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体系与族群成长

从历史上看，与汉族地区相比较，西南少数民族的发展看，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即包括长期的自我封闭状态，也包括被封闭的状态。自我封闭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由于地理环境而造成，西南地区包括了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单元，其腹地为青藏高原东麓地区(包括藏东南、川西高原和滇西高原)，该地区的东面相邻海拔很低的四川盆地，西面则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崎岖复杂的地形把西南地区分隔成了众多相互隔绝、互不连通、封闭性极强的地域单元，并且横贯了从海拔几百米的河谷到六七千米的山脉，形成了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该地区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同时由于西南地区独特的地域单元以及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在历史上阻碍了少数民族成员与外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为该地域内的人们与外界在语言、经济活动、文化与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形成提供了可能。所以，该地区依赖于不同的地理分布，形成了具有不同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众多少数民族。如居住在怒江谷地的怒族、独龙江畔的独龙族以及滇南宽谷中的拉祜族、基诺族、佤族、哈尼族、景颇族等等都是在较狭小闭塞的地域单元内形成的少数民族，他们构成了封闭体系中具有原生性形态的少数民族社会，并一定是基于土地所形成的自然经济和生产活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在封闭的少数民族社会中，形成了经济活动、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其社会构成方式包括自身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制度方式和治理方式，其最根本的现实基础就是人与土地结合所形成的自然经济生产。在这样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人与土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少数民族成员离开土地无法生存和生活，正是土地把少数民族成员聚合为一个个有生命力的整体，从而得以延续和发展。有调查者对解放前的凉山地区的人地关系做了这样的描述：

大凉山腹心地区，地势高寒，冈峦耸峙，平原极少，土质贫瘠，他们除了可以利用的作为生活资料的第一类自然财富之外，而作为劳动资料来说的第二类自然财富，则没有可能加以利用。^[2]

诸如此类情况在西南民族地区并不少见，由于资源的贫乏，土地就成为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少数民族在其生活的土地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度、文化与价值，并融合为一个能够自主生存并保持社会活力的有机整体。同时，由于该区域的独特性，历代王朝都很难将中央政府权力全面渗透到该区域，即使建立了类似于土司的地方政治管辖制度，也很大程度上基于暂时的策略考虑，更不要说通过思想改革和符号建构来让少数民族成员建立对国家的认同。甚至有的区域还长期处于中央政府与民族地方军事对抗的局面，比如大凉山的彝族地区，该地区就呈现出被动的封闭的状态。由于少数民族成员成长体系的封闭，缺少成员之间的相互流动，不仅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内部，而且与地处内地的汉族之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族际互动，从而影响和限制了族群认同的发展，因为与族群相关的认同本身与一套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相结合，“维持族群间的联系不仅隐含了认同的标准和标志，而且隐含了允许文化差异存在的互动的架构。”^[3] 即使如此，也为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形成提供了一个免受外界干扰的外部条件，有力地阻挡了强大的外部民族对该地区的兼并。

虽然说西南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和区域位置的影响，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但是并不是说少数民族之间不存在交流和互动，相反这种交流是零碎和随机的。自从秦汉以来，在汉族文化圈向西南地区扩张过程中，西南少数民族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族群流动：一是由于地区之间的大规模战乱，从而引发了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族群流动；二是由于传统帝国的民族政策而引发的族群流动，比如古代边疆治理中采取的屯边屯军政策；三是为了逃避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少数民族被迫不间断地向边缘地带迁移，或者向远方城镇以及交通沿线的山区迁移，一般最后都会分布在人烟稀少、偏僻闭塞和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偏远村寨。在以上各种类型的少数民族流动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在相互传播各自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族际交往，并在发展中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和长处。经过不断的迁徙、杂居、通婚和交流，逐步融合为一体，又不断产生新的民族类型。最终的结果是有的民族延续至今，有的民族却因为融合、战争、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改换名称等原因而消失在历史发展中，包括曾经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匈奴、月氏、鲜卑、柔然、契丹等古代少数民族类型。

西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分别形成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和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一般而言，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分布在地理环境相对较好，如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而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则大多分布在比较偏僻闭塞的区域，如傈僳族、独龙族、水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从西南少数民族的分布格局来看，多民族交融的现象非常明显，几乎不存在单一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甚至一个村寨就有好几个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汉族地区也有少数民族聚居，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人口分布呈现出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在这种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西南地区成为我国最集中的多民族杂居并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总体上讲，西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分布虽然有相对封闭性，但仍然形成了特定交往的场所，影响了少数民族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因为“场所是指利用空间来为互动提供各种场景，反过来，互动的场景又是限定互动的情境性的重要因素”^[4]。在这些场所里，少数民族成员往往根据各自的认识背景来理解内部和外部世界的意义，在族际交往的基础上形成了少数民族认同序列。其中，少数民族成员的自我认同，以及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外部认同对认同序列的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自我认同而言，它是族群成员对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主观认知基础之上而形成的认同意识，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需要进行持续的自我调适和塑造的过程，其中，少数民族的想象能力、联想能力以及血缘、家庭、语言等要素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贯穿于每个少数民族成员的人生全过程，构成了每个人的生命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成员成长的过程就是自我不断获得新生的过程。所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有了民族是想象共同体的判断，费孝通也有类似的说法：

各民族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每个人是可以用自己的经验体会到的。这个特征可能比其他特征在形成和维持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上更见得重要。^[5]

与自我认同相对应，则表现为其他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成员的外部认同和评价，它是由于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对不同社会认知差异而产生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文化层面上，包括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和价值倾向等。外部认同的过程也是自我和“他者”区分的过程，正是有了自我认同，才有了“他者”的观念。从实践上来看，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实现团结就需要不断想象和制造“他者”，否则它可能被民族内部所包含的区域、文化、年龄、偏好等异质之间的紧张而消解掉。正是有了“他者”的观念，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观念才被构建起来，形成了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尤其在西南少数民族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背景下，这两个认同在少数民族身份认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6]。并且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成为支撑少数民族的内在发展价值结构。同时，在长期的发展中，少数民族成员结合其生活区域特点，形成一套能促进他们之间互利行为的交往手段和策略，成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相对封闭环境下生存的内在机理。“在大多数社会中，认同诉求依赖一种对社会秩序的超社会保障，即一个人对某个共同体的归属，该共同体依赖某些特定的价值或某种自然的或历史的属性所界定。”^[7]于是，在少数民族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相互交织的基础上，形成了少数民族的认同价值体系。西南少数民族之所以历经多次迁移和融合，还能作为完整的共同体而存在，就与此有紧密联系，西南少数民族发展状态相对稳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总体而言，在自我封闭和被封闭状态下，西南地区形成了具有原生形态的少数民族社会。在整个少数民族社会封闭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支撑体系，最基本的层面表现为人与土地之间的生存依赖关系，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多为山地，生态条件复杂，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差，山地丛林的环境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员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很强。在此基础上之上形成了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的特定的制度体系、交往体系和价值体系，制度体系保证了少数民族社会能够组织起来，交往体系和价值体系为制度体系运转提供了润滑剂，使得少数民族社会得以持续进行，它们共同保证了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