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维新教育思潮,是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的思潮,它是时代的声音,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尽管维新教育思潮当时处于萌芽时期,先驱者们的构想还显得娇嫩、肤浅、幼稚,然而却是他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呼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5—1897)、郑观应(1842—1922)、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等人。
一、“天崩地解”的时代和早期维新教育思潮的形成
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可追溯到16世纪与17世纪之间。这时,伴随世界商业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已在东南沿海地区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崭露头角。城市经济日益繁荣,以商业手工业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正在形成,中国封建制度已开始缓慢的解体过程,出现了所谓的“天崩地解”的形势,资本主义幼芽在中国沃土上滋生萌蘖。据史书记载,正德末嘉靖初,中国社会已经是:“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不失钧,锱铢共兢。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至嘉靖末隆庆间,甚至“末富(工商)居多,本富(土地)益少。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到了万历时期,则“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社会上出现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资本主义剥削。这种描述,和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现象十分相似。
从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来看。城市手工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市镇人口集中。据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有的市镇已经是“居民辐辏,百货并集”“居民数万家,铁工过半”。当时的苏州“居民大半工技”“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1]。社会上出现了一批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着矣”[2]。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和“农夫红(gōng)女”的自然劳动分工受到冲击而缓慢地改变着。
正是在这个“天崩地解”的大变革时代,萌生了近代早期维新教育思想。从整体文化结构来看,出现了儒学与西方文明互释的新格局,和在中国文化基础上选择、吸收西方近代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而构建出的一种新的社会政治观和文化教育观。
到了19世纪,伴随着世界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社会也动荡不安。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变,封建制度已濒临崩溃,在外国大炮的轰击下,中国被强迫地推入世界市场,那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无法维持下去。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一些有识之士,打破陈规,抛开传统观念,从一种新的视角观察社会,放眼世界、探求救国真理,提出中国必须“更法”“维新”的主张,为衰败的中国增添振奋国魂的活力,把人们的视野引向世界,揭开中国学术思潮的新一页,产生了以冯桂芬、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维新思想。他们勇敢地跳出中世纪的藩篱,对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热情,对未来的远景怀着无限的信念和幻想,他们强烈地批评中世纪的不合理事物,反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抨击空疏无用的理学教育,主张经世致用,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实用教育。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开创了别开生面的新理解,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对资本主义世界做出解释和要求,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民主思想。
二、冯桂芬的教育观
(一)思想渊源和经历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中举人,鸦片战争爆发那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年)考中进士,列一甲二名,放榜榜眼,颇获殊荣,授职翰林院编修。先后任顺天府乡试副考官,广西乡试主考官。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即位,诏朝内外大臣荐举贤才,他和林则徐等四人被大学士潘世恩推荐,官至詹事府右中允。因开罪于权门势族,被排挤挂冠返里,不复入京。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等地,冯桂芬在苏州组织地方武装团练,反抗太平军,后来还参加由中外反动势力组成的“会防局”,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活动。晚年在上海敬业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正谊书院讲学。也曾协助李鸿章创办上海同文馆。
