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构词的能力和意义

时间：2022-03-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汉语由于在具有意义的语素的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这使得汉语复合造词功能大大释放，也使得现代汉语复合词在能产度上雄居世界第一。就复合构词而言，汉语与印欧语有着不同的倾向。相反，汉语则以复合法为主，词汇中的复合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派生词。复合词的产生意味着语言符号内部形式的产生，这在语言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复合造字和复合构词贯穿着古今汉人同样的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

复合构词的能力和意义_汉语内部形式研究

单音词是非线性的，复合词是线性的，所以，从单音词发展到复合词，意味着词从非线性的初级阶段跨越到了线性的高级阶段，这是语言发展的一次质的飞跃，是一场语言的革命。我们的祖先自从创造了 “词组” 这一语言的高级表达形式后，组合法创造了它的任何组成成分所不具备的东西——内部形式，这就使汉语成为内部形式极其丰富的语言。

单音词属于被释性的语言单位范畴，而复合词属于释词性的语言单位范畴。例如天子——天的儿子，养生——养护生命，公交——公共交通……在古代，任何在单音词基础上产生的复合词，都可以看成是对与它相应的单音词的最简释义，例如道—道路、道—道理、道—道家、道—主张。所以对文言文的现代汉语分歧翻译的关键，往往在于对某一单音词的不同复合词对译。例如对庄子《逍遥游》中 “此小大之辩也” 一语有多种翻译，其关键就在于对 “辩” 字的不同理解即不同复合词对译：有人认为 “辩” 是区别、分别、不同，有人认为 “辩” 是论辩，有人认为 “辩” 是比较。假设庄子把 “辩” 写作双音词，后人就不会对它产生歧解和争论了。

可以看出，复合词以其句段的天然优势包蕴了极其丰富的语义内涵，这是单纯词所不能企及的。人们通过这种超越常规的语言创造活动，给自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价值世界。

作为非线性的单音词，它的生成有着量度上的极限即量上的不可容性。然而，数以万计的单音词作为造语词素，给复合造词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源泉。汉语由于在具有意义的语素的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这使得汉语复合造词功能大大释放，也使得现代汉语复合词在能产度上雄居世界第一。实践证明，词根复合法比新造单音词无论在能力上、方法上还是效果上，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单音词不但是构成复合词的原材料，而且它们本身具有很强的组合和聚合能力。组合造词和聚合造词是汉语两大造词机制，尤其是聚合造词法更能彰显汉语造词特色。

2.1 复合法的无限组合能力

不管哪种语言，它的词汇量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在多数情况下，每出现一个新事物新概念，语言里就要造出一个相应的新单词。就复合构词而言，汉语与印欧语有着不同的倾向。印欧语以派生法为主，词汇中的派生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复合词。相反，汉语则以复合法为主，词汇中的复合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派生词。

在汉语里，创造原始词是纯粹的原创性行为，而创造复合词则是利用旧的原料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虽然如此，复合构词所采用的结构方式仍属于原创性的，而且是继创造原始词之后的再创造。这不但给后来的汉语词根复合构词奠定了物资基础，而且有了可操作性的保证。 “所谓新创语词，严格说来，是不存在的。一切新词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实际上无非是旧词的转化、组合、或者向其他语言的借词，等等。现代汉语的新词以仂语凝固化（组合）的一类为最多，其中每一个词素都有它的来历。” （王力《汉语史稿》下册，中华书局， 1980）利用现成的数已万计的单音词（语素）作为构词原料，根据数学上的排列组合原理，生成在数量上几乎无限的复合词，这成为汉语的非常现实而又便捷的造词机制。例如火车、飞机、电脑、手机等新生事物一旦出现，汉语便利用火、车、飞、机、电、脑、手……这些在甲骨文中就有的古老的汉字，依据一定的结构方式，像积木游戏那样构成了一个个新词。从严格意义上讲，创造原始词是 “造词”，创造复合词是 “构词” ——当然，构词的同时也在造词。

