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是一场浩劫，也给播音工作带来了突变与低潮，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播音创作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
很显然，播音工作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播音工作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社会局势而独立存在，不能去政治化，这个问题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政治昌明、国家安定，在播音创作上就可能留下正面的史料、优秀的作品；政治混乱、争斗严重，播音创作就可能出现问题，留下负面的史料，负面的影响。在“文革”大背景下，播音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造成的，因此我们要以政治的头脑和辨别力来解读“文革”时期的播音，不能武断地把政治路线的教训、时代混乱的错误强加到播音工作上，强加到播音员身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民也身处同样的政治漩涡中，“喊叫式”的播音方式，是当时社会心态混乱癫狂的反映，不能单纯认为是播音员造成的、是播音员的责任，很多老一辈的播音员都对党和国家十分忠诚，在“文革”期间他们也遭受了迫害，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因此，“文革”中的播音不能简单地以艺术的评判标准去衡量，其已经超越了艺术作品的范畴，成为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对于“文革”期间的播音创作的评价要还原到“文革”的特殊语境中，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也有合理的部分，不能全盘否定。“文革”中的播音创作不是独立的，它同样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播音创作的精华，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的部分新闻、通讯就是继承了长期以来优秀播音传统的佳作。评论播音的高峰出现在“文革”之前，通讯的播音高峰也出现在“文革”爆发前期和中期，这种播音形态对“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及整个80年代的播音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看到，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文革”期间的播音创作并非都是负面的，在动荡的年代，播音前辈们依然尽自己的努力播出了很多真实可信、情真意切的杰出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那个时期基层干部和群众一心为国家、为人民的时代气息，展现了那个时代惊心动魄、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获得专业的启示。另一方面，“文革”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播音作品中展现出来，播音作品带着强烈的时代气息，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播音员在这些作品中的创作就无法复制、不可重生，因此当时留存的珍贵的声音资料有很强的历史冲击力，能一下子把人带入那个时代氛围，对我们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而言是难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其可听可感性是文字资料不可比拟的。
【注释】
[1]杨正泉：《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2]杨正泉：《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写作班子的谐音。
[4]同①，第4页。
[5]余京津：《六十年的火与风——记广播前辈杨兆麟》，http：／／www．cnr．cn／tbtj／gscq／200609／t20060904＿504283698＿29．html。
[6]于芳口述。
[7]杨正泉：《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8]方汉奇主编，方汉奇、丁淦林、黄瑚、薛飞著：《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9]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10]杨正泉：《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11]同上。
[12]现存齐越、铁城当年播出的完整版录音，方明的录音最后一段遗失。
[13]杨景生：《论〈诗品〉“雄浑”风格的审美内涵》，《菏泽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4]剪辑版43分13秒。
[15]这篇通讯还有其他几位播音员也曾经播出过，但现存录音中只有徐曼当年播出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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