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第五次大总结

公元1127年，丁未，宋钦宗赵桓靖康二年，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五年，北宋覆没，宗室赵构南渡建立南宋王朝（建炎元年）。中原士大夫、文人大批南迁，兴盛一百余年的北宋文化就此南移。女真族、契丹族、汉族在北方杂居，又一次民族交融。半个世纪后，蒙古族灭金，公元1271年，宋度宗赵禥（qí，音祺）咸淳七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改国号元。1279年己卯，至元十六年，南宋赵昺（bǐng，音丙）祥兴二年，蒙古统一中国，南宋灭亡。这一个半世纪的战乱，整个社会谈不上安定。客观需要，造成中医药学的又一次大发展。

直到公元1368年，戊申，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元朝灭亡。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不仅北方诸民族大举进入中原，原属西夏的党项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西域维吾尔人都有机会东进，随同元人大军所及，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欧洲人也因元人的民族政策进入中国。东、西方民族、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交流、融合。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医药理论思想的开放、发展。历史上医药理论又一次蓬勃发展、创新的时代形成。兼之，多年动乱，许多古籍相继失传，以《证类本草》为基础，延续至20世纪，长达八九个世纪，重辑《神农本草经》的工作是从这一时期初期开始。

上一次大总结期间发展《伤寒杂病论》（《伤寒论》）研究，对金元医药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金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和《伤寒明理论》对张仲景方药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南宋朱肱的《活人书》《南阳活人书》《伤寒类证活人书》、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方》）等，都有重要创新。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本事方》）著名的儿科学家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作者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妇产科名著高稽中《产育宝庆集》（《产育宝庆方》），以及陈直《养老奉亲书》（《奉亲养老书》）《局方》都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医药理论提出新的、“革命”的理念。金人的医药著作突出的如朱震亨《局方发挥》直接批判《局方》；窦材《扁鹊心书》直接批判《伤寒论》，南宋以后，北方大半中国已经不再受宋朝法制约束，所谓“监本”“官修本草”以及宋臣校订的中医典籍对医药人士的影响主要在于理论，而不是权威。

金及金以后元代若干年，中医药学进入一个大发展、大争鸣的时代。作为代表人物的，是所谓“金元四家”。

“金元四家”一般指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四家，他们各有自己众多的弟子、学生，秉持自己的医药理念，同时也著书（或者弟子的整理、搜集成书）立说。各成一个学派，不仅当时影响甚广，就是此后长期也一直影响着中医药学界，其实不只四家，还有刘完素的学生，号称洁古老人的张元素。李杲是张元素的弟子，李杲的学生，《汤液本草》的作者王好古，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这一阶段，在本草理论方面，有几个问题对后世影响很大，必须予以回顾。

首先是“七方十剂”问题。

“七方”原指《黄帝内经素问》提出的：大、小、缓、急、奇、偶、复七类方剂组成。［1］

“十剂”，原指“宣、通、补、泻（洩）、轻、重、滑、涩、燥、湿”十个按治疗作用（药理作用）的方剂分类，原由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提出，寇宗奭《本草衍义》起，误以为陶弘景提出。［2］也有人误指为北齐徐之才发明。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首先提出：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剂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3］《本草衍义》将寒、热二剂补入十剂，在《本草衍义》总叙中记载清楚，本来是寇宗奭误认为陶弘景提出的十剂。明人缪希雍（仲淳）《神农本草经疏》中又误读《本草衍义》总叙，再误以为寒、热二剂是陶弘景补入。主张：“寒、热二剂摄在补泻，义不重出。今当增入升、降二剂。”［4］清人沈金鳌《要药分剂》就是以十剂为纲的本草，他也误以为陶弘景补入寒、热二剂，而缪希雍（仲淳）的升、降二剂也有不妥：“升、降二字可以概群药，不得另立二门次于十剂后。”主张仍用原来的十剂。［5］近、现代有关配伍、方剂分类也有以此或增益分类的。

其次，是“归经、引经”问题，这是困惑医药界几个世纪的本草理论问题，反对的人指出，“归经、引经”理论，也称“引经报使”，创自张元素。张元素的《洁古老人珍珠囊》中，确有许多有关归经的记载，后面的引经理论也初具规模。再传弟子王好古的《汤液本草》中有很好的总结。

“归经”也称“入经”“走经”或“行经”。归，有归趋、走向的意思，“经”，泛泛的解释，可以称为经络，但在实际意义上，所谓“经”，是以所属脏、腑为重点，只在疮科或皮肤科、痘疹科等，经络循行路线，才成为重要的区域观念，在眼科，所谓“经”又与正规的经络学说有明显的不同，自成系统。

简单地说，归经理论即指药物的作用具有特异性、选择性、趋向于特定的经络脏腑或其相关部位。宋初沈括《梦溪笔谈》中就曾谈到“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6］《梦溪笔谈》约成书于11世纪末年，沈括（公元1031－1095年）［7］晚年卜居润州，此书为沈括晚年所成。沈括本人不是医药学家，他谈到归经，说明当时在中医药界已经流行着归经的理论，其内容大约理解为，药物本身可以选择性达到特定的人体区域、部位。沈括是大学问家，不同意这样解释（对神农氏能透视脏腑，看到药物在体内所达部位的传说，也是不信的）。他认为，所谓归经，不是药的质，而是药的气，达到人体特定部位的作用。气是什么？现代学者有许多讨论和阐释，至少，气不同于质，用现代语言来说明，归经是指药物的生物活性或生理效应（药理作用）的定向、定位选择作用。这是关于归经的又一种理解，应该是理论争鸣。沈括生平比张元素要早，张元素是金代（约公元1151－1234年）8人，沈括是北宋早期（公元1031－1095年）人，两人相差一个多世纪，沈括逝世时，张元素尚未出生。沈括所知归经理论肯定与张元素无关。其实，归经及其机制，在《灵枢经》中已有相关记载，包括“经”的部位概念。其后的张仲景、孙思邈、陈藏器、寇宗奭等的医药著作中，也多有类似记载。陶弘景之前的《名医别录》所称：韭“归心”；葫（蒜）“归五藏”；蒜（小蒜）“归脾、肾”；以及薤“归于骨”；芥“归鼻”；葱白“归目”；蓼叶“归舌”［9］都可视作原始的归经概念，《名医别录》记录的理念可能比张元素要早近千年。可知归经理论不是张元素首创的。但张元素及其学派对归经理论有发展，也有创新，主要是李杲、王好古等人。

归经的经，用的仍是针灸经络的名称，但其具体走行、部位，又不同于原始的经络，特别是从张仲景分经论治演化而来的理论部分，这是归经理论的一个特点。

归经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归趋的不固定性。一种药物的归经有可能因用药剂量、配伍，或病人的病情、机体状况而改变。所达到的脏腑、部位、深浅……也会有所不同。

这种药物作用的选择性定向、定位概念，至今仍是中药药性理论的一个特殊内容。

药物所归的经有时还有主、次、兼等分别，并不是单一的，实际在金元以后的本草中，药物归经单一的，并不多见，一般兼入几经，有的药甚至“通行十二经络”“通行经络”，这也有别于一般经络概念。

