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达纽斯和普拉多认为，社会支配论也适用于性别群体。两位学者提出了两项假设：恒定性假设和从属男性目标假设。
恒定性假设，指男性和女性之间的SDO差异的稳定性远远大于专断型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的SDO差异的稳定性。具体来说，专断型群体（种族、社会阶层、族群）的SDO差异会受情境、语境、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而两性的SDO差异基本上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他们考察了45个独立样本的两性的SDO水平，涉及10个国家的近19000名被试者，这10个国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墨西哥、巴勒斯坦、中国、新西兰、苏联、瑞典和美国。在45个样本中，有39个样本的男性拥有很高的带有显著意义的SDO水平，但没有一个样本的女性拥有高于男性统计意义上的SDO水平。
对于男女的SDO水平的差异，他们认为是由男女不同的繁殖策略所决定的。女性在选择伴侣时更注重对方的社会经济地位，男性更注重对方年轻漂亮。男性为了吸引女性，除了对女性表示出兴趣外，更重要的是试图垄断社会政治资源。在此作用下，男性不但在政治和经济上支配女性，控制女性的性行为和繁殖行为，而且组成男性联盟剥削外群体男性。因此，繁殖策略的差异，导致经济的不平等和阶级的差异，剥削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由此产生。“在这些系统中，父权制与男性的专断型分层是相互匹配的：那些享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和权力的人能够适应这些系统，而不享有这些资源和权力的人则无法适应。”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项重要的假设：从属男性目标假设。即在同等条件下，男性从属者而不是女性从属者是男性支配者的主要歧视对象。对于男性支配者来说，女性从属支配者和女性从属者都是繁殖资源，引发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不是敌意，基本可以描述为“家长式的”，他们在反对女性享有平等权利的同时，仍然对她们很热情和积极。对女性的歧视可能是为限制她们的经济自由和政治特权，并不是想削弱她们的力量。但对男性从属者的限制，不仅限于政治、经济的特权，而且是由真正打击和削弱他们的动机所推动的。对女性从属者的一些歧视，主要是源于她们与男性从属的关系，而不是女性本身所带来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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