冯桂芬家道殷实,自述“承先人遗业,薄田十顷”。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志向宏达,曾受业于林则徐,颇受赏识。他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正视现实,能够挣脱封建学术传统的束缚,继承发展了魏源、林则徐的社会改革思想,具体地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教全面改革的要求。由于他生活在动荡多变的时代,又对资产阶级文化有所接触,使他的思想比较复杂、比较开拓。在他的思想中,不仅保留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的传统观念,而且蕴含着“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资产阶级观点。正如他在《校邠庐抗议》序中所说:“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正因如此,使他能放眼世界,面对现实,不仅看出我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如算学、重学、视学(投影几何)、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3]。冯桂芬是地主阶级中开明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是近代较早接受与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先驱者。由于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祸害,眼见国家的危亡,外强的欺凌,人民的痛苦,怀着“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的心情,强烈要求自强雪耻,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广泛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力图改良旧制度,促进社会进步。
冯桂芬著作主要有完成于1861年的《校邠庐抗议》上下卷,共四十篇。他在自序中说:“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日抗议,即位卑而言高之意。”该书的重要特点是依据资产阶级观点,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对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转变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898年孙家鼐曾向光绪帝推荐《校邠庐抗议》,受到光绪的重视,下令印刷颁发给京官参考,成为维新变法时的重要文件。其他文章收入《显志堂稿》共八卷。此外,还有《孤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说文解字段注考证》等书。反映他教育思想的文章,有《采西学议》《改科举议》《广取士议》《制洋器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和《约堂算学杂记序》等篇,所提出的许多新观念、新见解,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二)学习“西学”,改良教育的主张
冯桂芬认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人们首先应对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采取实事求是、因时而变的态度,不应该再闭目塞听,只见自己不见他人,墨守成规旧法。要克服“虚骄之气”和“迂阔之论”,面对现实,有自知之明。他说:“夫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4]但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却不知“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5]。依然抱着唯我独尊,反对向西方学习的偏见,看不清西方各国已经是“趋文”“趋巧”,不断发展前进。他举例说:
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颂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日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6]
他告诫说,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实知其不如之所在”,才能迎头赶上。他概括出中国“四不如夷”:
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又说: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7]
所以他认为,要除外患求自强,必得向西方学习,而且应该抱定“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目的和态度认真地学。[8]他说,若能如此,以“中华之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当有殊尤异敏,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他认为,这才是“自强之道”,才能真正“攘夷”[9],做到“能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
转变观念,更新意识,放弃自大“虚骄之气”和陈腐“迂阔之论”是向西方学习的首要条件。此其一。
冯桂芬不仅呼吁向西方学习,而且也规划了如何向西方学习。他认为,创办新型学校是当务之急。只有新学校才能培养实用人才,解决“人无弃材”。他说: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聪颖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各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0]
根据他的规划:
第一,要学习近代自然科学和工农业生产技术以及西方各国“富强之术”。他把近代各种技术学科都列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科。其他如地理、历史、经义也都要学习。他希望通过新型学校培养出天文、地理、军事、法律、水利、运输、冶金、商务各方面的人才,以适应大变革的时代,改变中国落后的处境。他说,这是自强之本。
他认为,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是“尊师和择师”,他说:
择师之法,易由官定。令诸生各推本郡及邻郡乡先生有经师人师之望者一人,官核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论官大小,皆与大吏抗礼,示尊师也。[11]
应该看到,尊师和择师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学生的成长和未来人才的优劣,是办好学校十分重要的条件。
