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与欲望装置中的殖民主义及其消解

陈界仁：景观与欲望装置中的殖民主义及其消解

作为一个以“视觉思考”为主的艺术工作者，我非常不善于使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想法，接下来的发言，如果过于“断裂”和“不连续”，还希望诸位谅解。

我的创作以拍摄影片为主，在听完霍米·巴巴博士充满启发性的演讲后，我想以两个台湾的历史片段为例，权充我听完演讲后的感想和提问。

我先谈一个电影与翻译的故事，我们都知道1895年卢米埃兄弟在巴黎的咖啡厅放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电影，这一年，也是台湾地区被日本殖民的开始。

在电影还是默片的时代，戏院里通常会聘请一个解说员（解画人），同步向观众解说电影剧情，很像此刻同步口译人员正在进行的工作。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戏院所放映的电影，大都是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新闻片或剧情片，以及推动“同一化”教育的皇民化电影。

在日本警察坐镇监督的戏院内，台湾的电影解说员在叙述电影剧情时，有时会以“暗语”（俚语）的言说方式，将原本作为殖民者教化工具的电影剧情篡改成对殖民者的嘲讽，或者迂回地向观众诉说农民被殖民统治者剥削的处境。听懂这些“暗语”的观众，通常会以大笑或鼓掌等肢体语言，响应解说员对剧情的“曲解”。

对于这段电影与翻译的历史，我感兴趣的不只是解说员如何借由“曲解”电影剧情，去反转殖民者原本欲借由电影“教化”被殖民者的治理策略，以及如何利用“暗语”，在被殖民者中生产出彼此的联结关系。我同时感兴趣的是——作为被殖民者的观众，在“观看”电影正片和“听”解说员“曲解”电影剧情的交互混杂中，在他们脑海里所重构出来的影片（故事），是以何种形式持续地传递和扩延的？

相对于殖民者掌握了利用“视觉暂留”所制造出的电影科技，我们可以想像，对于当时无法掌握摄影工具的被殖民者，无论是通过口述或书写的形式，他们要诉说脑海中交互混杂过的电影时，所能依据的是每个观影者脑海内的“记忆残像”。

于是，一部殖民统治者企图“驯化”被殖民者的电影，通过电影解说员的“曲解”，以及每个观众凭着“记忆残像”向他人转述时，所必然会发生的增加与删减，而演变成了无数部“反殖民”的电影。

我要说的第二个例子，跟霍米·巴巴博士一开始提到的柏林世界文化宫的前身是美国文化中心有关。台湾也有一个美国文化中心，这座美国文化中心坐落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所盖的一栋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内，这栋建筑在日据时期，是专门推动“同一化”政策的“皇民化运动”的总部。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也结束了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历史，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省。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败北的国民党，全面撤退至台湾，同年国民党宣布戒严，直到1987年才解除了戒严令，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戒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原本在解放战争时已放弃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为了围堵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转而重新支持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美国政府一方面借由支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在台湾岛内展开对左翼和异议分子的全面镇压；另一方面，则借由所谓的“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和“经济援助”等计划，全面掌控台湾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而美国文化中心则负责将台湾改造为美国式现代主义的文化附庸，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文化冷战”政策。

相对于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对台湾在地文化的强烈压制，美国文化中心则以奖励和国际交流的形式，以及通过电视、电影等深入日常生活的影音娱乐，鼓励去除在地历史、在地脉络、社会现实和个人主义式的“纯艺术”。借由这些复杂而细致的景观装置，“美国价值”对于在戒严令下没有言论、集会、罢工、组党等自由的台湾人民，无疑是一个巨大而充满吸引力的欲望装置。这也使得台湾大多数人在集体无意识中，将“美国价值”等同于一切政治、经济、生活形态和文化价值的最终标准，以及审核文化优劣的判定权。直至今日，美国价值依旧持续支配着台湾社会的文化想像。

限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继续谈论美国新殖民主义对于他者更为细致的治理方式。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指出，在旧的、刚性的、绝对压制在地文化的殖民主义下，被殖民社会的人民反而会利用各种可能的缝隙，进行去殖民或消解殖民主义的行动。

我想请教霍米·巴巴博士三个问题：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景观与欲望装置中，去殖民或消解殖民主义的可能性为何？

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下，移民工人、少数族裔、寻求庇护者、难民，与处于主权国家内在地流放的失业劳工、农民工、派遣工等，彼此如何建立起联结的可能性？

在全球帝国的统治阶级与诸众（芸芸众生、multitude）之间，还存在着庞大的“中介”管理阶层，这些管理阶层是否可能通过自我反思的过程，而成为去除帝国运动的诸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