经络理论是较晚“成熟”的药性理论，又从一开始就存在反对、批判的声音，对于归经认定的依据，常有争议，往往各抒己见，各成一家，因此，药物归经的不一致，说法不一，也是归经理论的一个特点，所谓“成熟”，其实并不等于完全一致的定型、完整。

引经理论的概念，简单讲，就是承认药物的归经有可能受其他配伍药物的影响而改变，这是又深一层的配伍理论。这种改变归经的作用，称为引经。改变归经的配伍药物称为引经药（引经报使）。

有人说，引经药和唐宋以来大量用于成方、成药的药引（药引子、引子）有密切联系。按照原义，药引加入成方、成药或某些方剂中，有可能加强原方的某些作用，或者抵消、消除某些非治疗目的的（包括毒性、副作用、可能引起的危害）作用。有时，也可能兼具改变药物作用定向、定位的作用，但并非一定，也不都有。而且，药引有的是一两味药，有的会更多，甚至是另一个方剂，这也不同于引经药。

引经药概念是配伍理论的新发展，又与方剂的君、臣、佐、使理论相联系，时常兼具使药或佐药的性质。在方剂组织方面，引药理论也是一个新发展和补充。

其三，是升、降、浮、沉理论。升、降是一对运动矛盾；浮、沉是一对运动矛盾。本源于“气机”概念。“气机”指生命现象的机构和规律，相信人的生命，其发生、存在、发展在于气机的运动（运转）。一般规律，气机运动由内向外，由表及里，由上而下，自下而上，生气运动，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基本的生命现象，显然，这和宋儒理学思想，特别是《周易》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升、降、浮、沉不畅或发生阻隔、阻滞，气机失灵，则产生病证，生气失和，生命运行脱离正常轨道。分别具有调节、促进或正确引导人体升、降、浮、沉的作用的药物、方剂成为这一时代药性理论、本草、方剂理论的一个特色。

元代开始的东西文化大交流，汉族与其他民族医药理念的新的融合，成为这一时代医药学术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其他民族的医药学进入，如元末明初成书的《回回药方》，就是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医药知识与中原文化相融合一个范例。我们无从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但这部著作中介绍的鸦片（阿片、罂粟膏子）、洎法蓝（撒法郎、番栀子、藏红花）等药物、膏滋、金石药、香料药等内容，让我们了解到，所谓西域医药对当时中医药学术的影响。

《回回药方》在中医药界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元人曾经有一部《至元增修本草》的官修本草问世，其背景是宋代的官修本草已经不完整，金代、元初许多翻刻的《证类本草》及其派生著作，内容凌乱，质量不齐，而且事隔两个世纪，换了朝代，起不到“监本”的作用，客观上，需要一部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官修本草、监本。金、元各家新的医药理念有待整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公元1284年）十二月，命翰林承旨撒里蛮、翰林集贤大学士许国祯率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10］当即此书。成书日期不详，至今不传，卷次、内容也无从考察，更未见颁行记载。《元史》许国祯本传［11］也未载此事。许国祯还领衔整理过《御药院方》，此书是继宋人《局方》之后的一部重要官定方书，可知他也是一位医药学家。但撒里蛮是什么人，什么民族都无从考稽。

食疗本草《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慧，《元史》无传，有人说他是蒙古族，元文宗图帖睦尔天历三年（庚午，公元1330年）自序称：“延佑年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公元1314－1320年）选充饮膳之职。”署名自称“饮膳太医”。虞集序称之为“膳医”。从书的内容看，他不仅兼通蒙、汉医学，书中收载食物、用法，如八儿不汤、撒速汤，均自注为西天茶饭名，搠罗脱因自注“系畏兀儿茶饭”。“西天”即泛指天竺、印度，畏兀儿即维吾尔。自注出回回地的咱夫兰、回回豆子、必思答、马思答吉、哈昔泥、八担仁，反复出现。回回，泛指阿拉伯半岛、中亚地区，可知书中知识不只来自蒙古。

《饮膳正要》将北方、西方、南方多民族的饮食习惯与汉族传统饮食、食疗经验、理论汇集，亦增添了大量的食品、药物。《饮膳正要》最先记载烧酒（蒸馏酒）。书中记载的五味子舍儿别（舍利别，糖浆），是我国食谱、食疗本草中首先记载用于饮膳的糖浆。

据说，为了西方民族的需要，元代政府曾设立回回药院“掌回回药事”。可惜没有更多文字资料，也无从了解其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直到明朝初期，朱橚集中国内医药学者编修我国最大方书《普济方》的时候，也有非汉族的学者参加，有人认为其中甚至有犹太学者。元代以后，中医药学术受到中原以外学术影响应是存在的。

作为旁证，朝鲜（高丽）学者许浚的《东医宝鉴》也是非汉族学者的综合著作，这部书不是本草，但重要章节之后，都附有相关的药物知识，这是一个传统中医药学与域外文明大融合的时代。

实际从金元开始，已经有的学者进行传统医药学知识与新的理论发展综合整理，本草方面以《汤液本草》《本草发挥》《本草集要》为最重要。

《汤液本草》成书时间《简明中医辞典》谓为1289年（己丑，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冈西为人据丙子序及《阴证略例》麻革序，推定为1246年（丙午，时为南宋理宗赵昀淳祐六年，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三年1234年，甲午之后十二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癸亥，公元1263年）。本书序例“药味专精”节有至元庚辰（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治验案，有人认为，可能是后人补入，尚缺确证。《汤液本草》的作者王好古是李杲的学生。李杲生卒年代为（公元1180－1251年），［12］丙午干支的年代是1186年、1246年、1306年、1366年，1306的丙午（李杲去世55年）也许更恰当些。

《汤液本草》主要介绍李杲和王好古的药性理论见解，兼及刘完素、张元素的说法。其序例部分不用传统本草的内容和体例，是最早引入归经、引经、阴阳、升、降、浮、沉诸药性理论的本草。

《汤液本草》只有247味药，不分三品，只分草、木、果、菜、米谷、玉石、禽、兽、虫八部，玉石部放在米谷部之后，是首创。各部药的排列，也以易水学派常用药为首，没有把补益药或服食（石）养生药放在前面。唐、宋以来，道家、丹鼎神仙家的影响明显式微。务实而不尚玄虚，《证类本草》草部上品之上的最前两药黄精、石菖蒲竟然落选。

《汤液本草》没有采用繁冗的注疏形式，也没有引证更多的文史经典，各药基本不论药材形色、产收，仅以性味、气厚薄、阴阳、有毒、无毒、归经、引经为纲领，然后列举各家论述，多以易水学派为先。其次是前代经典，各家论说。

类似《汤液本草》的后期著作《本草发挥》作者徐用诚（彦纯），为朱震亨弟子，他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甲子，公元1384年）逝世，此书成书时间不详。书的架构、形式与《汤液本草》相似，但增加了朱震亨的药性理论见解和署名张元素的著作内容，药物种类也多于《汤液本草》，论说不如《汤液本草》精纯，流传不广，一般评价也不如《汤液本草》那样高。