第二,他把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列为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在他看来,学习外语,一方面可以为学习“西学”铺平道路,扫除阅读的文字障碍;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涉外活动所需的外交人才。他指出,当时中国外语人才甚少,仅有的“通事”,又多是“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之人。这些人,“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货物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12],根本担当不起中外交流的重大使命。同时他把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作为广泛介绍、传播“西学”的重要手段,因此主张将国内现存的外文书籍“择其有理者译之”,从而使西方的“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轮船火器”等科学技术尽快介绍到中国。
创建新型学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可以使我中华“雄长瀛寰”“雪从前之耻”“自立于天下”,此其二。
冯桂芬不仅注意人才的培养,而且也注意人才的选拔。他撰有《改科举议》专文,论述科举改革的办法和意义。他深刻揭露明代以来科举制度的流毒,指出“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是败坏天下人才牢笼士人的权术,必须改革。根据冯桂芬的设想,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他认为:
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13]
这样改革的目的,是希图由空而实,以选拔到能兴邦治国的人才。
其次,冯桂芬针对我国轻视工技的传统观念,主张凡学得西人技艺者,一律予以科举待遇。他建议:“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14]这样就可以改变“消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闻之事”的旧习,使人们“以余力治文学,讲吏治”,为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又增一途。
最后,冯桂芬建议,听取群众意见以广取士之途。因为在民间有不少奇才异能之士,仅用文字考试的办法很难求得。为使“人无弃才”,冯桂芬力主“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具体办法是:由各地绅董举荐,然后“州县核其得举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会同学政、山长、博采舆论,简其尤列入荐牍”。这样便可广取天下才士,使国家致富自强。
改革八股时文的考试办法,拓宽考试范围,变更考试内容,实施多种途径取士,以使“人无弃才”,将人才培养与选拔结合起来,此其三。
三、王韬的教育观
(一)生平著述和改良思想
王韬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江苏吴县人,卒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8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喜诗文。
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Medhurst,Walter Henry)的邀请赴上海,任职于英国教会创办的墨海书馆,教外国传教士学习中文,并协助传教士编写中文书籍。王韬居上海14年,热心于“西学”的研究,学习天文、历算、地理等近代科学知识。此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顺利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王韬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屡向清政府献“御戎”“平贼”之策,讨好当局,冀求仕进。据史书记载,他曾建议清政府官员组织洋枪队,并亲自组办团练,破坏太平天国革命。1861年,王韬回到家乡,又化名黄畹向太平军将领上书,谋划抵制洋人、攻取上海的策略。故史学家多评其为政治投机者。
1862年太平军失利,王韬给太平军的密信被清军获得,事情败露,清政府下令通缉。他在英国领事的保护下逃往香港,从此更名王韬。在香港避居期间,帮助英人理雅各(Legge James)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此时他进一步研究西学和洋务,并与人合作翻译编写了《火器说略》《普法战纪》二书,广为传布,对于传播“西学”和推进洋务活动有很大影响。《普法战记》并远及日本。1867—1870年,王韬随理雅各到英国,并游历了英、法、俄等国,使他有机会亲见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对其进一步向西方学习,形成变法维新思想不无影响。1874年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经常评论时政,主张变法维新,强调“必先富而后强”,提出“富强即治国之本”的政治观点。因此积极倡导广贸易、开煤矿、修铁路、兴织纴、造轮船。提倡发展民办企业,认为官办不如民办,要求允许“民间自立公司”,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表现出发展民族资本的愿望,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某些要求,喊出了时代的微弱呼声,是改良主义思想的体现。
1884年王韬由香港迁回上海,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他在上海格致书院积极推行由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化工作。王韬说,自主管书院工作以来,常请当权者“命题课士”,但他的考试,不再是传统的经史文章,而是“或询西学,或问时务,一时肄业士子,潜心致力,颇多创获,不少特见”。他认为,这种“命题课士”的办法,可以促进“西学”的传播,可以扩大学生的眼界,可以使学生得到深造。李鸿章也认为,上海书院诸生课卷“其中不乏究心实学,议论中肯者”。从“题称表”所列题目看,范围极广,包括天文、历算、气象、物理、化学、医学、测量、地理各科和教育、工业、商业、邮政、农业、社会、政治、刑律、军事各个领域。这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对新教育的发展,对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王韬的著作很多,其代表作有:《弢园文录外编》十二卷,《弢园尺牍》十二卷,《弢园尺牍续钞》八卷,《蘅华馆诗录》六卷,编译的有《西学辑存》六种,其中一些论文谈及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问题。另有《瓮牖余谈》八卷,多是记录太平天国事迹的内容,但表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反动观点。
