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朝鲜民族的历史特点与抗日革命斗争的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以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文献史料为中心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　金成镐

沈阳市工商联合会　夏润国

中国东北朝鲜民族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通过越境迁入而定居在东北地区逐渐形成起来的一个新生的少数民族，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属性和时代特殊性。

首先，在邻近故国的中朝边境地区形成了民族聚居区域。据有关统计，东北朝鲜民族的人口1919年为43万余人，1925年为53万余人，1931年为67万余人。其地区分布状况为奉天（辽宁）省16万余人；吉林省49万余人；黑龙江省1.6万余人。^[1]据另一统计资料，1932年末的朝鲜民族人口分布状况为：吉林省48万余人（其中东满地区为410578人），奉天省14万余人，黑龙江省1.8万余人，内蒙古617人，辽宁省南部的关东州2278人，热河省638人，山海关以南的关内地区3582人。^[2]朝鲜民族人口的73.5％定居于吉林省，其中的62.2％又集中于吉林省东南部的“东满”（现延边地区），在那里形成了中国朝鲜民族最大的聚居地。“东满”朝鲜民族人口状况1907年为73000人，1911年为127500人，1919年为279150人，1926年为356210人^[3]。

迁入中国东北中朝边境一带的朝鲜人，绝大多数都定居在偏僻的农村和人烟稀少的未开拓地带，从而自然地形成了一块块民族聚居地。客观上来讲，这一状况同当时中国东北人口稀少、未开拓地广阔，且腐败无能的封建清王朝及其后的国民党军阀统治势力衰微等较为落后的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与在日朝鲜民族社会相比较则这一特点尤为明显）。主观上来讲，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朝鲜半岛三国统一之后，朝鲜民族作为单一民族在半岛生活了千余年，逐步形成了朝鲜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属性。二是，朝鲜民族业已形成了作为近代民族的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特性之后才开始了越境迁入。三是，与在东北地区作为越境迁入而刚刚得以形成的一个弱小民族的现实状况有关。

以“东满”地区为例，朝鲜民族则在那里成为了多数民族，在当地人口中，朝鲜民族的比例，1907年为80.0％^[4]，1926年为80.2％^[5]，1930年底则为76.4％。这样，在“东满”地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日益适应于中国社会文化，但还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且与朝鲜故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朝鲜民族社会文化生活圈。正因为如此，当时“东满”地区甚至被称为“朝鲜的延长线”^[6]。

其次，朝鲜民族的反日革命斗争尤为强烈。朝鲜人绝大多数因为遭受日帝侵略和贫穷所迫不得不以个人身份而来经济原因占94.6%，政治原因等其他占5.4%。参照李勋求《满洲和朝鲜人》，平壤崇实专门学校出版1932年版，第102—103页。" class="calibre9">^[7]，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基础，又深受日帝及地方封建军阀势力和地主阶级的多重压迫和剥削，因此其生活环境非常恶劣而且不稳定，生活极度贫困。1910年8月朝鲜被日本强行“合并”之后，东北的“朝鲜人由于没有国家，没有势力而又没有财产，沦为全世界最底层的民族”^[8]，被置于毫无政治权利且极其悲惨的社会命运当中。东北朝鲜民族在其生活环境、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革命要求和斗争精神。“韩国农民之革命意识比诸中国农民，而其水准最高昂。这是韩国农民则自日本并合韩日以后，不堪其压迫和剥削，被逐渡满，所以反帝的意识成为第二天性，对于帝国主义的敌忾心，很为高昂。”^[9]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和吞并朝鲜所造成的。当时，无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作出的东北“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一例外地都开始发生于朝鲜移住农民当中”的分析，还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东满的革命影响一般的较高于其他地方。……韩国民众因为长期地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国民党那时的非人待遇，及生活恶劣等原因，斗争与认识，一般的高于中（国）人”^[10]的评价绝不是偶然的。

再次，东北朝鲜民族最初的思想政治运动是在“朝鲜的延长线”上开展的。中国虽然有50多个少数民族，但却没有像朝鲜民族这样在近代通过越境迁入而刚刚形成不久的民族。所以，中国朝鲜民族最为突出的社会历史文化特性之一就是拥有朝鲜这样一个自己原有的故国。尽管朝鲜人从定居东北形成民族社会开始，事实上业已成为中国一个少数民族，其中一部分人业已加入中国国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但是，在朝鲜半岛数千年作为单一民族生活过来的他们，其传统的历史文化意识以及乡土观、祖国观等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的变化。何况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由于贫穷和为日帝所逼，才不得不寻求一条生路的人，而且一部分人是身怀反日独立斗争大志的爱国志士。