更晚的是明孝宗朱佑樘弘治五年（壬子，公元1492年）成书的《本草集要》。

这些本草综合的重点是药性理论，但药物的形态、产地、采收、修治等则很少言及，还不是较全面的总结。

南宋时代，南北交通阻隔，药物贸易也有诸多不便，南方民间用药不得已采用类似药性的代用品、就近取材。《本草图经》已开始的取用“本经外药物”愈趋发展，江南、川黔的草药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各种流派的草药。关于草药，有的流派有自己的理论、本草、方剂，自己的师承，但大多数草药医文化水平较低，除了师徒传授单、秘、验方以外，没有更多、更好的传承。传统中医，有时自称“儒医”，更是对草药医看不上眼，见于记录的，除了不得已承认其疗效外，常持否定态度。

但也有例外，这里必须提出的是《滇南本草》，［13］一般认为此书作者为兰茂。兰茂原籍河南武陟，是一个懂医又教书的文人，是否为《滇南本草》原作者，尚有争议。此书大约成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公元1436－1499年），也有称其他年代者，约在明朝中、晚期，早于李时珍《本草纲目》近百年。

此书原为作者搜集云南各地有效草药，有性味、功能，有的版本还有附图，收药数目少的只有二十几种，多的如昆明务本堂刻本达458种。各药名称，功能多遵照当地习惯，与一般方书、本草或有相似，未必相同。此书是现存地方本草之年代较久远者，已有多数学者研究，清人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至少有69处引用此书。

此书以后，各少数民族、各地草药医有多种方书或类似本草的地区（民族）本草问世，数量不等，一般只在一定地域、一定范围内流传。

有一部迄未印行的地方本草《履巉岩本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认为这是本草史少见的小区域地方本草，也是现存的最古的彩色药谱。［14］此书作者王介为南宋著名画家，手绘草药图205幅，因系彩图一直未刊，1951年（辛卯）赵燏黄考订本为明抄宋本，可知虽未刊，但在民间时有流传、传抄。

本草的发展，人们对于植物的食用价值、食用方法、不良反应相应地有了新的认识，因而对于可食用植物的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月，这方面的知识更有价值。本草的另一支，救荒用本草于是产生。

救荒用本草最重要的是明代初年，明宗室朱橚的《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成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四年（丙戌，公元1406年）。朱橚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之弟。为了显示无意于政权争夺，他在医药学术方面下了许多功夫。著名的《普济方》是他聘请众多医药学家完成的巨著，收方六万余首，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重刊本达十册426卷，近千万字。这部《救荒本草》也是他的力作。据记载，他搜集可以备荒充饥的植物，询知其生长环境、采撷和食用方法、注意事项，有的设法在自己的田园中栽植并曾亲自尝试，认为可用的即请画工写生，画成墨线图，以便对照寻找。卞同序称：朱橚“购田夫野老，得甲坼勾萌者四百余，植于一圃，躬自视阅，俟其滋长成熟，乃招画工绘之为图，仍疏其花、实、根、干、皮、叶之可食者，汇次为书。”

此书共收载救荒植物414（或谓413、411）种，见于前人本草的有138种，文中附本草文字摘要，其余276种为本草没有记载的新种。

此书很为现代学术界所重视，但刊行不广，1959年中华书局有影印本。明人徐春圃《古今医统大全》、徐光启《农政全书》均收载《救荒本草》全文及附图，但附图已经明显失真，也有许多简化。《农政全书》本除原文外，还有部分种类有徐光启亲自尝试的记录。

到了明代后期，正德、嘉靖间（公元1506－1565年）又有《野菜谱》《食鉴本草》问世。

这一时期，还有两部本草值得一提：《炮炙大法》和《本草原始》。在本草学中，药物基源、生境比较容易鉴识，也多有记载，最复杂的是药材、饮片的辨识、真伪优劣的评认。向来本草记载的形态，多只限于采收前、原生态，而缺乏药材、饮片部分。随药材贸易的发达，药行学识渐增积累，药材、饮片知识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

其次是炮炙（炮制、修治）。虽然《证类本草》已经引入《雷公炮炙论》，但此书并不系统，而且收入许多不切实际的技术、方法，论说也与一般本草存在距离。形势发展要求对炮炙有系统地整理、理论阐明。

陈嘉谟《本草蒙筌》成于明世宗朱厚熜（zǒng，音总）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公元1565年）。本书总论中，首先提出：藏留防耗坏、贸易辨假真、咀片分根梢等药行理念。在制造资水火节，系统总结炮炙理论，所谓火制、水制、水火共制以及加辅料炮制：“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脏；用醋注肝经；童便制除劣性、降下；米泔制去燥性、和中；乳制滋润回枯；蜜制甘缓、难化……”至今对药行操作仍有指导意义。各药附图除抄录前代本草图外，部分为本书独有的药材图，如大粉草（甘草）、天花粉、贝母、附子、八角附子、海带、常山、乳香、雄丁香、雷丸等；有的还加说明如黄药根注：“肉黄色”；大附子注：“顶圆”；常山注：“色淡黄”，都是新增内容。尽管由于制图、刻版技术等原因，不少图有一定失真，但对当时药行业还应有可参考之处。［15］

此后50年，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年（壬子，公元1612年），李中立《本草原始》问世。此书载药452种，药图379帧。自称：“核其名实，考其性味，辨其形容，定其施治。”这也是名为“原始”的本意。［16］

《本草原始》注文中，突出记录经验，药行知识，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又十年，明熹宗天启二年（壬戌，公元1622年）缪希雍（仲淳）《炮炙大法》问世。

此书原为缪希雍《先醒斋广笔记》卷四。

此书卷首总结雷公炮制法为十七法：炮、爁（lǎn，音览）、煿、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镑、摋（读音有三：sà，音萨；shà，音煞；sǎ音撒）、日煞（shaì音晒；shà，音煞）、曝、露。又按水、火、土、金、石、草、木、果、米谷、菜、人、兽、禽、虫鱼14部。分列药172种。各药主要叙述常用修治法，如卷末所说：“因检目前尝用诸药品，悉按《雷公炮炙》去其迂阔难遵者，而裁以己法，其无《雷公》者，则自为阐发，以益前人所未逮。”实际应是《雷公炮炙论》的修订、增编，也是当时中药炮炙方法的一个总结。除修治外，凡诸使、制、解、伏，并反、忌、恶、畏等附系其下。实际也是“七情表”又一次大增补。本书成于《本草纲目》之前，李时珍未言及本书，但其“七情表”部分似与此书内容有关。［17］

书末更附：用药凡例、煎药则例、服药序次、服药禁忌、妊娠服忌、六陈、十八反、禁忌（饮食、生活）等。除功能、主治等叙述较少、没有附方外，基本上是一部专题本草。

在学术上，这一时期思想解放的特征明显。医药方面，尽管还是有人守成泥古，但也不断有人探索新的发展。《炮炙大法》代表炮炙、修治的革新探索。在理论探索方面还有两部代表性的本草：《本草衍义补遗》和《药品化义》。

《本草衍义补遗》旧署朱震亨撰。李时珍称：“此书盖因寇氏《衍义》之义而推衍之，近二百种，多所发明。但兰草之为兰花、胡粉之为锡粉，未免泥于旧说，而以诸药分配五行，失之牵强耳。”［18］