(二)学习“西学”,改革旧教育
王韬从当时中国面临“天地之变局”的国际形势来考虑中国的前途。他认为只有变革才能图强,而且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他说:“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15]又说:“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16]如何变革?这是王韬极为关心并潜心研究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要与泰西各国立于同等地位,就必须学习西方各国的长技。他自己就是积极向西方学习,并且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王韬自青年时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起,即接触“西学”,并热心研究“西学”。他对天学、力学、算学、医学、电气学、格致学、律学、地舆学等近代科学都有兴趣。他不仅认真学习“西学”,而且还编著了《西学辑存》六种,其中包括《重学浅说》一卷、《格致学提纲》一卷、《光学图说》一卷、《西洋天学源流》一卷、《华英通商学略》一卷、《泰西著述考》一卷。此外还有多种史地方面的著作。王韬不愧是钻研、介绍“西学”的一位新锐。深厚的“西学”知识,为他的变法自强理论提供科学依据。在他看来,中国旧制度应该改革的有四件大事:一取士、二练兵、三学校、四律例。其中直接属于教育的有两件事。
第一,改革八股时文的取士制度。光绪二年(1876年),王韬在《上丁中丞》文中指出,“国家以时文取士,功令綦严,士之抱才负奇者,非此一途莫由进身”[17]。但帖括一途,至今已经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飨迩,乃犹以之取士”,尽管可以岁取数千百人,但皆“贸然无知之人”,“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他明确指出,“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18]。事实上,这种狭窄的取士途径弊病很多。首先,将一些有真才实学又无机会参加科举考试的,或者虽然参加科举考试,也有才干,但不善于八股时文的摒之于仕途之外;其次,这种考试往往凭一时侥幸“列名科第”,而不问其他能力如何,“便尽取而官之”,可能造成“泥沙与珠玉莫辨”,使一些“有士之名无士之实”的人混入官场,怎能治国?最后,这些人“以无用之时文为晋身之阶,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
那么,怎样取士选才呢?王韬说:“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使士人“以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19]。他请求“废时文而别以他途取士”。按照他的计划,以“行、学、识、才”四个标准考选士人。他解释说:他建议文科取士废除八股诗文,分十科考试: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20]。这样,就拓宽了取士范围,便于选拔到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
孝悌廉节,贤良方正,由乡举里选,达之干官,官然后贡之于朝。学区古今两门,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诸此。识如询以时事、治民,鞫狱、理财、察吏。才为文章,词令,策论,诗赋,足当著作之选。[21]
王韬在改革科举制度的构想中,也包括武科的改革。他说:“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22]又说:“国家建官,文武二途并重。”为选拔到“名将才”“能将才”“战将才”,他建议“武科亦宜废弓石而改为枪炮”,分智略、勇略、制造三等评选人才。他说:
其上者则曰有智略,能晓悉韬钤,深明地理,应敌之机,制敌之命;其次曰勇略,能折冲御侮,斩将搴旗;其次曰制器,造防守之具,明堵御之宜,其筑炮台、制造机器,悉统诸比,务足以尽其所长。[23]
具体的考试办法,王韬主张“改试常法,别以学艺力三科取士。”什么是学、艺、力呢?他解释说:
学之大者首在地理兵法,明乎山川扼塞,熟于行阵进取,料敌审势,屯营设伏,无不具有方略。如是,则军行不蹶,我战则克,此所谓大将名将才也;艺者如建营垒,筑炮台,制造枪炮器械,及一切攻战守御之具,因敌而施,无不布置有方,深中要害,此所谓能将才也;力者在乎发炮鸣枪,命中及远,动坚折锐,荡决无前,此战将才也。[24]
他说,这样改革文武两科取士,就能够做到“野无遗贤,朝无幸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渐其盛矣”[25]。因而他得出结论:“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26]
第二,改革旧学校。王韬分析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指出,海禁已开,各国通商立约往来频繁。而且我国周边列强环伺,“俄处西北”,英在西南(指其殖民属地),法在越南,与中国形成“鼎立之势”。国内则生产落后,文教陈旧,“以艰难拮据之际,而与方盛之诸强国相邻,设非熟思审处,奋发有为,亟致富强,以图自立,将何以善其后乎”[27]?他认为,在“时异势殊,今昔不同”的新形势下,“不可不思变通之道”。他告诫人们:
毋因循也,毋苟且也,毋玩惕也,毋轻忽也,毋粉饰也,毋夸张也,毋蒙蔽也,毋安于无事也,毋溺于晏安也,毋狃于积习也,毋徒袭其皮毛也,毋有初而鲜终也,毋始勤而终怠也。[28]
王韬这“十三毋”是分析了洋务运动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在意识的真正转变,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从我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发,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向西方学习,这是“时之所尚,势之所趋”,无法违背的客观规律。首要任务是学习西方教育思想,改革旧教育,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才的需求。
首先,王韬批评洋务运动以来,虽然也办方言馆等新学校,也派遣子弟到欧美留学,军事上也使用洋枪洋炮,但“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也”?他说:“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就是说,对于“西学”,只袭其皮毛,而没有真正掌握其实质,即其所说,“所谓变之道未得焉”。他批评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徒有其名,所得人才也都是庸碌之辈:“所谓才者未必才,所谓能者未必能,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他认为当时中国当务之急“则在储才”[29]。他把人才的培养当作使国家由弱变强的关键。但当时的学校徒尚虚文,不务实学。虽然有些人也“能操泰西语言,能识英人文字”,但“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所以,“通商三十余年来,无能洞悉其情状,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30]。当时的学校不仅脱离实际,因循落后,而且教师水平不高,管理不善。他分析说:
