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医家对肺痈的认识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肺痈候》说：“肺痈者，由风寒伤于肺，其气结聚所成也。肺主气，候皮毛，劳伤血气，腠理则开，而受风寒；其气虚者，寒乘虚伤肺，寒搏于血，蕴结成痈；热又加之，积热不散，血败为脓。”强调了正虚感邪是肺痈的致病原因，病初虽有感受风寒而起者，但之所以化脓成痈，与热邪不散有密切关系，故谓“积热不散，血败为脓。”此外在《诸病源候论·咳嗽脓血候》又说：“咳嗽脓血者，损肺损心故也。肺主气，心主血，肺感于寒，微者则成咳嗽，嗽伤于阳脉，则有血，血与气相随而行，咳嗽极甚，伤血动气，俱乘于肺，肺与津液相搏，蕴结成脓，故咳嗽而脓血也。”与肺痈有相似之处。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卷十七·肺痈》除引用《金匮要略》治疗肺痈的桔梗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外，还提出著名的苇茎汤，并指出服后“当有所见吐脓血。”此外还有：“治咳有微热烦满，胸心甲错，是为肺痈，黄昏汤方。”是用合欢皮治疗肺痈之始。

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卷十》列有“肺痈方九首”，其中“疗肺痈经时不瘥”的桔梗汤，以《金匮》的桔梗汤加地黄、当归、白术、薏苡仁、败酱、桑白皮而成，近世对于肺痈之经久不愈，气血衰弱者，仍多采用。

宋代《太平圣惠方》将肺痈作为内痈之一，与其他痈证合并列入第六十一卷论述，并在《辨痈疽证候好恶法》一节中，具体指明痈疽“五善七恶“的各种症状，对深入观察病情，判断疾病预后，很有参考价值。

宋代以后，除内科书籍外，亦常在外科书籍中论及肺痈。如元代齐德之《外科精义·论诊候肺疽肺痿法》将肺痈称为肺疮：“其肺疮之候，口干喘满，咽燥而渴，甚则四肢微肿，咳唾脓血，或腥臭浊沫”。“大凡肺疮，当咳嗽短气，胸满时唾脓血，久久如粳米粥者难治；若呕脓而不止者，亦不可治也。其呕脓而自止有自愈，其脉短而涩可自痊，浮大者难治，其面色当白而反面赤者，此火之尅金，皆不可治。”指出肺痈的预后，凡病进邪盛，如呕脓不止、面赤脉大者，预后不良；病退邪衰，如呕脓自止，脉短而涩者，预后较好，对临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肺痈论》明确指出：“夫肺痈者，金受火刑之证也。”并说：“初起，脉浮虚细，身体不热，咳嗽有痰，呼吸调匀者顺。已成，脉浮微数，咳吐脓痰，形色鲜明，语声清朗者吉。溃后，咯吐脓痰，间吐鲜血，时发时止，饮食知味者顺。吐脓渐渐稀少，胸胁不疼，面色微微带黄，便调，多稳。初起脉洪弦数，身热多寒，胸疼气喘，面红多汗，损寿。已成，咯吐脓痰，气味腥臭，黄痰如胶粘固，唇反，终亡。咯吐再兼白血，气急多烦，指甲紫而带弯，终归冥路。手掌皮如枯树，面艳颧红，咽痛，音如鸭声，鼻掀，终死。”对肺痈的临床表现，观察细致，指明判别病情顺逆的依据，具有临床实际意义。所提到的“指甲紫而带弯”，类似现今所称的杵状指。在治疗方面，《外科正宗》提出在肺痈初起宜解散风邪或实表清肺，继则滋阴养肺，或降火抑阴，脓成则平肺排脓，最后则补肺健脾收功。

明代龚廷贤《寿世保元·肺痈》说：“肺痈，吐脓腥臭，用黄豆一粒，予病人口嚼，不觉豆之气味，是肺痈也。”这种用生黄豆验口味的辅助诊断方法，可供临床参考。

清代喻昌《医门法律·咳嗽门》指出：“凡属肺痿肺痈之咳，误作虚劳，妄补阴血，转滞其痰，因致其人不救者，医之罪也。”说明肺痈不同于虚劳之咳。又在《肺痿肺痈门》说：“肺痈由五脏蕴崇之火，与胃中停蓄之热，上乘于肺，肺受火热熏灼，即血为之凝，血凝即痰为之裹，遂成小痈。”并倡议“清肺热，救肺气，清一分肺热，即存一分肺气”。

清代张璐《张氏医通·肺痈》指出：“盖由感受风寒，未经发越，停留肺中，蕴发为热，或挟湿热痰涎垢腻，蒸淫肺窍，皆能致此，慎不可用温补保肺药，尤忌发汗伤其肺气，往往不救。”确属经验之谈。另外，张氏还提及肺痈排脓之后，病情仍有反复的情况：“肺痈溃后，脓痰渐稀，气息渐减，忽然臭痰复甚，此余毒未尽，内气复发，必然之理，不可归咎于调理服食失宜也。但虽屡发，而势渐轻可，可许收功；若屡发而痰秽转甚，脉形转疾者，终成不起也。”

综上可知，《金匮要略》对肺痈的病因病机、临床特征已有明确的认识，并提出两个处方。唐代治疗肺痈的方剂有所增加，其中以《千金要方》的苇茎汤及《外台秘要》的桔梗汤为代表。宋明以后，对肺痈的认识更为深入，对临床症状的观察，吉凶预后的判断，治疗原则的确立，以及治疗方药的扩充等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