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回”敌意

五、“排回”敌意

上涨的汉奸主义观念推动了19世纪头几十年云南边疆的各种紧张感。然而，后来，对于汉奸行为的报告逐渐消失在官方记录中，直到1830年末彻底消失了，对国家和新移民而言，焦虑的关注点逐渐变成了云南穆斯林这一群体，而不再是汉奸。

正如龙戴维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表述的那样，云南穆斯林从事着连接东南亚的跨区域的贸易，构成了一种地域网络。其中，开采和经营矿厂也是回民涉猎的主要商业活动之一。1800年悉宜事件正是源于来自湖南的汉人新移民与当地的云南穆斯林之间的个人争吵。云南的边疆地带远离行政中心，难以控制，但是有些地方矿产丰富，汉人新移民也来到了这些地方，他们和当地人展开资源竞争，又在朝廷的掌控力较弱的边地滋生出非法、族群张力和贪婪的混合体。这一事件无异于在云南其他地方发生的新移民与本地人的冲突，官方也视之为平常，并未采取什么措施。20年后，即1821年，另一个地方又发生了一起回汉之间由于矿产问题而激发的冲突。谣言遂生。汉人矿厂老板试图挑起人们对悉宜冲突的记忆，制作传言说回民要把临安的汉人统统杀死，然后再杀死来自湖南和广东等地的汉人以报悉宜之仇。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开始制造一种跨省的认同，以形成对回民的对抗。官方的调查马马虎虎，回民当中也观点不一，最后这次冲突还是被定义为同其他的汉人与非汉群体的地方斗争性质相同。不过，龙戴维强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经过这次事件自下而上的告御状和自上而下的深入调查，各个层面的清官员都开始认为，云南穆斯林比云南其他的人群更有暴力特征。而地方政治和帝国观点的转变也正从此开始萌生和延展开来，这在1839年的缅宁屠杀和1845年的保山屠杀中日益显示出来，地方官员在容忍排回情绪。而且，一些非正式的地方汉人权力机构和清朝官员开始形成一种云南穆斯林的威胁说，其后果是，排回暴力得以延续并迅速升级。

龙博士在第五章小结中指出，云南的族群冲突伴随着强烈的政治与道德暗示。它们反映了不同的清廷官员如贺长龄、李兴源和林则徐的政策。在临安和刀绳武冲突中，敢于冒犯国家利益的汉人被标示为叛国者。这一视角使得帝国政府能够公平地描述危机管理，同样的角度使得清政府能够回避族群偏见。但是，随着“反回”暴力的上升，三位总督的做法则显得不够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