复合词的产生意味着语言符号内部形式的产生，这在语言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句段的复合词比起零内部形式的单音词来不但具有更强的能产性，而且更便于社会成员的理解、接受和流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社会成员的记忆、理解和使用的负担。实践证明，汉语复合法的生成能力足以应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的词量需求，足以应对如今信息密集化、认知便利化的词用需求。

“单不足以喻则兼” 是一种普遍的实用原理，它何啻实用于构词，还存在于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电话号码，某地区某时期的用户增加到一定的量，就不免产生重码，带来诸多不便，应对的办法就是加长号码的长度（比如由4位数增至7位数，或由7位数增至8位数）。又如人的姓名，多有重名现象，据悉我国叫做 “×国庆” 的就有40多万人，这给社会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二字姓名比三字姓名更易产生重名现象，为此，公安部门建议给新生儿起名，避免二字姓名，提倡四字姓名。

依据数学组合公式计算，汉语如果停留在单音造词阶段，即使它的词汇量翻一番（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远远比不上原来数字的N＝2的组合数。譬如100个音节（字）翻一番仅200个，而100的排列数竟为4950个，等于翻了近50番；其中还包括部分组合数，所以由100个数形成的双位数实际大于4950个。当然，不是说任何两个语素放在一起都可以构成复合词，这要受到语法语义等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尽管如此，可以从这里看出“单不足以喻则兼” 的数学威力。

“单不足以喻则兼” 的造词原理还体现在造字上面。当独体字造字法（象形法）不能满足需要时，就发明复合造字新法，例如日月为明，止戈为武。复合造字和复合构词贯穿着古今汉人同样的阴阳辩证的思维方式。

学者们在讨论古代汉语复合词产生的原因时，提出许多不同的猜想，例如有语音简化说、精确表义说、吸收外语说、义类义象分离说、偶数审美说等等，这些观点都是以 “单不足以喻则兼” 的数学原理为其立论基础的。王力先生说得鞭辟入里： “即使语音不简化，也不吸收外来词，汉语也会逐渐走上复音化的道路，因为这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 （《汉语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

汉语语素是单音节的，这极其便于由单音词进行排列组合而构成复合词，从而开辟产生新词最经济、最便捷的宽阔途径。比较之下，英语语素是多音节的，不便于语素和语素的重组。英语词汇中，尽管也有类似汉语复合词那样的词根复合法，但在中古以前，英语中的复合词的数量十分有限，而且构成早期复合词的材料一般由音节比较简单的词根语素充当。虽然中古以后英语的复合词有所增多，但是构词方式主要以派生为主。据C.L.Barnhart编撰的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New English Since1963中记录的新词有6000个左右，其中大约有900个是复合词，仅占15％。

汉语造新词以复合法为主，只要拿两个旧字根据现有的结构规律组在一起即成。英语在给新事物新概念命名时，则多数采用单纯造词法、派生造词法。例如 “词源学” 一词，汉语用这么三个常用字组成新词，操作起来易如反掌，而且在内部形式的启发下基本可以顾名思义。但是英语的 “词源学” 并不是word， origin， science或source， study等几个词的复合，而是造出与这几个单词毫无关系的另外一个新造词etymology。再如近代现代出现了火车，便造出train一词，出现了汽车，便造car一词，出现了电影，便造film一词，等等。目前英语单词已达几十万，长此以往必将继续快速增长。如果单从表示概念的角度讲，英语中的大量单纯词也许没有某些与词义相脱节的内部形式的干扰，然而如前所言，新单纯词的失控增长，将是语言无法承受的。

