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问题的存在论优先性

第三节　存在问题的存在论优先性

在找到了一个惟一适于提出存在意义的存在者即此在后，海德格尔要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的根本重要性。导论第一章第三、第四两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论述思路上看，第二节既然已经把此在提了出来，第三节应该趁热打铁，继续讨论刚开了个头的此在对于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然而，第三节似乎是中断了关于此在的讨论，而转向论述存在问题的功能、目的和动机；而将此在对于存在问题的优先地位的讨论留给第四节。这么做是因为，正是存在问题的功能、目的和动机引导着存在问题的提出，所以不能不先予以交代。这样，海德格尔分两步来证明存在问题的优先性，即分别从存在论层面和存在者层面上证明存在问题的优先地位，因为存在问题不仅关涉存在本身，也关涉存在者。从存在论层面和存在者层面分别证明存在问题的优先性或优先地位，就证明了存在问题不仅对于哲学，而且对于科学都具有优先性，因为一切科学研究都是存在者层面的研究。

这一节一开始海德格尔先回顾说，上一节以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为指导线索，已经描述了存在问题的特征，弄清了存在问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要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系列的基本思考。只有把这个问题的功能、意图和动机都弄清楚后，才能完全看清这个问题的独特之处。这是在提醒读者存在问题的复杂性：这绝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问题。

存在问题从巴门尼德开始就是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但在海德格尔看来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甚至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提法，因而有必要重提这个问题。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人们会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用？许多“存在”不离口的人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哲学中的提出绝不仅仅是为了纯粹哲学理论的目的，而是涉及最具体的问题。海德格尔用问题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点：它是否只是或是关于最普遍的普遍性泛滥无归的思辨，或者它是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具体的问题？海德格尔在这一节就要证明，存在的意义问题是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具体的问题，它使一切哲学和科学的问题与答案可能。

说存在问题是最具体的问题，首先是因为存在从来都是存在者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存在者都有不同的范围，根据这些范围它们形成不同的、包括诸多专门学科的领域，如历史、自然、空间、生命、此在、语言等等，它们又可以成为专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以一种粗糙质朴的方式划分并首先固定这些专门学科。但是，前科学的经验和对存在区域的阐释已经以某种方式完成在其基本结构上阐述这个领域，对存在者前哲学和前科学的理解就已含有对存在者领域的划分，在此意义上，各专业领域就包含在存在区域中。这些这样产生的“基本概念”首先仍然是最初具体开启这个领域的指导线索。这些“基本概念”是在前哲学和前科学的阐释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虽然科学研究的重心始终在实证性，但它真正的进步并不在收集结果和把它们藏在“各种手册”中，而是在质疑每个学科的基本状况，这些质疑是从对日益增长的专业知识的反弹得来的。海德格尔在这里提出了类似20世纪下半叶库恩（Thomas Samual Kuhn）、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等科学哲学家提出的科学进步的思想。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是要以此证明存在问题对于科学的基本性，而不是对科学进步本身感兴趣。

海德格尔提出存在问题的优先地位或优先性，并不纯粹是一种理论的设定，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的危机使然。从表面上看，科学从未像在现代那么风光，到处受到尊崇，几乎取代了宗教，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但海德格尔和他的老师胡塞尔一样，敏锐地感到了科学的危机。科学的危机并不在于它遇到种种阻力，陷于停滞；而在于科学及其研究成果对我们的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本身却越来越不可能在此世界中给予人类方向。不仅如此，而且科学似乎让我们疏离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但危机也是契机。科学的危机可以使我们重新思考埋没在科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存在的意义问题。为什么是存在的意义问题？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当时的科学危机实际上揭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经典科学的基础的危机。这个基础就是一个分裂为主体和客体的世界，对于科学方法之必然性的信仰，把科学方法视为一条确保真理的道路。他在《存在论：事实性释义学》的课程中这样来描述作为近代科学基础的那个图式：“有主体和客体，意识和存在；这个存在是知识的对象；真正的存在是自然的存在；意识是‘我思’，因此是像我一样的东西（ichlich），我极（Ichpole），行动的中心，本人；我们（本人们）与存在者、对象、自然物、价值物、物品相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得决定，它是一个认识论问题。”^[14]所有关于必然性、证明、方法论的严格和不可怀疑，不是从科学危机中产生，而是与这个处于近代科学核心的图式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个图式不仅是近代科学的图式，也是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近代哲学的图式。因此，科学的危机其实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危机。

