千差万别的，不可能绝对拉平。谁要无视客观的社会差别，就不可能不陷入幻想、空想，并在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外国无数事实都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绝对平等，以及作为绝对平等表现之一的平均主义，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不公:它要求不同素质、不同能力的社会成员，作同样的投入，又得到同样的回报。毫无疑问，这是不可能的。其实际结果意味着、也必然是:实际投入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了与其投入不相称的回报;而实际投入少的却获得了超过其投入的回报。这种社会不公，可以推行一时，但不可能持久。因为它实际上打击了素质高、投入多的社会成员，鼓励不求上进。因而不要多久，“出工不出力”的怠惰风气就会滋生蔓延，效率低下的社会后果就会处处显现。可见，解决当前的社会公平问题，决不能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

在一般情况下，由机会均等所产生的收入差别是正常的，与效率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在机会均等和按贡献分配的条件下，收入的差别恰好反映了贡献的大小，这样的收入差别是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层成员)认可的，绝不是收入分配不公。在发达国家，这一点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换言之，如果有对努力和业绩的尊重，作为结果的不平等即使存在，不仅不会成为不满的对象，而且可以说只有从不平等上才反映得出人们所寻求的公平社会。”^[1]关于这一点，在我国也在开始达成共识，并将越来越成为共识。正确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消除基于机会不均等的收入差距过大，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而合理的社会分层体系即是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保证。

伴随着市场经济下利益格局的分化和转型，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和低收入层。社会学告诉我们，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从收入的角度看，可以菱形来示意，表示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均是少数，而中等收入层应是大多数。由于中等收入层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强，这个菱形的社会结构是稳定的。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

从宏观上看，解决中国正在拉大的收入差距、建立比较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办法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发展经济，发展新的产业，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层，这对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最重要的;第二，以经济杠杆调节社会收入，建立健全会计制度，防止灰色收入，严格执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要特别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继承税;第三，建立包括城乡在内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贫困线的确定更加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