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克隆人的尊严问题

论克隆人的尊严问题^[1]

翟振明　刘　慧

自从第一只克隆羊诞生以来，据说相继又有克隆牛、克隆兔、克隆猫降生。当2002年底有人宣布第一个克隆人已经降临人世时，尽管消息是真是假还没定论，人们已经不可能对克隆人涉及的伦理问题等闲视之了。

在此之前，西方很多国家已立法禁止或严格限制克隆人及以克隆人为目的的研究。美国总统布什在2001年11月28日成立了由包括哈佛大学著名政治伦理哲学家桑代尔在内的十多名专家学者组成的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专门就克隆人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集体论证，写出了长达二百多页的论证报告，作为制定克隆人技术应对政策的理论依据。联合国也积极介入克隆技术实践的规范建设，并于2005年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宣言。

与以往的几乎所有技术不同，成熟的遗传技术（还有此处不拟讨论的虚拟实在技术）不是首先用来制造工具、提高经济效益而改造自然客体的，而是用来重塑人的本性甚至制造新人的。过去的技术通过“格物”的过程使人的知识物化，技术活动的物化结果也是在对象世界中制造出作为人造物的工具客体或消费品，因而我们可以把这种传统的技术叫做“客体技术”。而以遗传工程和虚拟实在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一旦趋于成熟，实施起来得到的结果就首先不是工具客体或消费品的制造和使用，而是人本身——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的人本身的根性的改造或重塑。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称为“主体技术”。我们这里将要深入讨论的克隆人技术属于遗传技术，而遗传技术一旦超出农业畜牧业品种改良定向培育的水平，就很自然地指向人本身的遗传密码，成为不折不扣的主体技术了。

主体技术的开发利用是具有颠覆性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旦这种技术活动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整个人类文明就会发生有史以来最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彻底性是以往由任何其他技术引起的工业革命、由政治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由思想革命导致的文化更新等等都不可比拟的。在转型后的新文明中，我们主要的活动不是改造客观世界为我所用，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对自然界原本给予我们人类的天性进行重新设计、重新塑造了。在这里，伦理问题占据着绝对优先的地位。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克隆人的现实可能性，把哲学伦理学家推到了决定人类何去何从的最前沿。

那么，克隆人涉及的核心伦理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克隆人从原则上就违背了人类最核心的伦理原则，我们是否就可以一概禁止克隆人呢？如果我们禁止克隆人，一旦有人暗地里把人克隆出来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克隆出来的人和克隆策划实施者呢？看来，要回答这样的关系到整个人类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没有进行严肃的、以前人的重大思想成果为重要参考的系统思考，就给出草率的回答，是极端不负责任的。鉴于中国也已有克隆动物成功的纪录，克隆人也成了非常现实的可能，对与克隆人技术直接相关的伦理价值问题的回答已迫在眉睫。

在西方，哲学界的伦理学家及其他相关的价值问题专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独立于公众舆论的比较深入的讨论，并深刻影响了各国政府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在中国，类似的讨论却很少见，除甘绍平、邱仁宗、吴国盛等极少数人对问题的本质有某种不同程度的把握外，其它的讨论只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技术、社会规范、流行观念等等，这些都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东西，并且我们正在促成它们的变化。但是，我们讨论的有关克隆人的伦理问题，涉及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原则，必定要超越这种历史偶然性。不然的话，我们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是很有可能带来危险的。我们这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试图克服这种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