语言是不会崩溃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每当语言发生危机的时候，总会同时出现解决危机的方法和途径，这是由语言的自组织机制所决定的。可以预见，随着英语单词的无限制增加，英语将会强烈遏止创造新单纯词的步伐，大力开启词根复合的构词功能。近一些年来英语复合词在悄然增多，这一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微妙的变化，隐藏着日后英语造词发展的无限生机。例如“地震” 在单纯词Seism的基础上出现了复合词earthquake。据囊洪汉、李长庚（2008），英语派生法生成的词占新词总数的30—40％，复合法占所有新词的28一30％。当代英语词汇量大大增加，人的记忆负担越来越重，复合词的重要性也逐渐凸现出来。当代英语新词里，复合词已经占了优势。

语言是复杂的，语言的发展也是复杂的。有少数词，现代汉语是单纯词，而现代印欧语则是复合词，例如虹——英rainbow （雨弓）、法larcen cicl （天上的弓）。看上去， “雨弓” “天上的弓” 要比 “虹” 更具备内部形式的可读性。

2.2 复合法的无穷聚合能力

复合构词法具有极大的造词能产性，不但表现在几字组词（组合）上面，而且表现在一字聚词（聚合）的特有功能上面。以一个单音词为构词成分，可以聚合而形成为数很多的复合词。例如在上古汉语中，以 “明”构成 “明～” 格式的有明白、明发、明火、明明、明上、明神、明星、明昭、明哲；构成 “～明” 格式的有聪明、光明、精明、清明、文明、昭明等。同时，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有不少是多义词，一个单音词以其各个义项，可以分别与其他不同的单音词组合成若干不同的复合词。例如 “布”有5个义项，可以分别组成 “布衣、布帛、布货、布施、布告、布扬” 等复合词。从意义上看，布＝布衣，布＝布帛，布＝布货，布＝布告、布＝布扬。由单音多义词分化为若干个双音单义词，它带来的益处是多方面的。

现代汉语大量的新词的涌现，聚合构词显示出了无限的生命力。例如一个 “科” 字，可以聚合而成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骨科、脑科、牙科、眼科、男科……，不管将来在医院出现多少新科室，都可以聚类繁衍，应付自如。一字聚词还分前语素构词和后语素构词两类。例如 “大” 作为前语素而构成的新复合词（ “大～” 式），仅《现代汉语词典》中就有大车、大胆、大方、大概、大寒、大款、大麦……共355个。 “大” 作为后语素而构成的复合词（ “～大” 式），《新法编排汉语词典》（新华出版社，1985）中有广大、巨大、伟大、壮大、夸大、博大、强大……共40个。以上二式总共395个。 “打” 的义项多达25个，其中 “打～” 式《现代汉语词典》有打扮、打春、打倒、打击、打扫、打仗、打针……共193个。 “～打” 式《新法编排汉语词典》有双打、扑打、攻打、武打、拷打、敲打、摔打……共20个，两式共达219个之多。这些都是一个大数量的复合词聚合群。就这一点而言，汉语比西语占优势，英语国家的医院中的每一科名大都是互不相关的、不能推理的、由数个音节构成的新词。医科院校的学生往往从解剖时每块骨头开始，到各种药的专用名称，要用很大的精力、花太多的时间去记生词。星期一到星期日七个词，汉语只记 “星期” 和7个阿拉伯数字即可，俄语却要记7个完全不同的单词，学习负担差异很大。

汉字以一字聚词的联想方法，聚合成数量众多的词族（语义场）。聚词与组词双管齐下，使汉语在适应社会发展，尤其是适应科技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得心应手，应对自如。

2.3 一种特殊的复合词构造——语义干涉构词法

复合词除了组合、聚合构词法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构词法——语义干涉构词法。在语义干涉的作用下，发生了义素物化和义素脱落两种奇特现象。

（1）义素物化现象

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用义素分析方法来研究不同语言社团的亲属语词关系，后来，美国学者卡茨等人把它借鉴到语言学中来，首先提出了“语义成分分析” （Componential analysis）的理论。他们把分析出来的最小语义元素叫做 “语义原子” （semantic atom），就是后来所说的 “义素”（sememe）。义素分析可以把同属一个聚合类，即处于同一个语义场的若干个词的意义相区别，使语义研究朝着精确化、科学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迄今为止并没有摆脱只宜分析典型词例的局限性，它在大量的语义场词例面前往往显得束手无策。比如人们可以以此方法解决诸如 “父亲、母亲” “乔木、灌木” 等，却解决不了 “梨、苹果” “杨树、槐树” 等，而且在数量上后者大大超过前者。