《本草衍义补遗》今本共分两部分，前部为正文，载药173种；后部称：新增补43种。据署名：“金华朱彦修撰，新安方广增补”。可知增补部分为方广所撰。此书常为方广《丹溪心法附余》的一个组成部分。《历代中药文献精华》认为书中部分内容非朱丹溪所出，乃后人增补，“是不是方广，亦（抑）或是丹溪弟子所补，尚无可考”。［19］

本书虽名《本草衍义补遗》，书中也有多处对寇宗奭《本草衍义》有所补正，但主旨似非纠正《本草衍义》的某些内容。从学术上讲，虽然朱丹溪受知于罗知悌，罗知悌是刘完素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学。［20］方广又是学崇丹溪的明代医家，是朱丹溪的私淑弟子。朱丹溪、方广的这部本草却完全没有金元四家引经报使的理论，而以阴阳、五行属性为特点，似乎绍述《蜀本草》的药性见解，于金元四家又是一次理论上的改革。

实际本书153种（统计为155种）药物中，正式记载药物五行属性的只有65种，五行药性具有探索性、开创性的意义。这65种全部集中在本书前部，方广增补的部分则没有记录，全书也没有理论阐述，［21］无怪李时珍对于五行属性的理论认为“失之牵强”。

《药品化义》一名《辨药指南》，此书原题贾所学撰，李延昰补订。据李延昰《药品化义》序他是“甲申游苏中，偶得贾君九如所著《药品化义》”，戊午客浙，“乃命儿子汉征较正重梓问世”。此序［22］在庚申立秋日。另一部署贾九如撰、尤乘订的《药品辨义》，现存最早版本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三十年辛未（公元1691年）［23］据此推测，此前之甲申，如果不是崇祯死难之年，前一甲子，当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二年（甲申，公元1584年），戊午重梓似是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公元1618年），李延昰序在三年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无论《药品化义》还是《药品辨义》，李时珍均未提及，时间不应比《本草纲目》更早。此书《明史·艺文志》、焦竑（hóng，音洪）《国史经籍志》、宋定国、谢星缠《国史经籍志补》都没有收载。［24］《清史稿》艺文志也没有收载。［25］

从前述，当是贾所学（九如）初撰《药品化义》，李延昰重印，仍称《药品化义》；尤乘补增本较晚出，更名《药品辨义》，其实初本都是贾所学（九如）《药品化义》，初成于明末。郁文书店本《药品化义》卷前署，“赵郡李延昰期叔著”，卷一则署“鸳洲贾所学九如辑著赵郡李延昰期叔补订”，著、辑著、补订当然不是一个意思，读者容易混淆。

不论《药品化义》还是《药品辨义》，都保留贾九如提出的“药母”和“辨药八法”，这是贾九如理论的重点。

所谓“药母”即仿书的字母，诗的韵律、乐的音律，“今辑诸贤确论，考成药母，为辨药指南，药品化生之义发源于此”。“每药一品，须分八款，更有次序：曰体、曰色、曰气、曰味，此四者乃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必先辨明，以备参订；曰形、曰性、曰能、曰力，此四者藉医人格物推训之义理，而后区别，以印生成。”

所谓辨药八法，即：

体：燥、润、轻、重、滑、腻、乾；

色：青、红、黄、白、黑、紫、苍；

气：羶、臊、香、腥、臭、雄、和；

味：酸、苦、甘、辛、咸、淡、涩；

形：阴、阳、木、火、土、金、水；

性：寒、热、温、凉、清、浊、平；

能：升、降、浮、沉、定、走、破；

力：宣、通、补、泻、渗、敛、散。

“当验其体；观其色；嗅其气；嚼其味……有不能嗅其气、嚼其味者，须煎汁尝之。惟辨此四者为先，而后推其形；察其性，原其能；定其力，则凡厚、薄、清、浊、缓、急、躁、静、平和、酷锐之性及走经、主治之义，无余蕴矣。”此后，又分别论述：体质所主、五色所主、五气所入、五气所能、五味所入、五味所走、五味所养、五味所主、五味所能、五味所宜、五味所禁、药之阴阳属性、药性清浊、药性所养、药性所主、药性所用、药力所主。实际是综合整理、规范历代本草家所主张的药性，有的还有补充，如十剂（药力所主）吸收前人见解，扩大为“用药十八法”；清浊（药性清浊）扩为：清中清品、清中浊品、浊中清品和浊中浊品。气则分为体气（膻、臊、香、腥、臭）、性气（厚、薄、缓、急、躁、静、猛烈、酷锐）。“如人身有先天虚灵之气；有后天米谷之气，所以药品亦有性气、体气之分。”

全书收药162品（附8品），分为气、血、肝、心、脾、肺、肾、痰、火、燥、风、湿、寒13类药。

贾九如生当明季，这些药性思想反映当时医药界的改革思想，所谓古圣、经典都重加改革、变动。

在这种医药学术思想大变革的时代，本草文献又有了几百年的积累，又一次（第五次）大总结要求于是形成。

《至元增修本草》没有行世，大约因为元朝延续时间不久，迅速覆灭，没有起到官修本草的作用，更没有达到大总结的效果。元亡后又两百年，以《本草品汇精要》和《本草纲目》为主体的第五次本草大总结完成。

《本草品汇精要》是明朝唯一一部官修本草，修成后，一直没有颁行、刊印。四个多世纪后，中间又跨越清朝一个朝代，到了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才据陶湘所藏晒图蓝印本排印出版无图本。《明史》及许多书目都没有著录，也没有起到官修本草的作用。

《本草品汇精要》的领衔作者刘文泰是太医院院判，明孝宗朱佑樘（táng，音堂chēng，音撑）的宠臣，是一个无学无行的奸佞小人，很不得人心。据《明实录》：孝宗朱佑樘弘治十六年（癸亥，公元1503年）“司礼太监萧敬传旨，本草旧本繁简不同，翰林院其遣官二员，会同太医院官删繁补缺，纂辑成书，以便观览”。［26］朱佑樘好医药，曾于北京南城修合丸药以赐臣民，为宠臣亲书药方。可以理解他对本草事业的关心。

朱佑樘指定翰林院派人主持编修本草，但毕竟本草不是文史，必须有专攻，翰林院推辞不受，任务才由太医院承担。《明实录》称：“时，文泰等欲援引所亲，妄图升赏，实未有精于医理者……掌太医院事右通政施钦等自陈：‘臣等一介草茅，赋性庸愚，仰承圣命，纂修本草，退而自揣，诚不胜任’……盖太学士丘浚欲重修本草，每种立十三则，而亲著一种为例，文（泰）得之，欲攘以为功。”［26］就是说：刘文泰之前，丘浚已有新的本草编修方案设计，并有样稿，落在刘文泰手中，刘文泰才有了编修本草的倚仗。丘浚实际是《本草品汇精要》的原设计者，［27］书中，刘文泰全未言及丘浚的功绩或影响。

参加编修《本草品汇精要》的，有文字记载的为49人，包括知名明代画家如山东王世昌（历山）（据曹晖校注本“奉命纂修本草品汇精要官员职务”绘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此节均删去未印），可能实际工作人员还要多，古代官修本草中，动员人数此次最多。

