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与关键概念

在上述社会和学术背景下,本书将中国农民工相关的议题作为分析的案例,试图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行动者-言说者(actors-speakers)(包括执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以及贯穿所有这些层面的媒体行动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对农民工群体所处公民权状况展开表述。主要的研究问题包括: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执政党-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对自发性的农民工人口流动做出不同的界定,如何重构了其对农民以及农民工的意识形态再现从而合法化农民工的弱势公民权地位的发展主义现实;作为现有制度安排中公民权排斥机制的核心要素,户口制度及其与农民工的关系在政策与媒体话语中是如何被界定和讨论的;具体而言,围绕着重要的社会事件或政策议题,农民工公民权的主要方面,例如基本的民事、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公共话语中是如何被广泛讨论的。

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特定媒体和官方政策话语中所再现的关于农民工公民权的公共话语呈现。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层面是不重要的。相反,本书遵循的是一个相互构成(mutually-constitutive)的分析框架,从方法论上来说,对话语建构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相关的制度要素的历史分析是与对媒体和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相互补充的。

这些研究问题中涉及一些重要的概念或术语,有必要在此做出说明。首先,“农民工”这一词汇在英文中常常对应于“migrant worker”(流动工人或移民工)一词。但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一般来说,它指的是跨越地区或国家边界寻求工作机会的劳动力人群。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国内的移动人口通常视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命名方式。这些不同的名称反映了建构这些群体和强调该群体某些特征的特定方式。其中,“流动人口”含义最广,大体上囊括了所有不同类型的跨越传统或现代国家界定的社区和地区边境的人口。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一界定以人口户口所在地的边界为衡量的基准。其中,只有那些起源于农村社会背景,具有农业户口,流向城市寻求劳动工作机会且没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才被称之为“农民工”或简称为“民工”。就其社会身份和公民权处境来说,不管其从事的工作的具体内容如何,农民工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社会身份,因此在制度上,他们并不具备无条件的合法的城市居住权和福利权。围绕户口制度展开的诸种门槛准入制度应运而生。从历史上来说,污蔑性的词汇,例如“盲流”,曾经被用来妖魔化农民工群体。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要看到的,这些不同的命名方式的基础是有关中国农民和流动人口的不同假设和文化认知图式,因此它们也表达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含义。本书沿用“农民工”这一目前广泛使用的词汇来定义文中所涉及的特定社会对象,并不表示作者认同这一命名模式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方式,而只是出于表述方便性之考量。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公民权(citizenship)。尽管存在诸多不同的定义,本书中所提及的公民权主要是指一个特定政治共同体内一套关于接纳和排斥的制度安排,以及与之对应的一整套对全体成员发挥作用的权利和责任界定。这里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是成员资格的含义,即融入和排斥的机制。就中国语境下的农民工议题来说,这主要指的是户口制度。户口及其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安排赋予农村和城市人口不同的公民权类型,由此奠定了一系列附着在其上的复杂的准入和排斥机制。第二个方面是这一成员资格的质量问题,包括基本的民事、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公民权的主要方面(Turner,1993)。

所谓的公共论争(public contention)则是指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行动者-言说者(包括媒体)以话语手段参与到相关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之中,意图建构符合自身利益倾向的社会现实。用来分析这一话语论争过程的方法之一是架构分析(framing analysis)^[4]。关于架构的定义有许多,而架构分析本身则是一个跨学科的分析领域,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操作模式,甚至被称为一个“断裂的范式”(Entman,1993)。但一般来说,可以认为,所谓架构是社会行动者-言说者利用不同的框架(frame)或核心的组织观念(core organizing ideas)来建构关于某一特定社会议题的话语的过程。

此外,本书对当前国家-社会关系主要特征的界定是:威权主义政治秩序处于稳定的主导地位,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政治体系和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一些变革。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自我运作和展现的方式也呈现出一定的自我调节性,以回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形势,从而呈现出有限的开放性和韧性。在这个框架下,本书在背景和制度分析部分,考察了当代中国的媒体话语及其制度局限性,对媒体和政策话语之外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所界定的话语边界的建构和解构,以及一个准多元化公共话语空间所呈现出的活跃主体性所标示的公共话语论争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