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第1部《执业医师法》的实施，将国内医师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范畴，同时也将医疗程序实施的监督权交给了全社会。这种条件的变化和发展无疑将过去较为隐蔽的医疗程序透明化，并对医师的医疗能力和素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患者及家属、委托人等直接介入到医疗程序中，医师和护士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同时做好治疗和相关服务两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医疗工作正常运行。
神经介入血管内治疗采用的物品均为一次性的高值消耗性材料，需要的费用明显较其他治疗方法为高，所以目前国内患者的平均经济承受能力与接受神经介入血管内治疗还有不小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疗过程中的“超前消费”，具体讲，就是目前各大医院投巨资所购置并应用的仪器设备、导管耗材以及培养技术人员的医疗诊断和操作技术等，已使我国相当数量的三级甲等医院的部分临床医疗技术达到了欧美20世纪末的水平，其中一部分临床应用技术和硬件设备已和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同步。而患者的平均年收入和用于医疗的可支配资金则不足于发达国家的10%。所以说要想在治病过程中用相当于目前医院投入资金1/10的支出来获取高水平的医疗，困难是很大的，这里面还不包括医护人员的人力与智力的投入。
尽管目前在国家统一调配下，医院和医护人员都在医疗的各个环节中做了巨大的努力，但仍然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所以，往往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患者可能会放弃这种具有高消费特点的介入血管内治疗，当然也有不少具有较好经济条件的患者可以承受这种“超前消费”，但是他们对治疗的结果总是寄予非常高的期望。如果在治疗中出现并发症或其他难以预料的意外，患者方面在感情和财力上就难以接受，从而引发医疗纠纷。
因此在正式治疗前，应该向患者及其委托人讲明手术的目的、方式、所采用的材料、时间、手术者，强调手术的成功率和风险率，做到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家属对治疗都心中有数。在手术协议书中，尽可能将可以预见的并发症详尽表达，以最大程度获得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和理解。
国际上早在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和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中就已强调，在医疗过程中医师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重视患者知情同意和知情选择的权益，对任何患者，都应当保证给予最佳的诊断和治疗。时至今日，医师更应该扩大自己的专业知识范围和提高技术水平，并将其无私地提供给患者，以获取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的最大利益。
作为医师，对国内目前的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医师可以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但对社会学的求知更不能忽视，要让自己的医德能力顺应具“中国特色”的医疗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履行好《执业医师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严格按医疗规章制度办事。在认真研究患者病情，把握好适应证和禁忌证，并决定采用神经介入血管内治疗前，应向患者本人或其法定委托人通报病情和解释所制定的治疗方案，公正而诚实地告知手术的风险及其手术医师的能力和预期所能达到的效果。这样做，在很多方面医患双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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