《本草品汇精要》对于药物的分类，除保存旧本草自然类别与三品结合的原则以外，又依生长、采收等为据，提出一个二级自然分类，植物分特生、散生、植生等十三类；动物分五类、四生、两成；矿物则分石穴生、土石生、山窟生等十六类。还参考宋人邵雍《皇极经世》的思路，以草、木、飞、走、石、水、火、土等，概括药物的生态或属性，对草、木、谷、菜、玉石等进行药性归类，只是没有以四、四之数为纲纪。

对于每种（味）药，《本草品汇精要》分列24个条目，称为二十四则，大约这就是丘浚“十三则”的增衍。以此为纲，本书对旧本草作了大量的删节、精简，条理分明，眉目清晰，为一大特色。

药性方面，《本草品汇精要》收载《汤液本草》《饮膳正要》以及张元素、李杲、朱震亨、罗谦甫等的理论著作，增加归经、引经、升降浮沉等内容，与前代官修本草有明显不同，不仅上承《证类本草》《绍兴本草》，又综合吸纳金元以来各家药性理论的发展，收载以《饮膳正要》为代表的非汉族医药知识，不仅新增药物41种，而且以“谨按”标注的评说就有152条，包括较多的炼丹术有关内容，或经调查访问，或是亲自实践，大多是不见经传的议论，有参考价值。郝近大对“谨按”有专文考按，可参阅。［28］

《本草品汇精要》原附彩色精绘的图，除部分为仿摹旧本草的以外，还有相当多新绘的写生图，大多不是墨线图，对于研究明代药物基源和药材，很有科学价值。

此书甫定稿，弘治十八年（乙丑，公元1505年）年仅三十六岁的朱佑樘突然病逝，有人指称：是服用刘文泰进献的丹药中毒而死，［26］有人指责刘文泰治疗失误，甚至有人说，朱佑樘前代明宪宗朱见深也是刘文泰治死的，要追究刘文泰的责任。刘文泰险些丧命，明武宗朱厚照没有深究，但从此不再重用。这部本草也因而不再刊行颁布，就此埋没深宫。

清朝，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公元1700年）在宫中发现《本草品汇精要》原稿，命太医院吏目王道纯等据《本草纲目》，仿《本草品汇精要》体例，补充四百八十余条（种），称为《本草品汇精要续集》康熙四十年（辛巳，公元1701年）成书。《本草品汇精要》原书42卷，《续集》10卷，这52卷本草，成为清朝唯一的官修本草，但未刊行颁布。

《本草品汇精要》在明代宫中收藏，及至清初大内重现以后，并没有刊印，特别是书中所附彩色插图，制版上存在许多技术困难。有多种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社会，相当一部分流出国外，一直到2004年，曹晖经过多方搜求，以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明抄彩绘本《本草品汇精要》为底本，参校北京图书馆藏明弘治彩绘本、康熙时彩绘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抄本、日本大冢恭男藏明抄本等，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彩图《本草品汇精要》，使这部官修本草得以在脱稿后将近五百年后，终于得见天日，［29］为一般读者所了解。

据商务本《本草品汇精要》卷前目录：本书“新旧药味共一千八百一十五种，内：四十六种今补；二十一种今分条；二种今定；三十一种今移。外：二种今退。”［30］比对《嘉祐补注本草》：“新旧药合一千八十二种，内：一百三十三种今附；八十二种新补；一十七种新定”，［31］可知还是有不少增益。另据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四十年（辛巳，公元1701年）《进本草品汇精要续集表》，此书较后来的《本草纲目》尚少四百八十余条。［32］经命太医院吏目王道纯等增补，统计：正续319条；附续179条；有名未用40条，合计538条。［33］《简明中医辞典》谓续集增补990种。［34］

《本草品汇精要》原书42卷，第四十二卷包括：有名未用194种，此节之末有唐本退20种、宋本退1种，均仿《证类本草》旧制，更增今退二种（地菘、鸡肠草）。相当旧本草中的百病主治（诸病通用药），较《证类本草》增加者为：解百药及金石等毒例（实际为29类中毒救治方法，略似《炮炙大法》，但未说明）；服药食忌例、凡药不宜入汤酒者，二节亦仿《证类本草》序例；药味畏恶反忌（相当旧本草中的七情表），亦仿《证类本草》但有删节；妊娠服禁，新增内容共61种，大致与《局方》妊娠禁服药相似，亦有删略；旧本地名即今当代郡邑，新增内容，实际是对出现在《证类本草》中的地名，特别是宋代地名以明代地名注释。

《本草品汇精要》是一部新形式的官修本草，有人讥讽它只不过引述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等书，实际在官修本草中，吸纳前代异族食疗本草，也正见其广纳新鲜事物的胸怀，包括吸收引述金元各医家归经、引经、升降浮沉、药性阴阳等理论，也正体现为异于前代主流本草的一代本草总结，是主流本草的一个新发展。可惜当时没有刊印、颁行，没有起到官修本草的作用，成书近五个世纪后终于刊印，应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实际起到大总结作用的是《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成书时间说法不一。金陵版王世贞序，在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公元1600年）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在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公元1596年）。《本草纲目》自称：“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35］明神宗朱翊钧万历戊寅是六年，即公元1578年，应是可信的。章学诚《李时珍传》、顾景星《李时珍传》［36］、纪昀《李时珍及本草纲目》［37］均采此说。另据英启《李时珍家传》：“李时珍生于正德戊寅，卒于万历癸巳”［38］，明武宗朱厚照正德戊寅即十三年，公元1518年，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癸己为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李时珍在世应是75年。公元1593年是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公元1596年）前三年；王世贞《本草纲目》序，（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庚寅，即十八年，公元1590年）后三年。而金陵版的完成时间，据马继兴《中医文献学》［39］和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40］都认为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公元1593年），冈西为人推测当为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41］。从当时生产水平来推测，李时珍生前曾否看到金陵版、曾否见到王世贞原序都值得怀疑。

《本草品汇精要》药物选择过于严格，未能达到本草的总结要求，李时珍本人是“泛药论”者，《本草纲目》则以博取胜，这也是后人对《本草纲目》的批评重点。

《本草纲目》的药物种数也是说法各异：据王世贞序及总目所载，为1892种。《明史》本传称：旧药1518种，新增374种，合计当为1892种。［4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1882种［43］，冈西为人统计：正条1643（种、条），加附品、有名未用，总数1903种（条），新增377种（条）［44］，刘衡如校点本《本草纲目》注称：“按旧本与新增合计，即平常所说之一八九二种，现经初步整理，当为一八九七种。而原书所谓一种，有时并非一种药物……实际是指书中列有一条。”可能由于统计标准、方法不同，特别是附品的认定，不同学者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在存世的古代本草中，《本草纲目》肯定是收载药品（材）种类最多的一部。