其一,“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其二,“书院山长只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
因此他批评说:“朝庭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31]
其次,王韬在指出当时学校存在的弊端之后,也提出改革学校的具体意见。他说:“然则设立学校,以收教士之实效当若何?曰:学校书院之设,当令士子日夜肄习其中,必学立艺成而后出也。”[32]根据他的设想,教学内容可分为下列两方面:
其一曰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经学俾知古圣绪言,先儒训诂,以立其基。史学俾明于百代之存亡得失,以充其识。掌故则知古今之繁变,政事之纷更,制度之沿革。词章以纪事华国而已。此四者,总不外乎文也。其二曰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舆图能识地理之险易,山川之扼塞。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奥,光学、化学悉所包涵。天算为机器之权舆。律例为服官出使之必需,小之定案决狱,大之应对四方,折冲樽俎,此四者,总不外乎艺也。[33]
他解释什么是学问时说:“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各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在这里,他明确地将近代科学技术学科列为学校教学内容,是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
王韬不仅注意一般学校的改革,更重视军事学校的改革。他从当时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看到陆营水师武器落后,陆营仍然是弓石刀矛,水师仍然是帆船舟楫,军事训练也非常落后。所以,他认为军事教育的改革,“宜先改营规、易军制、汰兵额,异器械”。并具体地提出改革的设想:首先改革武器装备。“陆营必废弓矛,水师必废艇舶,而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其次改革训练方法。陆军分步兵、骑兵,编制分枪队、炮队,加强平日训练。海军首重驾驶“必其能衡涉波涛,稔悉台飓,测量风云沙线”。但不论“陆营水师之练兵,一以西法为南针”[34];再次建设新型军事学校。他指出:“肄习水师武备,国家宜另设学校,教之以司炮驾舟、布阵制器,俾其各有专长。”[35]他设想创建“武备院、繁术院,用以教武科营弁,使之各成其才”[36]。
王韬认为,在学校的改革中,必须注意教师的选用。他说,当时的“教谕训导”多是“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者。因此他主张“痛加沙汰,严为甄别”。选择教师时,“不必论声华、尚文字,惟以才干品诣为衡量而已”[37]。选取那些“专门名家者以为之导师,务归实用,不尚虚文,辨论时事,直言极谏”。他说这样办理学校,“于是士有以教,亦有以养”[38]。
至于如何学好“西学”,他要求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明确目标。不追求形式,不徒袭皮毛。而是“宜师其所长,而攻其所短,明其情伪,揽其形势。悉其民风俗尚,知其山川物产,而与其古今来之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其源而拆其流”[39]。就是说,对待西方各国,不是盲目照搬,也不应囫囵吞枣,而是师其所长避其所短,溯本求源,了解其盛衰强弱的原因,使之适合我国情况,为我所用。他认为正确学习原则应该是“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40]。应该说,王韬制定的学习原则是正确的。反思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有不少时间,在不少方面走了一条曲折的弯路。其重要原因之一,即脱离我国国情,强我以就人。汲取这一历史教训,于今日面向世界,改革开放不无裨益。
四、郑观应的教育观
(一)改良维新教育观的形成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大约卒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描述了自己的一生,他说:
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学、涉重洋,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
郑观应出身于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辈“敦品励节”“淡于进取”,以“设帐授徒”谋生。他自幼“夙秉庭训”,受到良好的教育。
17岁时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到上海学习经商,并从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89—1928)“学习英文,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为其以后涉事商务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基础。同治十三年(1874年),郑观应应聘为太古洋行轮船公司买办。他工作出色,深受器重。在与外商交往中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列强通商是“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致华人谋生之计日穷”[41]。反映出他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思想。基于这一认识,于光绪八年(1882年)离开外国洋行,投身于由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任总局帮办,不久又被委任为总办。此外,他还兼理过汉阳钢铁厂、大冶萍煤厂、开平矿务局等方面的工作。这是郑观应买办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思想转折的重要起点。