义素一般分为区别义素和共同义素。给每个词规定出义素尤其是共同义素的项目的多寡宽狭，因分析者的理解而异，因分析目的和性质而异，没有一定的数量标准。例如父亲——母亲，其中的共同义素 “＋生物＋人” 时而可列时而可不列，至于 “＋会说话＋会走路” 等等，一般不列，但是在一定研究目的的驱动下，可列而且必须列。由此可以看出，词的义素的项目是不定的变量，而且是可以做出很大范围内的延伸。在实际的分析和操作当中，人们只是依据分析目的列出有限的义素项目。

根据我们对偏正式复合词的考察，发现有的偏语素不是来自正语素之外，而是来自正语素之内——来源于正语素本身的一个义素。例如： “白雪”，《现代汉语词典》对 “雪” 的解释是： “空气中降落的白色结晶，多为六角形，是气温降到0℃以下时，空气层中的水蒸气凝结而成的。” 依照这一解释，可把 “雪” 的义素列为以下5项：

雪［＋空气中降落］［＋白色］［＋结晶］［＋多为六角形］［＋是气温降到0℃以下时空气层中的水蒸气凝结而成的］

可以看出，“白雪” 的 “白” 取自其中的第2项——［＋白色］。

再如 “高等学府”，《现代汉语词典》对 “学府” 的解释是： “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

依照这一解释，可把 “学府” 的义素列为2项：

学府［＋实施高等教育］［＋学校］

“高等学府” 的 “高等” 取自其中的第1项——［＋实施高等教育］。

我们知道，义素存在于词内，它在本质上属于人对词的理解范畴，是人脑中的一种意念，因而是非物质的。义素一旦提升为它所在的词的修饰成分，即从词内意念转变为词外语言符号——语音语义的结合体，这说明义素经历了一个由精神到物质的物化过程，经历了一个由词内到词外的显化过程，经历了一个由语义学到句法学的转化过程。以“白雪” 为例，图示如下：义素物化的同类例子再如盐枭、信笺、饼铛、竹简、下降、上升、深渊、女婴、平原、蓝天、大海、圆球、绿草、男士、钢锯、前胸、后背、免费赠送、人间天堂、父母双亡的孤儿等等。

通常人们把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中的定语划分为描写性定语和限制性定语两个小类，例如 “圆桌” 之 “圆” 是描写性定语， “一个朋友” 之 “一个”是限制性定语。它们都属于区别性定语，其作用是与同类对照组相区别，例如 “圆桌” 与 “方桌” 相区别， “一个朋友” 与 “两个朋友” 相区别。

我们从新的角度把定语分为区别性定语和非区别性定语两大类，就数量而言，前者是开放性的，后者是封闭性的。所谓非区别性定语是指这类定语没有与同类对照组相区别的作用，例如 “圆球” 之 “圆”、 “一个北京” 之“一个”，并没有对中心词产生描写或限制作用从而使 “圆球” 与 “方球”相区别，使 “一个北京” 与 “两个北京” 相区别。理由很简单：世界上没有 “方球”，没有 “两个北京”。据我们考察，现代汉语里存在的非区别性定语虽然在通行语法著作中没有论及，但是它们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语言事实。综合以上对定语的各种分类结果图示如下：

