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中医

3．2．1　明朝时期的中医

16世纪开始是明代医学发展的时期。明初医学主要是继承金元以来的医学成就，对中医中各种细分学科的划分进一步明确，对各类古籍的考证和钻研颇为深入。同时，外科学进步很大，出现了一些外科专著。御医薛己著《薛氏医案》首先记载了5种肿瘤和坏疽，详细叙述了麻风病的辨证治疗。王肯堂编著的《殇科准绳》取材严谨，为外科较好的著作。陈实功著《外科正宗》，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记载了40多种皮肤病、粉瘤、发瘤等，其中用拉线疗法治痔疮现仍用于临床。

明代医学中不能不提的是李时珍和明末的温病派。

李时珍（1518—1593，见图38），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汉族，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3年）。

图38　李时珍

李时珍38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3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学术书籍800余种，结合自身的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27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这是我国明朝时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

李家世代业医，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经常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起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又多次出外采访，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仙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教，其中有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大家都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例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的指点下，又仔细观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解释出来了。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编写工作。全书共16部，分为52卷，约有200万字，载药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记录、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种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像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本章纲目》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明朝医学中的另一项伟大成就是温病学派的成熟，这也与封建时期中国政府强大的调控力和统治力有关。

温病是急性外感热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大多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特点。古代由于生产水平、科学水平低下，再加上其他社会原因，诸如战争、饥荒等，使许多温病广泛蔓延，温邪日益猖獗，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温病学说便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产生出来。从现存医著分析，从战国到秦汉时代，可以作为温病学说的萌芽时期。在此时期中，虽然还没有堪称温病学专著的医籍出现，但是人们对温病怎样进行防治的认识已经开始萌芽，有不少科学设想和具体经验散见在有关医书中，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唐代是我国经济繁荣时代，唐代以后，南方地区、长江流域一带逐步得到开发，城市兴建，人口集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海外交通频繁，致使疾病传播类型增多。宋代民族斗争激烈，战争频繁，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外感热病随之增多，其流行性与传染性更加残酷，使得医学家们有更多实践机会。医学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新的治疗经验，认识到《伤寒杂病论》的辨证治疗方法用于治疗温病存在着许多不足。同时，因为药物的发现日益增多，发展和改革的条件逐渐成熟，由此温病学进入成长发展时期。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活跃，比如金元四大家的刘河间首先打破《伤寒论》表证必须用麻桂辛温解表的方法，认识到很多外感病滥用辛温解表，足以误人。两宋金元后，到了明清，温病学的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温病学家辈出，温病学专著丛现，对有关温病学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终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的发展在明朝进入了成熟时期。

这一阶段，以吴又可的《温疫论》和清代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温病学专著为标志，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温病理法方药体系，形成了新的专门独立学科——温病学。

金元以前，论述温病者大多以《内经》、《伤寒杂病论》为据，认为都是“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后来宋朝的郭雍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既有冬寒伏而后发，亦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但他未直接提出“新感温病”之说。他的思想对清代温病学家认识到春夏秋冬皆有感而即发的温病，有较大推动和启发作用。明末吴又可根据实践体会，编写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温病学专著——《温疫论》，创立了温疫辨证施治理论。这标志着温病学在明朝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