在海德格尔看来，“基本概念”是科学工作的“指导线索”或先决条件，科学的危机，其实是它的基本概念的危机。科学不是通过实证知识的稳步增长来发展的，也不是通过对前人思想的证伪和超越来发展的，真正的科学“运动”是以或多或少彻底的方式修正基本概念发生的，它自己对此修正并不十分了然。“不十分了然”是说科学在重构自己的基本概念时，对自己的这种修正并无十分把握。但是，海德格尔并不把危机理解为纯粹负面的东西。在海德格尔那里，危机仍保留了它源始的希腊的涵义，即分隔和判断。他把危机理解为激发新的开始的转折。一门科学在多大程度上能承受它的基本概念的危机，决定这门科学的水平。在科学发生内在危机时，即基本概念的危机时，实证研究问题与所问及的事情本身的关系就发生了动摇。实证科学之为实证科学，是因为它总是与这样一种positum（情况）有关，与存在者作为设定和存在的东西有关。存在者并不是作为这个或那个存在者存在，而总是作为存在者全体中的一员出现。这个存在者全体不是无差异的、千篇一律的全体，而是分为不同的领域。这种区分在自然的，即前哲学、前科学的对存在者的理解中已经存在了，在那里我们已经将无生命的存在者与有生命的存在者相区别，在有生命的存在者中又将植物、动物与人相区别。只有这样，存在者的各领域才能被进一步界定为各个特定的“专门领域”（Sachgebiete）。这些明确界定的存在者的专门领域又在各相应的科学研究中主题化为研究对象。海德格尔在《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中将存在者主题化为研究对象称为“客体化”（Vergegenst-ndlichung）。^[15]存在者的主题化或客体化不同于存在者专门领域的界定，后者先于前者。比如说，“历史”是历史存在者的专门领域，它根据史学的不同方面被客体化；“自然”是自然存在者的专门领域，自然存在者可以成为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主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界定专门领域并不单单是、并且不主要是实证科学本身的任务。当然实证科学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科学并不是从一个零点开始界定专门领域的，而是本身要追溯到前科学的经验和阐释的准备工作上。在专门领域得到界定之后，这些专门领域的基本结构在科学的基本概念中得到了把握。基本结构就是各自存在着的专门领域的基本状况；而基本状况就是一个专门领域的存在状况，它把一个存在者领域界定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科学首先固定它自己的专门领域，然后将这个领域的存在状况主题化，为此它寻求用基本概念来把握它的基本结构。在这些基本概念中，什么是历史现实本身，什么是自然本身，什么是生命本身，什么是空间本身，什么是语言本身，得到了界定和明确的理解。伽利略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物体、运动、速度、位置、时间。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是生命和有机体。作为“主导思想”，这些基本概念给予具体的科学研究和个别知识的获取以必要的指引。在具体科学研究过程中获得的个别知识要在概念上被把握，但这种概念的把握是受专门领域的基本概念引导的。^[16]

可见基本概念是科学研究的根据和前提。每一门实证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在它的研究活动中都要遇到基本概念的根据或前提问题，这些问题在科学内部一般是设定后就不再去研究了。例如物理学的空间、时间、物质、运动概念；生物学中的生命概念；社会学中的社会概念等等。科学必须预设一个这样的概念基础，研究才有可能。如果对这种基本概念产生了疑问，人们就会说科学遇到了危机。海德格尔指出，科学研究的重心在“实证”，即在获取科学对象的具体个别的知识，科学的进步似乎就是研究成果的不断增长。但这只是具有欺骗性的表象，人们没有看到，实证科学真正的进步在于由于科学知识的增长，人们重新提出关于专门领域的基本结构的基本问题。这时，最初引导具体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就摇摇欲坠，不得不变了。科学就陷入了危机。托马斯·库恩讲的“科学革命”就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如果我们现在把每一门单一科学的概念基础称为它的存在论（作为对象领域基本的结构化），那么科学的危机就是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的危机。当海德格尔说今天在各个学科处处都有一种要将研究移到新的基础上的倾向时，他是指当时各门主要科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史学、神学）出现的要“回到事情本身”的倾向。

