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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于西艺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事件发生后,他对西政教育产生了疑虑,在外部环境压力下,最终摈弃西政转回西艺教育。其次,是盛宣怀迫于内外各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如此,盛宣怀所办所管新式教育能为自身乃至全国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当然,决定盛宣怀改变公学办学方向的根本原因,是他西学观念的转变,是他与时渐进的西学观念在教育实践中伸展、转换的结果。

在实际办学过程中,盛宣怀的政学办学方向在公学后期出现了理念与现实的冲突,办学方向产生突变,重新回归西艺教育。1902年底,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特班、政治班、中院等学生一度离校,学生总数有所减少;1903年初,又逢公学供款单位轮船、电报两局被袁世凯接管,停止向公学供款,致使公学办学异常紧张。在双重压力下,盛宣怀对公学进行重大调整,改变原先拟开设政治、外交、法律专业的设想,遵照1902年清廷所颁《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学要旨,将南洋公学办学宗旨更为“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主义”。(注:盛宣怀:《陈明南洋公学士习端正片》(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愚斋存稿》第9卷,第9页。)公学后期主要校务主持者、提调兼代总办张美翊也说,公学“大要总以保存国粹、讲求实业为宗旨”。(注:张美翊:《呈报公学历年办理情形》(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5年1月1日),《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49页。)因此,将原设政治班,拟设法律、外交科一律停设,仅将筹备中的商务学堂保留下来,作为上院的发展目标。从此南洋公学办学方向发生改变,由政学转向实学,由培养政治家改为培养精通商学的实业人才。

办学方向的逆转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盛宣怀对向西方学习法政学的教育目标发生动摇。在盛宣怀眼里,西方政治、外交、经济、法律等政学,如同机械、矿冶等“艺学”一样,是具有工具性质的有用之学,能给管理效率低下、封闭守旧的封建官僚体系注入生机活力,起到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作用,这是他“中体西用”思想内“西用”的扩展,而不是以它们来推动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他要求学生掌握“西政”,但只是一些政治法律制度的具体条文,对于君主专制思想对立面的西方宪政制度、自由平等思想是深以为戒的,唯恐它们触动“中体”,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威胁。然而,西方政治、外交、经济、法律制度是以宪政、自由平等为思想基础的,公学学生在学习外在制度时,潜移默化受到自由平等学说的影响,形成反对专制的思想暗潮,最终导致“墨水瓶事件”发生,并演变成全国性反压制的学界风潮,这是盛宣怀始料未及的。事件发生后,他对西政教育产生了疑虑,在外部环境压力下,最终摈弃西政转回西艺教育。他奏告清廷说:“现拟讲求商学,屏绝空谈,专研实业,当无流弊。”(注:盛宣怀:《陈明南洋公学士习端正片》(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愚斋存稿》第9卷,第10页。)稍后,又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大谈讲求实业的好处:“盖实业兴,必空言自绝,而士气既靖,民智自开,固相宜而至。”(注:盛宣怀:《致张百熙、荣华卿函》(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1903年10月10日),盛档:044186。)又说“与诸生言则谆谆勉以科学,不讲哲学”,(注:盛宣怀:《致张百熙函》(光绪二十九年,1903),盛档:044179-2。)希冀以讲实学来抵制国内日益泛起的民权意识和平等思想,也借以消除清政府对南洋公学培养人才的疑虑。

其次,是盛宣怀迫于内外各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1903年初,遭逢办学经费危机须缩减办学规模,朝野又有不少守旧士绅指责新式学堂在培养反清青年,要求清政府下令停办新学,一些新式学堂因此被迫停办。作为学潮的起源地,南洋公学受到外界更大的压力。为使南洋公学能够继续生存,盛宣怀遂果断裁撤特班、政治班以及译书院等附属机构,将原拟另建的商务学堂设为公学上院专科,准备成立南洋高等商务学堂,重新订立“激发忠爱,开通智慧,讲求实业”为办学方针,“专重泰西实业与留学生”,(注:张美翊:《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盛档:044389。)使公学办学方向由政学转向艺学。

最后,是盛宣怀对于实业人才的现实需求。就培养人才的层次来说,盛宣怀所创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旨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北洋偏重矿务、机械、电机等工程技术人才,南洋主要为法政商务人才,同时各地电报学堂、铁路学堂等培养中低级技术人员。如此,盛宣怀所办所管新式教育能为自身乃至全国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1900年北洋大学堂停办后,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无形中断,而此种人才培养受外界舆论阻力最小,也最为盛宣怀的企业王国所需要。加之北洋停办后,常年经费已移存南洋公学,由此也促成了盛宣怀将公学调整为培养高级实业技术人才的想法。

当然,决定盛宣怀改变公学办学方向的根本原因,是他西学观念的转变,是他与时渐进的西学观念在教育实践中伸展、转换的结果。具体地说,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盛宣怀对西学的认识局限在军械、电报、轮船、开矿等军事技术层面,甲午战争前后,他的西学观已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直接导致其创办以政治家为培养目标的南洋公学;1902年“墨水瓶事件”后,盛宣怀“急流勇退”,终止了之前的办学目标,改办稳妥扎实的高等实业教育,这是他对西学认识的一次急剧转型与回归,南洋公学最终转向实业与工程教育,这一逆转也影响了公学之后交通大学的办学方向与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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