试拿区别性定语和非区别性定语两相比较，可使它们各自在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相得益彰：

a. 语法的和修辞的。或曰：球本来就是圆的，北京本来就只有一个，那么还为什么有 “圆球” “一个北京” 之说呢？非区别性定语岂不是多余的？我们认为，非区别性定语虽然没有与同类对照组相区别的作用，但它们具有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突出和渲染中心词中的某一语义特征的作用。例如 “圆球” 之 “圆” 突出了球的外形特征， “一个北京” 之 “一个” 突出了北京的数量特征，使人对这些特征产生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区别性定语具有的与同类对照组相区别的作用是语法的，那么，非区别性定语所具有的突出和渲染中心词中的某一语义特征的作用则是修辞的。

b. 增加信息量和不增加信息量。从逻辑上看，区别性定语所修饰的中心词表示属概念（上位概念），而整个名词短语表示这一属概念下的一个种概念（下位概念），因此这类短语中包括属种关系的一对概念，比如 “布”是属概念， “白布” 是种概念。因此说，区别性定语有增加概念内涵，缩小概念外延的作用；换言之，区别性定语可以给中心词增加信息量，比如“白布” 的信息量大于 “布”， “圆桌” 的信息量大于 “桌”。但是，非区别性定语所修饰的中心词所表示的概念和整个名词短语所表示的概念是一对同一关系的概念，比如 “白雪” 和 “雪” 的外延重合，所以非区别性定语不会给中心词增加信息量，比如 “白雪” 和 “雪” 信息量相等， “圆球” 和“球” 的信息量相等。

c. 聚合的和孤立的。区别性定语能够用以形成反映同类事物的一族聚合符号（词或短语）所构成的语义场，例如 “白布” “黑布” “花布” ……而非区别性定语则不然，它所构成的名词短语是孤立的，没有其他词语与之聚合成群，例如没有与 “白雪” 相对的 “黑雪” “红雪”，没有与 “圆球”相对的 “方球”。从构词上看，非区别性定语具有孤例构词特点。

（2）义素脱落现象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汉语复合构词出现以前，词义的发展主要靠词义的演变，而不靠词形的变化。如 “奴”，本指被奴役的女性，后词义发生扩大演变，亦指被奴役的男性，然而那时并未出现 “男奴” 的语词。而进入复合构词阶段以后，词义的发展的表现手段从语义手段转移到语法手段，即通过单音词搭配成双音词来表现变化了的新义。

在有的偏正式复合词中，在偏语素的作用下，正语素中某一义素从词中脱落消失，造成表面上看起来超越常规、违反逻辑的 “语义异常组合”，为表达更加复杂、更加特殊的思维提供方便。例如南宋宋高宗的宠臣杨存中，人们管他叫 “髯阉”，意即长胡须的宦官，他没有阉割，但是好像宦官那样取得皇帝的高度信任。汉语中没有一个表示长胡须（未阉割）的宦官的词，于是就出现了 “髯阉” 复合词，表示在通常情况下难以表达的复杂的意思。从语义角度考察， “髯阉” 中的 “髯” 对 “阉” 发生了语义干涉的作用，使 “阉” 的 “阉割” 义素脱落，只留其他剩余的义素起作用。这就是 “阉割” 的语义干涉和义素脱落的全动程。再如 “石板”：

“石” 与 “板” 是矛盾的。《辞海》对 “板” 的解释是 “原指片状木头”。依此可以把 “板” 的义素式子简要描写成：

板＝〔＋片状＋木头〕

把这个式子代入 “石板” 后即：

石板＝石＋〔片状＋木头〕

＝石＋片状＋木头↓

＝石＋片状

最后结果是 “板” 因受 “石” 的干涉，它的一个核心义素〔＋木头〕发生脱落（用↓号表示），这时整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异。于是 “石板” 的实际意义变成了〔－木头＋石＋片状〕。“板” 而非木，这便“石板” 的蜕变义。

汉语从古代发展到现代，通过干涉构词法先后创造了很多的此类复合词，尤其是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此类复合词数以倍增，这种构词法更加派上了用场，例如 “哑铃”：