海德格尔在第5段分别论述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史学性质的人文科学和神学的危机状况。数学的危机表现在以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和以布洛韦（L.E.J.Brouwer）和维尔（H.Weyl）为代表的直觉主义之争。对于形式主义来说，数学的基础在简单假设的定理，从这些作为公理的定理中可演绎出数学所有其余的定理；而直觉主义认为数学最初设定的东西就在数学对象本身确定的结构中。^[17]海德格尔认为这种争论是为了赢得和确保源始地通达数学对象。物理学的基本危机是由于相对论的提出。相对论是由于物理学中要将自然本身的整体关联如其“自在”的那样揭示出来的倾向。相对论是研究通达自然本身的种种条件的理论，它试图将一切规定为相对的来保全运动规律的不变性，并使自己（同时使物理学）面对物质的问题，即它的专业领域之结构的问题。生物学的危机表现为要突破机械论和活力论给有机体和生命的这种规定，重新规定生命体本身的存在方式。在历史人文科学领域，狄尔泰体现了新的倾向，他努力通过传承和叙述传统来加强历史的现实性本身。此外，文学史家R.Unger提出的文学史应该成为问题史的观点也被海德格尔视为体现了人文科学的新倾向。在神学领域，新倾向表现为神学正试图从信仰本身的意义出发，更源始地阐释人与上帝的存在关系。这种阐释之所以更为源始，是因为它突破了传统的教条，以信仰本身的意义为依归，仍然没有脱离信仰。海德格尔这里首先想到的是巴特和布尔特曼的神学理论，认为他们的工作慢慢重新理解了路德的洞见，即教条系统的基础并不生于原始有信仰的疑问，这个基础的概念系统对于神学的问题领域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也遮蔽、瓦解了它。言下之意，神学的基础和基本概念也面临着根本的变动。

在论述了当时各门科学的基础危机之后，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科学无法给自己奠基，它的基础只有通过先于它的、对各专门领域的透彻研究和阐释才能奠定。这里，基本概念是关键。基本概念就是各专门领域先行得到理解的那些概念规定。而各专门领域又是一切科学研究主题对象的基础，科学研究的对象由它得到理解。如果对各专门领域的先行理解先于对科学研究对象的理解，那么它显然指导和引导着实证的、对这些对象的具体研究。同理，对各专门领域的透彻研究应该先于对个别对象的个别研究，基本概念就是在这种对专门领域的透彻研究中获得证明和根据的。但既然任何一个专门领域都是从存在者本身的区域得来的，那么先行的、创造基本概念的研究就是根据各专门领域的存在状况对这个存在者进行阐释。这种先行的、创造基本概念的研究就是哲学的存在论研究，存在者的存在状况的基本结构就反映在基本概念中。这种研究应该先于实证科学，它也能做到这点。海德格尔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例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从自然的基本状况出发，根据运动及其各种形式，阐释了整体的自然。而对空间和时间本身是什么的规定，就是从其存在状况出发对作为自然的存在者的阐释的一部分。这种在其基本结构上对一个存在领域的阐释先于自然科学的个别研究，并给予它必要的引导。^[18]

