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关于《红领巾》观摩教学的讨论

建国以后，我国教育战线普遍开展了“学苏联”的热潮，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努力模仿苏联的做法。在教育工作者，包括广大语文教师中，普遍提倡学习《凯洛夫教育学》，于是“五个环节”“五级计分”等办法，很快进入语文教学课堂。1953年在全国广泛展开的关于《红领巾》观摩教学的讨论，就是“学苏联”的一个具体事例。

1953年5月20日，北京市第六女子中学举行了一次《红领巾》的观摩教学。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在这次观摩教学的评议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这堂课的优点以后，集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流行的教学方法，并对如何改进语文教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普希金教授首先指出，教师要真正教好课，成为一个称职的教师，必须具备以下一些基本条件：①必须很好地掌握本门业务；②必须很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教学方法；③教学中不要只是传授知识，要有教育性；④要有足够的教育学知识；⑤要有足够的思想政治水平；⑥要有足够的文化水平。

接着，普希金对《红领巾》教学，发表了以下一些意见：

（1）课文各节的分量分配不恰当。这篇作品共7页，已经讲授了4个小时，看情形还要讲授2个小时。7页书共用6小时是不应该有的现象。这样的速度是不可想象的。通常研究高深的哲学也不需要这样长的时间。这样不合理地使用时间，是把宝贵的光阴浪费了。再说，这样分段讲解，不可能让学生对整篇作品获得完整的印象。教文学作品，不管篇幅长短，都应该给予学生完整的印象，不应该把课文割裂成一片一片的去教。这样的课文，在苏联只用一节课教完，对程度差的学生也只用两节。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是由于没有正确地估计学生的生活经验，把他们当作学龄前的儿童看待，把课文逐字逐句地咀嚼到像粥一样烂，然后喂到学生嘴里。十四五岁的儿童天天读报纸，时常看影剧，对这些现象已经有了经验，应当用高的速度和充实的内容来教学。对学生过低的估计是这节课的严重缺点。

（2）在讲课进行中，教师很积极，但学生并没有积极的形式。老师讲话和学生讲话的比例是：教师讲了四十五分钟，而学生只讲了五分钟。在语文课中这样的比例是绝对不可以的。应当让学生多说，教师少说。

（3）语言和文学的因素过分的少。组成语文课的因素是①朗读；②复述；③分析课文。朗读这一项，教师是做了，但进行得很形式，只有两个学生朗读，而且教师指出错误也是不够的。复述是很重要的。教师应该听学生讲述，教师做纠正，或叫其他学生纠正。教师要看学生如何发现问题。分析课文也应让学生做，教师予以启发、引导、补充和提高。如问艾戈尔卡有哪些优秀品质？学生回答后，教师可写在黑板上，像“勇敢”“机智”“爱国主义精神”等，这样全班学生都积极思考了，黑板也有了艾戈尔卡的整个性格。经过上述分析，还可以让学生思考：这英勇事迹是在什么环境里做出来的？艾戈尔卡的优良品质是怎样培育成功的？还可以叫学生去找描写的词汇。哪些描写英勇、机智？哪些描写风暴、危险？让学生说出来，这就发展了学生的语言思维能力。还可以问学生：同类的英雄行为还有哪些？类似艾戈尔卡的点灯行为，哪些人有过？这样就可以启发儿童的思维能力。这样，就成为一堂语文课了，但今天的课都不是这样。这不是本节课独有的缺点，一般语文课都是如此：教师讲四十五分钟，学生听四十五分钟。教师过高的积极性，使学生思维处在睡眠状态中。这样的教法，就不能够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和分析作品的技能和熟练技巧。而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和分析作品的技能和熟练技巧，正是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语文课的课堂教学，必须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根据教材的特点、学生年龄特征和教学的目的要求，使学生的活动达到最高度。

（4）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常有人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这样就妨碍了语文的发展。所以不应该说教师谈思想教育方面多，就是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不要求教师多次提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名次，这样就成为人工的假造的了。有些课文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就不需要教师去多讲它。进行思想教育不应当形式地要求每堂课是一样的。必须记住：在某些课里进行多，某些课里进行少，有的甚至没有，这也是自然现象。只能要求在整个语文课里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