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郑观应被派采购新式军械、刺探敌情。他怀着“锐志报国,拚效涓埃”的心情,奔波于西贡、暹罗、金边等地,力图“欲穷中越交界沿海形势,备悉敌情要领”。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活动中,他进一步认清侵略者“阳与邻邦和好,阴怀兼并之心”的卑劣行径。此时,他已完成了重要著作《盛世危言》。他撰写《盛世危言》的目的在于唤醒人们维持国体,挽回利权。“鄙人所著《盛世危言》一书,大声疾呼,使政界中人猛省,知爱国保民之道也。”反映出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日益成熟。1906年清政府诏令“预备仿行宪政”,郑观应积极响应,他说:国家“盛衰存亡,在此一举”。应该指出,他这种“开国会、设议院”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爱国思想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主张改良抵制辛亥革命的意图,以致出现晚年思想的后退。
郑观应撰写了不少文章著作:如《救时揭要》(1862年)、《易言》上下集(1871年)、《盛世危言》(1890年)及其后编。在著作中阐明了他的改良主义政治观和文化教育观。他主张变法图强,告诫人们“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天下之事常守不变,则难以图功。因时制宜,则无往不利。”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后之君子,幸勿泥古违天”,以适应“海禁大开,势同列国”的时代[42]。这种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具有启蒙意义的。
(二)重西学、倡女教的教育观
郑观应教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把改良政治与兴办教育当作国家富强的两件大事。他说:“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43]他强调“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是治国之本,他有一首诗抒发了这种观点,诗中写道:
民强国自强,道由策富致。
致富勿愚民,广学开其智。
舍此国必衰,贤者皆避位。[44]
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郑观应把兴学设教提高到国家根本大计的位置上。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也,治天下之大本也。”在《西学》篇中又以中西对比的方式论证非兴学育才不足以强国的道理。他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我则欲与之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45]可见,他把教育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上。
从兴学育才可以治国的政治观出发,他批评旧教育空疏无用,特别指出科举取士为害更大。他说:中国取士“专尚制艺”“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结果就使广大士人“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46]。他认为,这样入选的人,也没有能力治理国家。所以他说:“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一遇内忧外患,则无一有用之才,不异于“勉策驽骀,期以千里”,若仍不思改变,依然“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47]?应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旧教育的否定。他希望按照西方学校的模式改造旧教育。
为了改革中国旧教育,他详细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学校。他特别推崇德国的教育,认为该国学制最为完备,“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以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进而叙述西方学校体系。他说,西方学校分三等:
一初学(即小学),以七岁至十五岁为度,求粗通文算,浅略地球史志为准,聪颖者可兼学他国语言文字。中学以十五岁至二十一岁为度,穷究各学,分门别类,无一不赅。上学(即大学)以二十一至二十六岁上下为度,至此则精益求精,每有由故得新,自创一事,为绝无仅有者。[48]
除上述由小学、中学至大学的学校系统外,还有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学校,如农政院、丹青院(即图画艺术学院)、律乐院(即音乐学院)、师道院(即师范学院)、宣道院(即神学院)、女学院、训瞽院(即盲人学校)、训聋瘩院(即聋哑学校)、训孤子院(即孤儿院)、训罪童院(即犯罪儿童教养院)、养废疾院等。学习内容包括算学、理学(泛指自然科学)、重学(力学)、史鉴(历史学)、地舆(地理学)、绘画及各国语言文字等。学校实行班级授课制,依次递升。各类学校都有专职教师,“大学之掌教,必名望出众,才识兼优者”。而且“院中书籍、图画、仪器,无一不备”,有较好的教学设备和优良的学习环境。
他认为,中国欲克敌制胜,必须研究西方教育。他主张按照西方国家的办法设立科学技术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他说:“国家欲振兴商业,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49]并援引外国实际作例,说明设立各类学校在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意义:
西人壹志通商,欲利己以损人,兴商立法,则心精而利果,于是士有格致之学,工有制造之学,农有种植之学,商有商务之学。无事不学、无人不学。我国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50]
因之,他仿效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设计中国文、武学堂。他设想的学堂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大中小学均为三年制,实行班级授课制,“岁为甄别,以为升降”。根据他的设想,普通高等学校分为六科:即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军事学校分陆军科和海军科两类。学生则“就其质之所近,专习一业”,以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才可以尽其所长,因之“以之制物则物精,以之制器则器利,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财则财足,以之经商则商旺”,这样就能做到“政无不理;事无不举”[51],定能使国家富强。他满有信心地说,能够兴建新式学堂,学习科学知识,“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52]!
