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1.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在 20世纪 80年代发生的社会成员构成的逐渐分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阶层的 “再分化 ”。教育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和促进社会成员构成的分化中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在分析产生社会分层和社会成员分化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视教育的社会功能问题。

(1)教育的重要性

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年限和社会出身一起构成了能否取得职业成就的一个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社会出身不仅影响着教育成就，也影响着完成教育之后职业成就的取得。在我国，影响职业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教育程度。各种职业对于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日趋提高，不仅专门职业需要越来越高的教育条件，而且最普通的职业如宾馆餐饮服务业也需要最相应的教育资格。我在上海调查期间发现，人才市场对学历和专业的要求非常严格，近几年对研究生的需求扩大，致使好的职业正被高学历人才所占据；在劳力市场的招聘招工中，也开始要求具有职业教育经历和职业培训资格。没有学历和职业资格的人常常进不了这两大市场，因此也很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这种情势下，学生理性地选择进入大学学习，并开始攻读更高的学位，因为他们知道，学历越高就越有可能接近好的职业。而那些未能进入高等教育的人，必须要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以获得未来职业所需要的职业资格。所以上海市近几年来，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扩展速度加快，说是满足大众对教育的多种需求，不如说是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层次的需要。

近年来，上海已逐渐由政府干预型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因而，政府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市场的力量。这种趋势和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试图在教育领域建立一个由相互竞争的中小学、学院和大学所组成的市场,推行适者生存的竞争政策。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劳动力市场引导人们选择那些真正有市场需求的课程和学科，教育的市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教育对于职业的获得和职业成就的作用已经上升为主要因素，因此，教育不可避免地成为促进社会分层 (差异 )的机构之一，教育本身也在社会分层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化。据分析,由于劳动力市场作用增大,重点的或名牌的学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无疑占有更大优势。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入重点的或名牌学校读书。在教育市场化的口号下,教育选择不再以能力为标准,而是以市场为标准。学校分裂成重点校、名牌校和一般校、普通校,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也分成三六九等,劳动力市场也必然按等取人。学生经由教育进入不同的职业阶层,不同职业阶层所形成的收入、地位和职业声望的差异正在加大,社会分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2)教育的技术功能论

关于教育在社会分层的作用有一种普遍的解释可以称为技术功能论。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归结为：其一,在工业化社会中,由于技术的变化和进步,工作的技术要求在不断提高。这包括两个过程：技术要求低的工作在减少,而技术要求高的工作在增加；同一工作其技术要求在提高。其二,正规教育或在专门技能方面,或在一般能力方面提供训练,对于从事技术要求高的工作是必须的。其三,就业所需的教育条件在不断提高,与此相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在学校中接受年限越来越长的教育。教育技术功能论的阐释其实是职业结构变化的反映,由于职业模式的变化,带来了教育系统中的新趋势——教育扩张和文凭贬值。

在精英式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获得大学文凭意味着获得进入专业和管理职业的通行证。当前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实行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正将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从中产阶级家庭中移出,它为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学生获得高等教育资格提供了新的机会,同时还伴随两性间竞争的激烈。这种竞争增长的同时,雇佣者却发现越来越难以雇佣数量如此之多的高学历人才。资料显示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比率上升。这种毕业生过剩的现象,加重了“文凭贬值”问题,出现了雇佣者原不需大学毕业生而雇佣大学毕业生现象。

文凭贬值也加剧了对名牌大学文凭的竞争,因为学历获得者根据学术和社会价值处于一个序列中。当劳动力市场拥挤时,雇佣者开始分辨文凭的地位。比起那些不知名的学校,来自剑桥等这样一流大学的文凭拥有者在市场中具有更大的文化资本。关于教育与职业结构间的关系我们需进一步研究。

2.教育与职业结构间的关系

教育与职业结构间的关系一直为社会学家关注，相关的教育机会，工作选择,社会流动被用于研究社会公正问题。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两个理论是 “技术统治论 ”和“社会排斥理论 ”。

技术统治论与社会流动的自由主义理论观点相顺应。用技术发展水平描述社会特征得出如下结论：一个社会技术越发达，对于技术的、科学的和专业的工作需求就越大，为了顺应这种需求的极大增长，20世纪后半期高等教育已经大大扩张了；工业化带来高社会流动率，追求弹性与竞争，反对基于家庭、阶级、种族、宗教的传统与地位。工业社会中，政治决策强调机会均等以获得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在以 “绩效为中心 ”的理念下，劳动力市场用来调节对技术、能力的供需，技术的进步使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技术的、管理的、专业的工作，这些职业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所把持。

与技术统治论相反，社会排斥理论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关于社会排斥的特征有个基本的转变：控制社会排斥的权力由贵族阶级交给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产生与维持主要有两个机制：一个是基于财产的拥有，另一个则是基于学术和专业的资格。拥有财产可以排斥大众获得生产工具和成果，具有学术或专业资格可以控制劳动分工中的关键位置。

柯林斯认为，关于教育与职业结构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 “工业化逻辑 ”来解释,从以往的经验研究看，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 20世纪后半期技能水平极大的上升，也难以证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其他人生产效益更高，而是认为对于二者关系的变化应从竞争稀有资源的群体冲突角度来理解。因为中产阶级越来越依靠专业性职业的获得来实现其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方式的代际再生产。因此，各个层次的职业招工大多依靠通过正式考试获得的资格认可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文凭被发展成为一种建立特殊职业的方式。有人认为，20世纪受高等教育的人增多是文凭膨胀的征兆，而非管理、专业、技术工人阶级发展的反映。但是这种科层式的职业结构更有利于来自管理和专业的家庭背景的孩子进入高等教育系统，不过最近的经济重组、职业结构和教育变迁正在改变这种情况。

有关教育、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最近出现的趋势，对科层式的职业结构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最近二十年来的经济组织重组的共同特征是转向有弹性的、分散的结构，这就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科层式职业模式，使中产阶级所占据的职业很少再能保证长期的受聘和职业晋升。不论公共还是私人组织，所有受雇佣者都面临失业、调换岗位的风险。在欧洲和美国的经验研究均显示专业的管理人中平行或向下流动的人增多，调换工作的人比例增高。很多从事管理、技术、专业的工人有过失业经历。其原因是由于人员过剩、调动和解雇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合并、重组、关闭等造成。

这种 “有弹性的 ”组织模式的共同特征是努力融合企业文化的因素，强调技术变革和组织理念的变化。“有弹性的职业 ”比“科层式的事业 ”更流行，对受雇佣者来说，科层式的职业伴随着一个线性的提升过程，而有弹性的则是根据不同情况而定。包括为了获得增长的机会 (涉及资历、薪金、车和其他利益 )需要经常的转换职业。

“有弹性的职业 ”模式的一个特点是不安全性，人们已经不是考虑获得一个更高的职位问题，而是如何能确保或维持受雇佣状态的问题。为了适应工作市场内部、外部的需求变化，必须通过获得有效资格、职业训练、社会网络等。这将导致更强调学术和专业资格，将此作为获得和保障职业稳定的策略。劳动力市场的这一趋势可以解释义务教育需求的过分增长，同时也反映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焦虑。通过物质财富来获得事业进步被中产阶级认为是冒险的生意，而更相信通过获得文化资本，特别是从有声望的大学获得学术资格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