《本草纲目》共52卷，卷前，序例、百病主治药各两卷，卷5至卷52为各论。顾景星《李时珍传》称：“楚王曾将李时珍荐于朝，授太医院判，一岁，归著《本草纲目》。”［45］（未记准确年份，推算当为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三十年辛亥，公元1551年）此事亦见英启《李时珍家传》，但《明史》本传未载。如果李时珍任过太医院院判（据《明史》职官志，太医院院判正六品，次于院使正五品，［46］则院判约相当今之副院长），有可能听说或看到过《本草品汇精要》有关资料。但李时珍任太医院院判一事，缺乏旁证，无从查证，但在药物分类方面，《本草纲目》与《本草品汇精要》有类似处：不分三品，药物分为16部，60类，分类方法较接近于现代科学的系统分类，分类名称也有可能受佛教《金刚经》的影响，书中都没有明言。

《本草纲目》各药以正名为纲，各类附释为目，包括：释名、气味、主治、修治、集解、发明、正误等项，最后为附方。附方也是《本草纲目》的一个特色，不计其百病主治药中，沿用《证类本草》旧附方2935方外，又新收集增加8161方，共计附方11096方。有人辑出《本草纲目》附方，另为《万方针线》一书，为临证参考。

除总结前代本草以及相关理论著作外，李时珍还在《本草纲目》中增入其父李言闻和自己的医疗经验和理论见解。另外，对于诊法特别是脉诊部分，也颇有独到见解，为后来学者所称许。

《本草纲目》内容浩繁，论说、记载偶或有失误处，近年来时有学者指正。书中各药的发明、正误项中，也常有独到的见解，为后来学者所重视。

《本草纲目》原有附图，初版（金陵版，即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公元1596年，南京初刻本）、江西版（夏良心版，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壬寅版）原附图1109幅，绘药1129种。为李时珍之子李建元、李建木绘图，其孙李树宗、李树声协助完成。据统计［47］《本草纲目》中的药图有1031幅，为《本草纲目》所专有，而非自前人本草中转抄者，这些图虽非李时珍亲绘，但至少有一部分须经李时珍同意首肯，这是可以想见的。

《本草纲目》金陵版问世前，李时珍便与世长辞了。其后，《本草纲目》曾经多次雕版重印，最初的版次，学术界习惯称为：金陵版（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公元1596年）、江西版（夏良心版，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壬寅）、武林钱衙本（钱蔚起版、钱本，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三年，庚辰，公元1640年）。药图多有改动、重绘，形态失真的情况，续有增加。仅钱本就对金陵版的图235幅作了较大的改动，乃至改绘。65图作了本质上的改动。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问世，书中有很精美的墨线图，多是写生图（但是吴其浚自己并不是医药学家），书中虽然反复引据前人本草，但其抉择、讨论有的未免欠当。图虽精，也难免有不当之处。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十一年（乙酉，公元1885年）张绍棠味古斋本（张绍棠版）除部分药图仿钱衙本外，大半改用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的图。又一次作了较大的改动。药图大多不同于金陵版原貌。谢宗万认为，其中只有76图（10．3%）与金陵版大致相同，其余均有改动。［48］

但张绍棠版的药图从其精细程度和艺术性来看确实优于江西本和钱衙本，因而20世纪中，许多《本草纲目》重刊本都仿用张绍棠版，甚至误以为是明版原图。民国七年（戊午，公元1918年）谢观评校《本草备要》时称：“药品形态，非图不明，原本木版诸图，既多漫漶不全，而绘法亦多舛误，兹以明板本草纲目图中摘录摹绘，务求真确。为图四百十一，较原本改良处甚多，藉备读者之考镜焉。”［49］也是误以张绍棠本为明版《本草纲目》，实际是以《植物名实图考》为明版精图。

《本草纲目》的序例比以前的各家本草远为丰富，《本草纲目》序例的诸家本草中，列举多家本草著作，除有关史实外，还夹杂议论、评述，有参考价值，但限于历史条件，也有失误之处。

《本草纲目》序例中的有关七情配伍部分，有人称为“七情表”，除一般方剂的配伍关系外，大量引进炼丹术的术语，七情的表达反而模糊。但这是本草中罗列配伍关系最多的。

《本草纲目》在序例中，列出《神农本草经》三品药的目录，这也是前代本草所没有的形式和内容。其根据和来源并没有说明，有可能是自《证类本草》药名白文辑出，后世重辑《神农本草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较早的辑本，也有的仅根据这一目录。

《本草纲目》序例中，收载了大量的金元药性理论思想，除七情以外，还有气味、七方十剂、阴阳、升降浮沉。在这以前的历代综合本草中，没有出现过类似形式和内容。俨然一部药性理论的全面总结。

限于历史条件，李时珍不可能熟悉外国语言，但他在药物的来源中，十分注意自国外引进的种类，时有外国语文的解释。这也是对唐宋以来内外交流、佛教、伊斯兰乃自元代自西方引进医药知识的总结，也是一个特色。这方面很值得总结、研究，但也难免有所失误。

在引用前人文献时，有时忽略时代背景，甚或夹杂想象、推理。前文谈到所说唐慎微将《证类本草》“上之朝廷，改名《大观本草》”不是事实，当是李时珍想象。

《本草纲目》以一个人的力量，充其量是加入其儿孙的协助，洋洋百余万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校点本为1050千字），52卷的篇幅，实在是一项伟大的业绩，对于我国医药事业，对于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促进，早已为世界学术界所称誉，成为这一次大总结的主体文献。《四库全书提要》评《本草纲目》“盖集本草之大成者，无过于此”。［43］任应秋认为：《本草纲目》“实为我国十六世纪以前用药经验和理论的总汇，是继《证类本草》之后的巨著。”［50］《中华本草》本草发展史称：《本草纲目》不仅汇集了大量前人资料，而且也反映了作者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新发现、新经验，以及对过去本草中谬误的指正，该书“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自然属性分类法。而“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编写原则，则使该书不仅纲目清晰，而且极便查阅，它是中国16世纪以前本草学的全面总结。［51］

任应秋认为：《本草纲目》“犹可得而称述者有二”，即：一曰药物分类；二曰药用部分；三曰相反同用。对十剂的叙述，认为是“从辨证论的角度来分析”所释多切合临床的实际应用，特别是“湿剂当作润剂”一说是正确的。［50］

尚志钧总结《本草纲目》的贡献为七项：①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我国16世纪前药学的成就；②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提出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③推动了中国古代关于动物、植物科学的发展；④改正过去本草书中的错误；⑤重视实物观察，反对纸上猜测；⑥反对神仙怪异的邪说，发展了唯物主义的精神；⑦重视药物毒性，警告用毒药要慎重。［52］

这些对《本草纲目》的推崇，值得注意。

金陵本之后，各地出现多种版本，图、文也经多次改动，木板、石印、铅印；有图、无图也有多种形式，为了求全，有的附加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有的加印李时珍《濒湖脉学脉诀考证》《奇经八脉考》或后人辑出的《万方针线》多种形式，后附检索也有不同形式。《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载各地图书馆藏《本草纲目》就有72个版本编号。［53］依其源流、图、文质量，将各种版本《本草纲目》分为几个系统。