“哑” 与 “铃” 发生水火不相容矛盾：《现代汉语词典》对 “铃” 的解释是 “用…金属制成的响器……里面放金属丸……振动时相击发声。” 依此可以把 “铃” 的义素式子简要描写成：

铃＝〔金属制成＋振动发声〕

把这个式子代入 “哑铃” 后，产生了语义干涉和义素脱落的动程：

哑铃＝哑＋〔金属制成＋振动发声〕

＝哑＋〔金属制成＋振动发声↓〕〕

＝哑＋金属制成

结果产生 “铃” 而无声的蜕变义。

与 “哑铃” 同类的定中式如：男巫、走禽、生祠、女弟、儒将、义盗、女士、女郎、旱冰、静音、飞船、素鸡、豆奶、裙裤、活塞、白夜、平角、民兵、白煤、手袜、黑光、话吧、电荒、墨绿、海疆、男婴、地松鼠、男阿姨、未婚妻、植物人、沙尘暴、铝砂锅、无烟煤、无纺布、纸黄金、石棉瓦、负增长固体水、电子稿、大少爷、小广场、老小姐、新故事、红粉笔、男保姆、绿黄瓜、内陆港（无水港）、藏族汉子、未病医院、便衣警察、大小伙子、小大熊猫、日本汉奸、电动汽车、电气火车、粮食银行、内燃机火车、无针注射器、无链自行车、陕北的江南、海底大风车、无人驾驶飞机、穿黑衬衫的白领、父母双亡的孤儿……

状中式如干洗、冷烫、冷焊、下浮、沙浴、干馏、日光浴、森林浴、单相思、安乐死、负增长、无水洗车、无土栽培、无性繁殖、家庭离婚、未遂政变、无疑而问、无哮型哮喘等。

并列式、动宾式、主谓式等都有语义干涉和义素脱落用例。

（3）由语义干涉引起的义素物化和义素脱落是汉语的一种特异的构词手段，它具有连锁繁衍的特性。

语义干涉引起义素脱落。例如 “匠”，《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解释为“木工”； “木匠”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 “制造或修理木器、制造和安装房屋的木制构件的工人”。综合以上解释可以把古代汉语的 “匠” 的义素式子简列为：［＋治木］［＋工人］。 “匠” 就是 “木匠”，所以在最初完全没有必要把匠叫做 “木匠”，正如现在完全没有必要把地球叫做 “太阳系地球” 一样。后来逐渐出现土匠、石匠、瓦匠等词，从此 “匠” （木匠）和 “土匠”同时存在（《论衡·量知》： “能断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埳，谓之土匠。” ），形成一对并列概念：

为了与土匠等区别，便把 “匠” 改称为 “木匠”：

匠＝木匠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先有 “木匠”，后有 “土匠”，事实则是先有 “土匠”，后有 “木匠”。

由 “匠” 到 “木匠”，其实质是 “匠” 中的义素 “木” 产生物化，而且置于词前做起修饰作用的语法成分。

结果， “木匠” 和 “土匠” 形成了一对并列概念：

又由于 “木匠” 和 “土匠、石匠、瓦匠” 等二名长期共存， “匠” 和“木匠” 的同位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淡出， “木匠” 和 “土匠” 就共同成了 “匠” 的两个下位词（属种概念）：

“木匠” 和 “土匠” 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木匠” 是由语义干涉引起的义素物化，这时 “匠” 保留原有的包括 “治土” 在内的所有义素，词义保持不变；而 “土匠” 是由干涉引起义素脱落，这时 “匠” 失去 “治土” 义素，词义发生蜕变。

词汇作为一个完整体系，决定了其中每个个体都处于与其他个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关系当中。每当一个新的变体出现，必然会对整个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带来影响，乃至造成新的不平衡。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语言之所以还要为早已存在的事物（匠）再造新词（木匠），是因为单独的事物曾经并不存在对比问题，当形成对比的事物出现以后，就要求创造相对的新词以达到平衡，于是 “土匠、石匠、瓦匠” 等便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