众所周知，1910年朝鲜被强制合并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之后，朝鲜民族的反日独立运动便成为时代所赋予的最主要的使命。朝鲜国内的反日运动都遭到了日帝极为严密、残暴的镇压，一部分爱国志士和反日义兵队伍被迫转移到国外。1910年前后开始转移到中国的朝鲜爱国志士和义兵们抱着亡国恨和民族仇，把东北地区视为“祖国光复之策源地”^[11]，求得中国地方当局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以朝鲜民族社会为基础，组织了众多的反日民族团体，积极准备着反日武装斗争。

1919年朝鲜全民族性的“三•一”运动遭到日帝的血腥镇压后，中国东北的朝鲜民族反日力量就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这一时期延边地区就有朝鲜民族反日武装约3000名^[12]。他们以东北为抗日武装根据地积极进入朝鲜国内进行武装活动的同时，也与侵入到中国东北的日帝侵略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武装斗争，其突出事例就是1920年6月凤梧洞战斗^[13]和10月青山里战役洪范图、金佐镇等领导的朝鲜独立军在吉林省和龙县青山里一带与日本讨伐军进行了大小数次战斗，杀伤了日军官兵数百名。参照尹炳奭著：《独立军史》，知识产业社1991年版，第158—194页。" class="calibre9">^[14]。尽管他们主要是在单纯的民族主义旗帜下为了朝鲜的独立解放而进行反日武装斗争，也给中国带来不少外交问题，但他们毕竟是在东北大地首先打响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进入1920年代以来，朝鲜民族的民族主义反日独立运动逐步转向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1925年4月在汉城（今首尔）成立的朝鲜共产党于次年5月16日在中国黑龙江省珠河县（现尚志市）一面坡正式组织了满洲总局，下设东满、南满和北满三个区域局。不久，东北的朝鲜共产党组织分裂为几个派别，但“他们还是各自团结了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力量，组织了群众团体，坚持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宣传和斗争，对于推动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 class="calibre9">^[15]。尽管当时东北的朝鲜共产党活动只以“朝鲜革命之延长”来进行，“唯一斗争的对象只有日本帝国主义”^[16]，没有直接参加中国革命，但他们在东北朝鲜民族社会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反日革命思想，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1930年代以来的抗日武装斗争准备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和骨干力量。

注释

[1]伪“满州国”“民政部”总务司调查科编：《在满朝鲜人事情》，大同二年（1933）12月14日，第5—6页。

[2]朝鲜总督府编：《最近に於ける朝鲜治安状况》，1966年，第290页。

[3]沈茹秋：《延边调查实录》（1931年），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4]“在满日本帝国大使馆”编纂：《在满朝鲜人概况》，昭和9年版，第58页。

[5]沈茹秋：《延边调查实录》（1931年），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6]《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1930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合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以下简称《东北文件汇集》），（甲4），1989年，第395页。

[7]据资料，朝鲜人越境迁入到中国东北的动机、理由中生活困难和挣钱等经济原因占94.6%，政治原因等其他占5.4%。参照李勋求《满洲和朝鲜人》，平壤崇实专门学校出版1932年版，第102—103页。

[8]《昭和7年3月25日附在间岛冈田总领事发信芳泽外务大臣宛》，《外务省警察史（间岛の部）》，1—1，外务省，第7703页。

[9]《江宇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5月11日，《东北文件汇集》（甲31），1989年，第65页。

[10]《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1933年10月25日，《东北文件汇集》（甲30），1989年，第8页。

[11]《江宇关于住满韩侨之情势报告》，1929年7月25日，《东北文件汇集》（乙2），1991年，第21页。

[12]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编：《朝鲜の治安状况》，昭和二年（1927年），第279页。

[13]1920年6月7日朝鲜独立军在吉林省图们市凤梧洞以埋伏战杀伤了驻朝日军第19师团安川小佐指挥的“越江追击大队”100余名。

[14]1920年10月21—26日间，洪范图、金佐镇等领导的朝鲜独立军在吉林省和龙县青山里一带与日本讨伐军进行了大小数次战斗，杀伤了日军官兵数百名。参照尹炳奭著：《独立军史》，知识产业社1991年版，第158—194页。

[15]李鸿文：《30年代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6]《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关于巡视东满吉敦路沿线各县的工作报告》，1930年9月20日，《东北文件汇集》（甲5），1988年，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