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教育上一个共同特点是尊重妇女,提倡女子教育,主张男女教育机会均等,郑观应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892年写了一篇《女教》的论文,要求妇女解放,摆脱封建束缚,提倡兴办女学,反对妇女缠足,改革落后习俗。
文章首先批判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他指责封建社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司”,即使是当时所极力宣扬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是“有其名,无其实”。他把“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的原因归结为女教不兴[53]。所以,他十分赞赏西方国家重视女子教育。他说:“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那里的女子,有的可以接受师范教育,学成以后准其设塾授徒;有的可以学习政治,从政做官;有的可以入大学深造,以广闻见。即使是平民妇女,也能够“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以成为“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他特别推崇西方女子可以入校学医,凡学业精通者准其就业行医。这不仅关系到妇幼保健,更有意义的是使妇女走出家门步入社会,这是妇女获得独立、真正解放的重要条件。他建议政府“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54]。参照西方女学章程,制定规划,“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学习内容既包括“西学”知识,也包括“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以期妇女“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以便“能佐子相夫,不致虚糜坐食”。
在提倡女子教育,要求妇女解放的同时,郑观应尖锐批评了戕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缠足陋习。女孩自四五岁起就在父母的逼迫下强行缠足,以致使骨折筋摧,血肉淋漓,如负重疾。他气愤地说,中国女子“稚年罹削肤之害,毕世婴刖足之罪”,“酷虐残忍,殆无人理”。他感叹中国女子之不幸,“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他要求改变这种落后民俗,由政府下令严禁女子缠足,“违者罪其家长”。他满怀信心地说,把“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
在郑观应女子教育思想中,有许多先进的民主的新观念,诸如主张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广设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提倡女子走入社会就职谋生,反对女子缠足,等等。但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郑观应,不可避免地还存在旧的、传统的妇女观,没有力量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影响。他要求“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佐子相夫,不致虚靡坐食”。不言而喻,“三从四德”是地道的封建男尊女卑思想,而所谓“纺绣精妙,书算通明”[55]也不过是为丈夫、为家庭造就一个驯服能干的主妇罢了,这是应该摒弃的落后思想。
五、何启、胡礼垣的教育观
(一)人生、时代和思想
何启(1859—1914),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长期生活在香港。香港书院(后改为皇仁书院)毕业后,1872年赴英国留学,先就读于帕尔玛学校,后进阿伯丁大学学医,1879年又入林肯法律学院,在英国度过十余年的学习生活。1882年回香港,曾做律师及医生。1887年创办香港雅利氏医院,并附设西医书院。这是中国人办的新式医学校。他还是香港大学的创始人之一。1890年以绅商身份任香港议政局的华人议员,达十余年之久。
胡礼垣(1847—1916),字荣懋,号翼南,广东三水县人,出身于买办商人家庭,自幼生活于香港。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他不仅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而且对中国经史也很熟悉。他创办“粤报”,翻译《英例全书》。1894年中日战起,中国驻日使馆人员撤离,他被中国留日商民推举为代理神户领事。战争结束后即返香港。
何启、胡礼垣生活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目睹中华民族被列强欺凌压迫的惨状。中国人出洋外国,常被拒于国门之外,“地球虽大,华人之怀志远者将置身无所矣”。即使允许入境,“则必重抽身税”。何、胡二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并且长期居住香港,海外学习和香港生活使他们深刻体验到外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商民的轻视和压迫,内忧外患的现实生活使他们产生了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爱国思想,他们说:“夫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其宗祖千百年食德饮和于中国者,虽身居异地,亦莫不欲高抬宗国,盛称故乡,以为天下交流之光宠。”[56]他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能够保护人民的利益,从而提出一些改革要求。自1887年起,他们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提倡向西方学习,改革封建弊政,支持维新变法。这些论文汇编成册,名为《新政真诠》。