海德格尔指出，这种给科学奠定基础的工作有别于寻常意义上的“逻辑”，他把那种逻辑叫做“落在后面的”，这里的“落后”是相对于上述“先行”而言的，即寻常意义的逻辑只是根据其“方法”来研究一门科学的偶然状况。先行于科学研究的逻辑，即给它奠定基础的逻辑，是一种“生产性逻辑”。^[19]“落后的逻辑”是科学研究中按部就班的计算推演，而“生产性逻辑”是一“跃”。科学本身无法完成创建基本概念，即根据存在者存在的基本状况来解释存在者。因为凭科学自身的方法或逻辑根本不可能给自己开辟一个存在领域，这里需要的不是按部就班的计算或推理，而是需要先行跃（vorsringen）入一个确定的存在领域，展开它的存在状况，把获得的结构交给实证科学，使之能够指引实证科学的研究。之所以叫“跃”，是因为存在论研究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凭借，它没有现成的概念可资利用，它只能直接进入存在者的存在状况。后来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讲的“范式转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跃”，只是库恩没有论及它的存在论意义。^[20]

海德格尔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作为生产性逻辑的哲学对于实证科学的奠基性意义。一个是史学的例子，另一个是物理学的例子。拿史学来说，哲学首先不是史学的形成的理论，不是史学知识的理论，也不是作为史学对象的历史的理论，而是根据存在者的历史性解释真正历史的存在者。与此相比，对史学性质、史学方法论和基本概念的研究在哲学上都是次要的。在举物理学的例子时，海德格尔反对新康德主义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释为知识论的做法，明确提出它是对自然的存在领域的阐释。他的先验逻辑是关于自然这个存在领域的“先天事物逻辑”（eien apriorische Sachlogik）。这种“先天事物逻辑”就是从哲学上为科学奠定基础的生产性逻辑，与形式逻辑不同，它的主题就是存在领域或专门事物领域存在的基本状况及其基本结构。

然而，海德格尔这里没有说明“生产性逻辑”为何与形式逻辑不同。例如，为什么逻辑学只关乎形式概念与命题关系？因为逻辑学家愿意为了少许确定的知识而牺牲丰富的或然的知识。也就是说，逻辑学家的旨趣（Interesse）^[21]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逻辑之所是，也就是逻辑的存在。但是，海德格尔绝不是要用一种心理学来解释科学产生的前提条件。只注重确定必然的东西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此在能这么存在先于具体的科学活动，实际上极大地决定了它们。因此，对存在是什么意思的分析先于并影响了我们对所有其他对存在者研究的最终理解。存在问题不仅是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也是处理“非科学”问题，如伦理学和价值问题的先决条件。^[22]海德格尔之所以一直没有写一部专门的伦理学著作，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此。^[23]

在1927—1928年冬季学期的课程，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中，海德格尔把研究这种存在者的专门领域的存在论称为“区域存在论”。^[24]“区域存在论”这个术语是从胡塞尔那里借来的，但海德格尔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在胡塞尔那里，形式存在论处理存在者的形式结构，而与之相区别的区域存在论则处理本质（Eidos），即以存在者的某个区域的本质状况为主题。海德格尔拒绝像胡塞尔那样以纯粹意识为哲学基础，当然也就要赋予区域存在论以完全不同的特性。每一门科学都有它的专门领域，即以它的存在者的区域为研究领域。先于这门科学的存在论思考就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存在论状况来阐释这个区域。每一门实证科学都有一个这样的区域存在论，但它本身不能构建这个区域存在论。海德格尔把实证科学也称为存在者状态的（ontische）研究，因为它使一个区域的存在者成为研究对象。存在者状态的科学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在它的基础思考中给自己奠定基础。由它们形成的基本概念只有通过先于存在者状态研究的存在论研究才获得真正的基础。在这种存在论研究中，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者的区域存在状况成为研究的主题。^[25]

