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大学精神

在中国，每年的秋天，都会有一批年轻的未来医学生跨进医学院。一些是怀着悬壶济世的理想，一些则是肩负着家族里出位医生的期望，另外一些对医学则有着模糊不清的了解和期待。他的高考分数不错，他天真，有一点理想主义，有一点清高和独行，否则他就会去学其他可以更赚钱的专业。当然，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在今天中国的生存困境，使它不再是吸引无数优秀学生的热门专业，有时不得不降低录取分数线也是医学院无奈的举措。

对于现代的中国医学院如何办学，似乎从来就没有成为热门话题。虽然几乎全社会的人，一生中都会和“医院”、和“医生”打交道。人们更关心的是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那些把孩子送往这些中国最高等学府的父母，也许会在书店里买本《过去的大学》《逝去的大学》或是《北大往事》。但是那些把孩子送往医学院的父母，除了对孩子未来从事的职业带来的安全感有所期待之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子女将如何度过大学岁月。家长们最清楚的一点莫过于：孩子日后将学会看病、开刀，将会成为医生或者护士，家里看病也有了熟人，不用求人。即便是孩子考入协和医大，家长也多半如是想。

按照一位哈佛医学教授的说法，一位医学生在医学院里应当完成五个方面的成长：知识的增加、躯体的成长、情感的成熟、社会判断和道德操守的提高。但在中国，全社会对高等医学教育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但却对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医生质量，寄予了过高的期待。

对于中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也许思考、总结得最多的还是协和。这思考，从九十多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往中国的三次考察团就开始了。那些关于中国的医学报告，今天读来仍然有意义。第二次复校时，曾将老协和毕业的专家召集在一起，讨论出《旧协和教学经验总结》，力求将好的经验保留下来，不适宜的东西放弃。

到了新时代，协和的重建以及“高校大合并”，也一直充满了争议，那些在争议中提出的问题，起码显示了：来自协和民间的教育思考，仍在继续。

一位美国医学教育专家Dr．Gerald S．Lazarus（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老拉”），曾写过一篇名为《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的文章。这位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有着三十多年的医学教育经验，近几年常到中国，和中国七十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医学教育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医学教育着重记忆知识，不重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能力与知识之间存在距离。二是，中国医学生的人文修养缺失，医学生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单一教育背景，从“医”而终，爱好寡淡。

不仅仅是医学院，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在今天都沦为了“一条满足社会学位需求的生产线”。在医学生的大学生活中，只图考试过关，从应试角度出发，去判断那些知识值不值得学习。读书阶段被看作一段职业生涯开始之前的漫漫长夜、痛苦煎熬。这段熬过去，自己便掌握了脱离苦海的舟楫。医学生们更愿意“死记硬背”那些据说是有用的知识，教育不再是对个人的全面塑造。即便是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也许从未超越过机械记忆的境界。他们有的尽管有百科全书一般的渊博，但却从未真正感受到一种作为医生的精神劳作的气息。

如何在医疗的科学和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今日医学院教学的新挑战。中国医学生过早地接受“专才教育”，而非“通才教育”，将更容易过度地强调医学的科学因素，也更容易忽略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悲悯。奥斯勒极力主张，医生的教育重医术的养成，但由于医学知识的有限，应辅以人文的修养。人文修养有如酵母之于发面，可以催化医疗的关怀、同情心。“在一根树枝生出的两串果实，就如医学的人道与科学，必须互相补足”。

不管今日的综合大学多么崇尚“膨胀”，将各种研究所和学院收罗旗下，包括将医学院收罗旗下，多数仍然没有能够在自己的校园内密切地关注自然知识与人文知识的整体感，并使这种整体感不断地在校园得到再生。如果没有能够达到这两点，那么收罗医学院于旗下，则只是“身在形不在”。而一所真正的大学，可以成为精神生活和技术相互对话的场所，可以激活技术以及来自技术的困惑，创造一种整体感。技术的世界将会变得更深刻，它的自我肯定和局限，它的过分乐观和悲剧性的失望，都将被放置在更深刻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2004年，协和医大2000级的学生张遇升，记录了与来协和交流的几位哈佛医学院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UCSF）医学生接触后的感想。他的题目是《汝果欲学医，功夫在医外》。其中提到的两个重要问题，仍旧是：知识和能力的转化，人文修养的缺失。

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最早实行了全美的基于病例教学（Case-Based Study），UCSF也在两年前实行。学生被分作若干组，老师每次提供讨论的病例和参考文献，学生们课下针对病例自行阅读文献，学习知识。第二次上课时小组讨论。学生轮流任组长，老师参加讨论，但只答疑和提供指导，根据每个人的表现给分。这位协和医学生感慨道：“这种教学模式令人耳目一新之处不在于教学内容的变化（由传统的课本变成了病例），而是一种学习主体的转变：教学舞台上站的不再是老师，而是学生。”他反思自己在协和的学习状态说：“习惯于听课—记笔记—背书—考试的我们，在大学除了考试前‘这个要考，那个不考’的讨论，还有多少次认认真真地和老师同学讨论过学术的问题？”

这些来自美国医学院的交流学生，都强调选择医生这一行的兴趣决定作用。一位UCSF的医学生，大学毕业后在公司工作，当过老师，在非洲当过志愿者，最终发现医学是真正兴趣时，已三十多岁，还是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医学院。而哈佛的一位医学生在大学修人类学，课余义务地在救护车上服务，与医生护士的接触、照料急诊病人的四年志愿者经历，让他对医学产生了兴趣。相比之下，协和的学生，高考报志愿时搞清楚自己兴趣的不多，八年漫长学习中还兴趣浓厚的，更是寥寥。没有足够的“精神账户”的储存，为医的动力在单纯科学技术的支撑下，难免衰减。一个人是在哪条学问的川流上放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川流所经之处，自有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溪河汇入其中。