1．金陵本，即指胡承龙初刊本，此书存世不多，近闻有重印，但价格昂贵。原书据冈西为人：每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白口，栏高21．1cm，幅15．4cm。未署出刊年代，推定为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公元1596年）［54］。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所载为“明万历十八年庚寅（公元1590年）金陵胡承龙刻本。”马继兴《中医文献学》称：“金陵本”或“胡本”，1593年（万历21年）由金陵胡承龙刊行。据记载，1640年（崇祯13年）曾重印（版式稍有改动）改题“校书姓氏”。“程嘉祥摄元堂”称：“1640年摄元堂剜改版”，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收藏。［55］国内1640版则是钱蔚起版。

2．江西本，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公元1603年），夏良心、张鼎思重刻。据序，夏良心时任巡抚江西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张鼎思时任江南按察司按察使，都是当地的大官僚，应有精力重刊，据《历代中药文献精华》：此后，明末清初间，至少有11个版本以此为底本。［56］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点本也是以此本为蓝本。刘衡如认为：江西本“改正了金陵本的一些错误，同时也有金陵本不错而改错了的。”［57］

3．钱本，又称武林钱衙本或称：武林本、钱衙本，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三年（庚辰，公元1640年），钱蔚起刻于杭州六有堂。武林，即杭州古称。系以江西本为蓝本，范围扩充为三卷。《历代中药文献精华》记载其后38个版本均以此为底本，［58］《中医文献学》称：国内刊本有30余种，日本刊本约15种。［59］

4．张本，即张绍棠本，或称味古斋本。系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十一年（乙酉，公元1885年），合肥张绍棠据江西本、钱本刻印，附刻有索引及《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万方针线》《本草纲目拾遗》。版本较精，药图也较悦目，《历代中药文献精华》记载，国内外这一系统刊本18种；［60］《中医文献学》称：国内外本系统刊本约20种。［59］

据《中医文献学》：张本沿袭钱本错误，与金陵本相较，约有1600条不同，其中大部分校文混入正文中；药图3卷，1122幅（金陵本原有图1109幅，钱衙本1110幅），其中约400幅系据《植物名实图考》及《救荒本草》改绘的钱本图。［61］较李时珍原著有若干出入。

此外，国外尚有若干刊本，最多的是日文版，国内部分图书馆有收藏。

《本草纲目》的出现，本草研究之风在中医药界蔚然成风，许多前代本草退居次要地位，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也为本草文献的第六次大总结创造了条件。

但毕竟《本草纲目》不是官修本草，李时珍也不是硕学名家，其后的二三百年间，对《本草纲目》的批评、批判不断，也有不少人从各方面试作补正。其中最著名的是《本草纲目拾遗》。

《本草纲目拾遗》作者赵学敏（约公元1719－1805年）［62］钱塘（今杭州）人，字恕轩，号依吉。《本草纲目拾遗》成书时间不详。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三十年（乙酉，公元1765年）有《本草纲目拾遗》自序。五年后，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公元1770年）有《利济十二种总序〉。《利济十二种》为赵学敏著作汇编，其中就有《本草纲目拾遗》。可知此书成于乾隆年间中期，因系陆续成书，可能没有准确年份。当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yóng yǎn音庸言）嘉庆十年（乙丑，公元1805年），知是55岁逝世。赵学敏学识渊博，又有志探求民间医药知识，除这部《本草纲目拾遗》以外，著名的还有开创一代医药采风风尚的《串雅新编》，至今对铃医学术的记载，《串雅新编》仍然是极重要的文献。

《本草纲目拾遗》并不袭《本草纲目》的体例，除34条正误外，还有10卷18部，共收707条（药），附205条（药），共912条（药），实际加上附品，远不止912种。如水部各种药露，实包含22（23）种；果部荔枝一条，实包含7种荔枝；诸蔬部诸笋条另含笋10种。加上《本草纲目》的内容，至此，见于本草记载的药物已近三千种。

《本草纲目拾遗》约成书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三十年（乙酉，公元1765年），至此，以《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和《本草纲目拾遗》为主体的本草文献第五次大总结大约经历了两个半世纪，已经完成。

作为这一次本草大总结的补充，应该说是《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的作者吴其濬。濬，简化字作浚。在吴其濬的家族中，吴其濬的堂兄就叫吴其浚，如果按简化字，将吴其濬写成吴其浚，则两人姓名相混为一人。繁体字浚、濬相通，读音、字义都可通假，但据《说文》：“浚，抒也。濬，古，，深通川”。两者又稍有不同。

吴其濬（公元1789－1847年）字季深，一字瀹斋，号兰吉，河南固始县人。其先祖元末吴君弼，战乱中去世，葬固始西南乡鄢店，族人遂定居固始鄢店，春秋时为雩（yú，音于）娄城郊。为追念先祖，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常自号“雩娄农”。

吴其濬，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公元1789年）生于固始，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丙午，公元1847年1月27日）病逝。［63］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公元1817年）状元（这是清一代河南全省唯一的状元），是年三十二岁，依例授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己卯，公元1819年）任广东乡试正考官。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元年，辛巳（公元1821年）其父吴煊（xuān，音宣）病逝；道光三年，（癸未，公元1823年）其长兄吴其彦去世；道光五年（乙酉，公元1825年）其母病逝。丁忧八年间，在家乡购田，创建植物实验园地，号“东墅”。吴其濬即在此潜心研究，阅读大量古籍，还亲自栽培、观察各种植物，同时也对家乡植物进行观察。

道光九年（己丑，公元1829年）除服进京，或供奉内廷，或任湖广、云贵、浙闽各地封疆大吏，但公余时间，仍不忘记录有关植物的资料。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公元1845年）改任山西巡抚兼提督盐政。次年，吴其濬58岁，积劳成疾，病逝于山西节署。逝后第二年，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元1848年），才由其继任者山西巡抚陆应谷初刻及其《长编》于山西府署。

清仁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六年（庚辰，公元1880年）山西濬文书局利用原刻本重印。《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各地图书馆仅存7个版本，还有一部是日本奎文堂刻本。［64］最近，张瑞贤等又校注出版了《植物名实图考校释》，但未见《长编》。［65］

张瑞贤等认为：《植物名实图考》是在《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的基础上编写的，“是一部专门记载植物，又集中反映其生物学特征的植物学专著”。［63］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植物名实图考》38卷。

据冈西为人《本草概说》：《植物名实图考》中有著者亲见的植物1714种；《长编》中838种植物为本草以外的诸家著作中植物。［66］

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称：《植物名实图考》38卷分12类，共收植物1714（总目记载为1710种）。［67］

张瑞贤等《植物名实图考校释》目录逐药编号为1708种，其中：卷10有无名1种（384）；又无名2种（410）；卷13无名6种（589）；卷15无名4种（676）；卷19无名3种（860、883、890）；卷21无名1种（952、972）。一共有六个号无名，包括18种，总计应是1708＋12＝1720种。［65］

《植物名实图考》略仿《本草纲目》分类，但有改动。分为：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草、果类、木类12类。各类没有概说、定义，归类随意性较多，如：甘薯（190）之归蔬类；芦荟（1552）之归木类；百合（70）、山丹（71）、卷丹（72）之归蔬类都有可商榷处。其山草与石草、芳草与群草、果类与木类难免交叉、混淆，百合、卷丹既归蔬类，而山百合（217）、红百合（218）、绿百合（219）则归入山草类；泽泻（817）、石菖蒲（818）是水草，苹（821）、海藻（822）、昆布（827）是水草，而羊蹄（823）、酸模（824）竟也归入水草，未免令人不解。