海德格尔把根据其存在的基本状况对存在者领域的先行阐释称为最广义的存在论。它不偏向任何存在论方向和倾向，虽然它本身还需要一个指导线索。即它不是漫无边际“最一般的一般性”，而是有它自己的方向。“存在论”一词由Onto和logie两个因素组成。Onto是古希腊语“存在者”的意思；而logie显然与Logos和Logik（逻辑）有关系。照字面意思，Ontologie（存在论）可以理解为“存在者的逻辑”。而在这里，“存在论”首先是指根据一个专门事物领域的存在的基本状况对此专门领域的阐释，它就是这个存在者专门领域的存在论。在此意义上，上述的“生立性逻辑”，其实就是存在论。^[26]这种“存在论”是纯粹从事物本身出发的“存在论”，与传统和当时的存在论（如哈特曼的存在论）的方向和倾向都不合，海德格尔也明确承认这一点。

但是，广义的存在论本身还需要通过研究存在的意义这个基本问题来奠基，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还需要一个主导思想或指导线索，这就是存在的意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存在者的探究总比实证科学在存在者层面的探究要源始，即更在先。然而，如果它对存在者的存在的研究不去研究一般存在的意义的话，它还是幼稚和不通透的。这就是说，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必须先于区域存在论研究，就像区域存在论研究必须先于实证科学的研究一样。而区域存在论要能够得以进行则需要一个各种可能的存在方式的谱系学，即一门各种可能的存在方式的本源的科学。“谱系学”这个概念是指一种不同于纯粹概念史的科学类型。谱系学的源始语义来自家族谱系。海德格尔用“谱系学”这个概念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存在方式并非天经地义惟一的存在方式，还有别的曾经有的和可能有的存在方式。其次，他还要提醒我们，各种存在方式其来有自，因此，它们的谱系学不能用演绎的方法进行建构得来。然而，这种谱系学的根本条件，是我们对存在意义的前理解，即前存在论理解。

在这一节的最后第2段，根据前面的讨论，海德格尔得出结论，存在问题的目标不但在于将存在者作为这样或那样的存在者研究的科学之可能的先天条件，也在于在各种实证科学之前、为它们奠定基础的各种区域存在论本身的可能性条件。存在问题的答案直接给区域存在论奠定基础，间接给实证科学奠定基础。区域存在论通过存在问题奠定基础，实证科学通过区域存在论奠定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可能性的先天条件”的意思。我们知道，“可能性的先天条件”最初是康德先验哲学的说法。《纯粹理性批判》“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这一节中有这样的句子：“一般经验可能性的诸条件同时就是经验对象可能性的条件”。（A 158/B 197）这种可能性的条件有三种：首先是作为先天直观的形式条件的时间和空间；其次是先验想象力的综合；最后是先验统觉的综合的必然统一。所有这三种使一般经验及其先天对象可能的条件，都是具有客观有效性的主观条件。作为主观条件，它们一起构成了客体的客观性，经验对象的纯粹对象性。有人就根据海德格尔用了康德先验哲学的这个术语而断定，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因为康德属于近代形而上学，他的“可能性条件”这个术语也指向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这个术语，说明他没有脱离近代纯粹主体的立场。可是，海德格尔在1924—1925年冬季学期的课程中已经指出，他只是在形式上使用“可能性条件”这个术语，与康德的问题及其近代立场无关。^[27]海德格尔这里讲的“可能性条件”不是主观的条件，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先天条件。一切存在论，如果它没有先充分弄清存在的意义并且把弄清存在的意义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不管它具有多么丰富和严密的范畴体系，它基本上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第8段最后这几句话可以看做是海德格尔对迄今为止一切存在论的批评：它们都没有去追问存在的意义，并把弄清存在的意义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这样，它们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一切有关存在论的问题。这就是说，弄清存在的意义问题是一切存在论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不但是一切存在论的基础，也是一切实证科学的基础。至此，本节标题的意思也清楚了：“存在问题存在论上的优先性”的意思是说，必须首先问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先于存在者的存在问题，更不用说先于对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层面的研究。

最后，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他的存在论研究将给存在问题以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而不只是要恢复传统和澄清至今还不通透的问题。在一切存在论中，首要问题是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西方思想最古老的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它引导着一切区域存在论，并通过它们间接引导着实证科学。但实质的、科学的优先性还不是存在问题惟一的优先性，它还有存在者层面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是海德格尔在下一节要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