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刊注释是发展伤寒学说的主要形式

校刊、考据是一种传统研究《伤寒论》的方法，虽然着眼于文字上的错落，但却以医学实践为根据。此法肇始于宋代林亿，他也是最权威的校刊、考据研究者。例如，他认为176条“伤寒脉浮滑，此表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其中表里二字互差。后来成无己、许叔微、方有执等虽对林亿之说大加反对，但其说理甚为牵强，不足服人。往后的医疗实践证明林亿之说是正确的。故柯韵伯直接将“表有热，里有寒”改成“表有热，里有邪”；桂林古本改成“里有热，表无寒”；承澹盦改成“表有寒，里有热”。总之，里有热才能以白虎汤主之，这种认识渐趋一致，是符合临床实际的。又如，对158条甘草泻心汤的药物组成，林亿认为应有人参，而原主脱落，也是符合实际的。

明代方有执堪称《伤寒论》考据家。他用考据研究方法确定了《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等12篇并非伤寒原文，“皆叔和述仲景之言，附己意以为赞经之辞”。但自方有执提出上述见解之后，有些伤寒考据家对其余十篇中的许多条文、字句也认为是王叔和自撰羼入，其最突出者要算日本山田正珍氏。例如，他在《伤寒论集成》中认为第48条至54条皆是“叔和补入之语”，理由是这七条“皆以荣卫言之，合于《辨脉法》中说，而不合于仲景全论之旨”。他认为仲景是不讲荣卫的。对第75条他也认为“此条王叔和敷演桂枝甘草汤条意者，辞气与《平脉法》相似，决非仲景氏之言也，宜删”。照山田氏的说法，则《伤寒论》条文就所剩无几了。山田氏的一些错误考据，究其原因：第一，仅仅以《平脉法》《辨脉法》等12篇为考证标准；第二，纯粹应用语辞、文字的考据方法进行研究，没有从医学理论与实践出发。仲景明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而《内经》、《难经》中广泛叙述着荣卫之说，仲景引入这一概念是很自然的。可见，运用校刊、考据研究《伤寒论》，必须主要从医学理论与实践出发，否则就会失之偏颇。

注解、释义是发展伤寒学说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丰富伤寒内容的主要形式，由宋代成无己首先开创。他用《内经》《难经》的理论解释《伤寒论》三阴三阳及其条文方证，写成《注解伤寒论》一书，使《伤寒论》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第一次获得理论上的说明。他的《伤寒明理论》对《伤寒论》50个主要症状产生的原因、机理、表现特点和鉴别要点，都作了精深的阐述。成氏的研究方法给后世以无穷启迪，他之后的数百注家主要采取这种形式来发扬伤寒学说，丰富伤寒经验。如有侧重脏腑经络理论注解的，有从六因、八纲理论去认识的，有以气化升降理论去发挥的，近代更出现许多研究《伤寒论》的“新解”。这些注释都从不同的角度融会了注者本人及其时代的新认识、新经验，因而使《伤寒论》的理论愈阐愈明，经验愈积愈多，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现举麻杏石甘汤证的注释为例，即可见一斑。麻杏石甘汤证共两条，即63条：“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162条与63条相同，只有“下后”二字之别。

宋·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注解：“汗出而喘有大热者，内热气甚也；无大热者，表邪必甚也。与麻黄杏子甘草石膏汤以散其邪。”没有对汗出而喘、无大热作正面解释。

明·方有执《伤寒论条辨》注释：“寒不得泄，而气转上逆，所以喘益甚也。无大热者，郁伏不显见也。”认识到热邪郁伏的病机，但郁伏在哪里？病位不明确。其对汗出而喘的解释也是不满意的。但比成无己进了一步。

清·钱潢《伤寒溯源集》注解：“……汗出而喘者，肺主皮毛，邪热但在肺脏也。无大热者，言表里无邪也，邪在表则发翕翕之热；邪在里，则发蒸蒸之热，此不言不热，又不言微热，而曰无大热者，盖肺主皮毛，因邪热在肺或时有微热……热邪实在肺中，则肺气满而喘矣。开阖失司，是以汗出也。”“热邪实于肺中”一句，把病因、病性、病位鲜明地点出来，对汗出而喘一证的解释较好，对无大热解释仍较勉强，但比成、方两注跨前了一大步。

新中国成立初，20世纪50年代，承澹盦《伤寒论新注》注解：“为风温证发热汗出而喘之正治法”；“无大热者，以有汗出，表层之热随汗排泄，按之不觉其大热也；非无大热，热郁于肺中也。”对无大热一证作了恰当的解释，并补充了针灸治法。

20世纪60年代，二版教材《伤寒论讲义》注解：“热邪内迫于肺，热郁熏蒸而汗出，气逆不降而喘作，因热在里不在表，故身无大热。”解释得简明确切。

值得注意的是清柯韵伯《伤寒来苏集》对此的注解。他说：“二条无字，旧本讹在大热上，前辈因循不改，随文衍义，为后学之迷途。”他索性将原文“汗出而喘，无大热者”改成“无汗而喘，大热者”。柯韵伯提供的是另一个侧面的经验，无汗，热不得泄，自然大热；汗出，表热得泄，所以无大热。根据近代郭协壎对60例属于麻杏石甘汤证病人的观察，有汗者占65%，无汗者占35%（上海中医药杂志，1957，4：44），以有汗者居多，但无汗者亦占三分之一强，说明汗之有无不是本证的一个重要指标，历代注家不改原文有理，柯韵伯改得也有据。后来，钱文才确定，热、渴、喘、咳四大症，为麻杏石甘汤证的证候指标（江苏中医，1965，3：17），与过去的相比较，显然明确得多，也更符合实际。至于不少报道将本方用于治疗风疹、烂喉痧、遗尿，以及多种眼科疾病等获得良效，则属应用范围的扩展。

从上述麻杏石甘汤证的注释轨迹来看，有两点值得借鉴：第一，过去注本中互相对立的意见，可能反映着不同时期，不同侧面的经验，在继承工作中不要轻率取舍；第二，“新注”是发展伤寒学说的一种形式。如果一本“新注”中包含了作者及其时代的新经验、新认识，而且能够指导临床实践，不是牵强附会的，那末，这本“新注”应被认为是成功的，应当欢迎，不应责难。当然，在“新注”还不能完全代替旧注中的经验、认识时，则旧注仍不失其保存价值。

此外，还有一种选择性地汇集前人注释，并附以己见的研究方法，即所谓“集注加批”方法。这种研究是集中前人注释的精义，加以归纳成篇，对后学者自可提供不少方便。不但易于领会原文的意义，同时还能从各种不同认识、经验的对比中，明其异同，知其得失，以窥其全貌，避免偏从一家之说。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黄竹斋《伤寒论集注》即具有这种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