许多植物吴其濬都曾亲见、亲自蒔养，如芦荟（1552）之在木部，参看其附图，则令人怀疑，著者是否见过芦荟。而红花（618）条所称：“出西藏者为藏红花，即《本草纲目》番红花。”［68］则肯定不是真实的，与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69］异曲同工，如果不是顾名思义，也是一个错误的传闻。

不过，以吴其濬的经历和条件，似乎也不应该以今日知识求全责备，毕竟这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古代科学著作，至今仍为植物学家、本草家所重视。

吴其濬本人不是医药学家，但这部《植物名实图考》广泛征引各家本草著作，是其特点，统计：引《救荒本草》322处；《神农本草经》236处；《图经本草》234处；《名医别录》122处；《本草纲目》119处；《唐本草》116处；《本草拾遗》95处；《嘉祐本草》42处，其他如《蜀本草》《开宝本草》《海药本草》《本草从新》《本草会编》等多家本草（可能有部分自《证类本草》或《本草纲目》转引），又参阅《普济本事方》《圣济总录》等方书，虽然不称本草，实际如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冈西为人《本草概说》、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也都认为它是重要本草，龙伯坚且将之归入综合本草，与《证类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同类。

《本草纲目》之后，《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不仅药物种类数量上增加许多，形性、生态方面也有了许多补充，使这一次大总结更趋完善。

实际在这一次大总结中，起到总结辅助作用的，还有两部重要本草，一个是缪希雍（仲淳）的《神农本草经疏》；一个是倪朱谟《本草汇言》。

缪希雍约与李时珍同时代，去世较晚（公元1556－1627年）。《神农本草经疏》又称《本草经疏》，据顾澄先题词在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五年（乙丑，公元1625年），约迟于《本草纲目》30年。顾题称：“续序例二卷，药四百九十味。”［70］全书30卷。

此书卷一、二称为“续序例”，意为《证类本草》序例之赓续，实际是金元以降各家药性理论发展的总结32篇（包括评述和总结，只是不包括归经引经理论），其卷一中论七方本义、十剂本义、十剂补遗、五脏苦欲补泻论、论五运六气之谬、施医五则诸条，在理论上都极具改革、挑战、斗争性，与所著《先醒斋广笔记》的内容结合，恰成完整的医药理论体系。卷二为“诸疡应忌药总纲”，从形式上，似是《证类本草》“百病主治药”（诸病通用药）的补充或继续，实际更有创新、改进。所举各科病证328条，每证针对病因、主要表现，常提出主要治则、宜、忌，统计达559条，各条列举药物（个别有处方举例）。较以前本草有改进，也更便于临证参考。

第3卷起为正文，列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等类，大致循《证类本草》安排，每卷前目录写明“总若干种，今疏其要者若干种”，所谓“总”，亦指《证类本草》之数，选择其重要、较常用者注疏。卷30则不同《证类本草》而为补遗，包括：玉石部9种、木部7种、人部1种、兽部5种、虫鱼部1种、米谷部10种，共33种。

各药主文基本采撷《证类本草》，其后为：疏、主治互参、简误三个部分，都是作者的理论发挥。疏中着重讨论有关本药的药性理论，包括性味、归经等金元以来理论发展；主治互参则是治则、治法、用药处方等讨论；简误则着重讨论用药注意事项，特别是禁忌方面，有时直接提出警告，共疏461科药，连同补遗，全书收载494科药。

客观上，《神农本草经疏》起到《本草纲目》理论总结部分的补充作用。

《本草汇言》是一部比《神农本草经疏》还要晚出的本草，据郑金生：撰成于明熹宗朱由校天启四年（甲子，公元1624年）。［71］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此书包括抄本，全国仅存10个版本。2005年，郑金生等校注本不在此列。

全书20卷，作者倪朱谟（公元1573－1644年）字纯宇，业儒，兼习医药。本书前19卷，收载药物608味（不计附品），第20卷收载药性理论及治疗用药法则。

全书可分三个主要部分：①每卷之前的药图；②药物正文；③卷二十的23条（节）理论。校注本卷末附郑金生校后记，实际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本草汇言》研究论文。另附药名索引及“增引人名、书名”。

据记载，倪朱谟除行医外，并不经营药行，但各卷附图多附药材形象，而且，附注文字也多为药行知识技术，如：卷一黄芩图：“条黄芩：形细坚实；枯黄芩：中心枯烂；片黄芩：松破成片”，说的不是饮片，而是药材（个子货）鉴别用语。卷3胡卢巴图注：“色紫者真，色绿者酒豆子也”，在正文中都没有记载。再如卷12煅水银炉图下注称：“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用火煅养，烟飞于上，银溜于下”，正文中全没有这些内容。升炼轻粉炉图也是这样。卷19图附文：“万历庚申蒲月萧山庠（xiáng，音祥）士汤国华太素甫绘图，钱塘处士翁立贤恒玉甫勒像”证明：绘图人不是倪朱谟。庠，指乡学。两个绘图人都是当地的一般文士，也不是药商。似乎两人绘图时，倪朱谟都参加了提供意见或标本或其他参考图册。

这批530余幅药图反映明末药材形象，有参考价值，但由于未必都有实物标本或可靠图谱，一些药图明显失真，如①卷18的寒号鸟，画成四脚鸡；犀牛图画成长了胡须的独角兽，腽肭脐图画的海狗，长了满身鳞片。这一类失真的图无疑画图人没有见过真实动物，参考意义不大，也不是真正的药材图。②正文中也简单因袭前代本草（主要是《本草纲目》和《本草乘雅半偈》的内容），最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记录了大量同代人的言论，有称为师贤的12人；称为同社的136人，这148人的籍贯主要分布在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河南、河北、陕西、天津、北京等省市，遍布当时大半中国。职业除一般医药人员外，还有御医、女医、僧医、回族医生，还有称为“西医”的（不知所指是何等“西医”，从书中引文看不似我们今日所说“西医”）范围也相当广泛。文中，倪朱谟也加入个人见解，据统计，至少有31药记录个人见解。郑金生评说：“该书所汇之言，不仅来源广泛，而且有许多不见于前人的经验之谈，这也是该书一枝独秀，最有价值的部分。”［72］

郑金生校后记还附有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二年（乙酉，公元1645年）有文堂本的首页图片，显示本书当时也称：“《绘图本草纲目汇言》”。证之本书凡例所称：“李氏濒湖《本草纲目》，该博倍于前人，第书中兼收并列，已尽辨别之功，后贤证验确论，每多重载，谟更加甄罗补订，删繁去冗，僣曰《汇言》，志覈也，志纯也。”可知其本意也确是作《本草纲目》的精简、补充。兼之增入更多临床经验调查，其学术价值、实用价值还要超出“精简、补充”许多。与《神农本草经疏》同为《本草纲目》之后续著作，而且独具特色，使这一次大总结更加完整、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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