在回答“在哈佛什么被认为是一个医生最重要的素质？”时，来自哈佛的医学生说，在哈佛无论医术多高，不理解病人的医生是不合格的。设身处地地为病人想，根据他的背景、好恶，结合他的信息提出诊治方法，才是真正的好医生。张遇升反思：“协和用了医学院里最好的原料（考分最高的学生），采取了最长的生产流程（八年制），最高的合格标准（八十五分制）。但如果有一天，另一家医学院也招到了差不多的学生，采用了同样的八年制，用同样的教材，也是八十五分给学位，我们能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哈佛尚能对其他竞争者说，我们的医学生最能理解病人，我们能对我们的竞争者说什么呢？”

当被问及哈佛医学院挑选学生的标准时，哈佛学生的回答很有意思：For learning medicine，the things out of medicine make a difference（汝果欲学医，功夫在医外）。他接着解释：医学本身其实是不难的，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处方，都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但要想成为一个好医生，尤其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医生，恰恰是医学知识以外的东西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那种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那种对病人深切的同情心，那种在看似重复的劳动中发现新问题的洞察力，甚至是危机来临时的那种勇敢，都不是医学知识本身所能教给你的。所以哈佛在挑选学生时尤其看重经历与品质。成绩好是必需的，但只要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说明足够聪明就行了，并不是非得要第一第二；非同寻常的经历和这些经历背后所代表的品质，才是一个医学生未来成功的基石。而“协和的同学经历相对简单，两年半北大（或清华），五年半协和，从中学开始，念的就是几乎一样的课本。书念好固然要紧，但这些医学知识以外的东西，这些被别人看重被我们忽视的东西，该怎样去补回来呢？”

这世界还是存在真正的大学的。真正的大学的本质曾经是让人激动的，它把一群优秀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产生使他们得以独立地存在于世界的智慧。创立一个像大学这样的机构，首先要考虑的是：项目何以立，经费何以筹，楼台何以垒，骨干何以选？但在这些骨骼搭建起来之后，需要考虑的是：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身体内流动的血液。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时，人们在回忆历史的同时，去审视当代的大学之道。那些尖锐敏感的人，难免会失落。这样的失落，对今日协和，一样有着警示的作用。

在《逝去的大学》中提到，一个真正的大学，应该具备三个“大”：

一是要有“大”校长，起码是位教育家，不单单是大会计师和大乞丐，他须有大气谈到大学的管理，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这些昔日的大学校长们，至今令人怀念。一个大学的兴衰与校长的人品胸襟及办学思想极有关联。

二要有“大”师，不独是各专业各领域的“大师”。曾经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育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三要有“大”学生，一些精神上有所追求、“冒险想成为自己的个体”。

对比这三个“大”，现代大学似乎是失去了真正的理念精神，医学院也一样。

在“大学膨胀”的今天，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淡忘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就像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感慨的那样：“我们大学里的行政管理人员只知道年复一年地埋头于公共关系方面的事务和纷至沓来的鸡毛蒜皮的琐事。我们有时都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了信心，觉得没有办法把高等教育的那些超越单纯功利目的的价值理念告诉一年年多起来的大学生，甚至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同事。”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薛涌在《谁的大学》中，批判了中国徒有口号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这一民族主义在高等教育上的自觉，与美国19世纪下半叶有着相似之处。那时美国的大学，比起欧洲来相去甚远。在德国模式的影响下，19世纪末，美国的一系列研究型大学开张，约翰斯·霍普金斯、斯坦福……在这个国家掀起了以德国大学为范本的“建造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只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美国大学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包括它的医学教育。

近代大学理念是从德国开始的，从18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开始，教育是为了充分发展年轻人的能力和个性，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成为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世界上那些曾经创立了真正大学标准的大学，都是靠“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获得了生命力。他们身上有一种高于现实一截的精神气质，傲视短见的实利主义，庇护一切虽被现实冷落，但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比如忠诚和信仰。他们坚持把自己作为人类对话基地，顽强地坚守着真正知识生活的条件：自由、自治、超然、独立。

在“老协和”身上具备的大学精神，和德国的大学理念密不可分。在19世纪末，一批去德国留学的美国医生，深受影响，他们日后回到美国，在建立新医学院的同时，也带来了德国大学精神，比如韦尔奇提炼出了自己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精神。协和创始之初，提出的“世界一流医学院”标准，并非一句不切实际的空话，而是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即开始真正兑现的实话。

回顾协和九十年的历史，也许从中能够对眼前的中国医疗问题提供一些答案。当整个社会对今日医生的形象有诸多不满时，也许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医学教育。这个教育，并非我们之前理解的狭义教育，它包括三点：大学的独立精神；增加与人相关的部分的教育；专才教育的“严格要求、循循善诱”。

“大学的独立精神”表现在：有独立精神的教育家立场的校长；可参与医疗决策的有公共意识的医学知识分子。

“增加与人相关的部分的教育”是指：在教学中，增加与人的整体相关的部分，塑造“整全的人”，在富有人文环境的大学中学习，增加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教育的比重。

专才教育的“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表现在：基础建立之后，学习以床边为主，以病人为中心。抛除过多的传统权威立言，减少讲台宣读式的上课方式，减少违背事实和数据的传统方法，增加启发式和锻炼思维方法的教学形式，增加实验室和自学部分。珍视、提升教学医院对医学院的作用——医院即学院，它能带领学生走出课堂中的知识云雾，与病人接触，投入病房中汲取关键知识，鼓励年轻人在病房中担当角色，并进行住院医生精益求精的继续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