以上就是普希金总结发言的主要内容。同年5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依据普希金发言的意见和方法，在师大女附中再次试教《红领巾》这篇课文。试教共用了四节课。第一节介绍教材的来源以后，由学生讲述故事梗概，教师纠正补充；第二节分析教材：先由教师范读全文，然后要学生找出能够代表艾戈尔卡的高贵品质的行动、想法和说话的句子找出来，最后教师在黑板上排列成“人物性格表”；第三节进行课文分段，写出段落大意，明确主题思想和围绕主题选取材料的方法；第四节课讲写作技巧、文体特点，学生朗读。每节课都是先叫学生讲，由教师引导、启发，最后予以概括总结。当年七月，《人民教育》发表了《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详细介绍了普希金教授的意见，同时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试教《红领巾》的经过和体会。同一期的《人民教育》还发表了《稳定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短评指出：“普希金给我们指出了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师大中文系同学已经打了“第一炮”，希望全国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师能从此把改进语文教学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上去”。同时还指出，师大同学试教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不是已经成熟了的果实，不能依样画葫芦，而应该“结合学生实际，从实践中总结批判我们的教学经验，稳步前进”［4］。

自《人民教育》介绍了普希金教授对我国语文教学的意见和发表了短评以后，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注意。许多学校都组织了学习讨论和观摩教学，进行教改试验。

从各地的研究和实践看，普希金教授的意见对我国语文教学的改革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主要表现为：重视了语文课的思想性；重视了从课文本身的分析进行正确思想教育；注意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对旧的注入式的逐句讲解的方法是一次较大的冲击。不少学生反映：过去把语文课当休息课，或者只听老师讲，自己不动脑筋，现在注意力集中了，能积极开动脑筋，对语文课也感兴趣了。

但是，普希金教授的意见，是根据苏联语文教学经验，针对《红领巾》这样一篇小说的教学而提出来的。苏联语文课包括文学和语法两部分。普希金的意见主要是介绍了苏联文学课的教学方法。其中自然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如把“文学分析”当成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把“提问”“谈话法”当成唯一有效的课堂教学手段。加上各地在学习普希金教授意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根据我国具体情况，不加考虑汉人学习汉语的特点，机械地照搬《红领巾》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结果在教学中产生了一些形式主义倾向。例如，过去对任何文章都是“逐句讲解”，学习《红领巾》教学经验以后，对任何年纪任何文章都用“谈话法”“表解法”，甚至教任何课文总要套用《红领巾》教学中分析人物形象的板书形式。学生许多字还不认得，句子写不通，文章缺乏条理，而语文课则大讲“时代背景”“作家传略”“人物性格”“艺术手法”等等，把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而分析人物时，往往都是从阶级、出身、历史等方面一条条地例举，把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肢解成许多抽象概念，每一个正面人物几乎都是“机智”“勇敢”，具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等等。还有的教师以为语文教学改革只要改变方法就可以了，忽视了教师本身政治业务水平的提高和对教材的钻研。这种形式主义和片面性对我国语文教学影响很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红领巾》教学法”几乎成为语文教学唯一方法，《红领巾》教学中所谓的“分析课”几乎成了语文教学中唯一的“课型”。

针对上述情况，《人民教育》1954年1月曾发表了《纠正语文教学改革中的偏向》的短评。短评指出：必须“全面地体会普希金专家指示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教师首先钻研教材、掌握教材，再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改进教学方法”。同时又指出：方法是重要的，应该继续研究和改进，但不能“孤立地或形式主义地去搬用方法”。为此，《人民教育》从三月份开始，又开辟了“语文教学改革笔谈会”专栏，就“语言、文学因素和政治思想因素的关系”“要不要课前预习”“如何对待串讲”以及“学习苏联经验的态度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由于普希金的意见本身的局限性，并在实践中已经造成广泛的影响，这些形式主义倾向在很长的时间内仍未得到克服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