何启、胡礼垣的改良思想,在某些方面较之前人有所前进和突破。他们不仅指斥封建弊政,而且对洋务派的思想也进行抨击,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缺点更加暴露出来,那些媚外求和的外交政策为人们深恶痛绝,激起人们的极端反感。何启、胡礼垣就曾针对洋务派的社会政治观点写了一篇《曾论书后》的文章,批评洋务派将官民对立起来的思想。文章指出:“国之根本在于民,而民之身家托于官,官不保民而民危矣。官反害民,而民愈危矣。”并且十分尖锐地指出:“豺狼之噬人也犹有饱时,而官府之私橐无时可饱也;盗之劫人也犹有法治,而官府之剥民无法可治也。”深刻地指出:“根本浮动,国何以安?”他们认为,这才是“中国真忧之所在”[57]。这里蕴含着初步的民权思想。
在他们看来,一国所以能立,在于民,而不在于君:
今夫国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国之所以能兴者,非君之能自兴也,民兴之也。然则为君者,其职在于保民,使民为之立国也;其事在于利民,使民为之兴国也。所以民权愈盛,其国愈强。[58]
在他们看来,当权者对于国家人民有益无益、有功无功,“惟小民知之最真而最当”。应该认识到“民虽寡学,而断不可欺,民纵愚蒙,而善能知感”。他们强调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深明此理。因此治理国家的政策和措施的取舍标准是:“民以为公平者,我则行之;民以为不公平者,我则除之而已”。因为“能行之于民,则其国兴且强,不能行之于民,则其国弱且废也”。即是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必须提倡民权,依靠人民的力量,“靠诸本国之民,则诚兴邦之略”[59]。何启、胡礼垣在《正权篇辩》一文中也阐发了民权思想:“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苟无议院,何有朝庭?是故庶民者,国君之所先;议院者,朝庭之所重也。”进一步强调“国之所以立者惟民”。正因为如此,他们告诫说,官不但不得剥削商民,而且应该听命于民,应该“以民情为国脉,以商旅为邦基”[60]。所以他们指出,真正自强之道,绝不仅仅是造几条船,练洋操,办几个新式工厂,重要的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用民主制度来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认为,中国变法“非徒设各项机器厂之谓也。机厂者皮毛耳,上各事则命脉也。命脉不变,皮毛宜其无所济也”[61]。由此可见,何启、胡礼垣较之洋务派的社会政治观大大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新生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在当时是进步的思想。这也是他们研究教育的政治理论基础。
何启、胡礼垣认为,中国疆域大、物产富、风气正,文化悠久,道德淳厚,人民聪颖和平。但是“乃入其国,观其政,询其民,察其俗”,则会发现,虽然疆域宽广,但交通不便;物产丰富,但未开发;文化悠久,道德淳厚,但官府贪婪盘剥。因而造成“士则习尚浮嚣”“农则不教稼穑”“工则不分良梏”“商则贩运拮据”,以致出现“国体弱”“外侮生”。在他们看来,若改变这种局面,“则必奋然改革,政令从新”。并提出七方面改革的措施,其中“宏学校以育真才”“昌文学以救多士”是直接关系文教方面的改革[62]。
(二)重要的教育思想
何启、胡礼垣的教育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现分别论述于后:
1.兴“西学”,革新传统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相当发达。然而在中国,不论生产方式或者思想意识,封建主义还占着统治地位。封建主义的“三纲”思想还成为指导人们言行的准则,还把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绝对权威当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宣扬封建主义的所谓整体观念,抹杀个人的合理要求,强调人对社会的片面义务,压制人的个性发展。何启、胡礼垣对这些陈腐的道德观念,落后的封建意识深为不满,提出抗议和批评。
首先,他们批判“三纲”思想,指出:“汉宋之学重三纲,泰西之学重五伦。重三纲者有君无民,重五伦者君民兼顾,此君权民权之别,中外学术所由分也。”[63]他们指出,“三纲”是封建社会里上级要求下级,长者要求幼者,丈夫要求妻子片面服从的道德标准。按照“三纲”的要求,“君可以无罪以杀其臣,长可以无罪以杀其幼”,实际上是封建社会“勇威怯,众暴寡,贵陵贱,富欺贫”,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理论,是为社会不平等统治辩护的。他们公开提出,“君不君则臣不臣”“不能舍其君而专责其民”,甚至搬出孔孟作为其反“三纲”的依据,说什么“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应该承认,否定封建主义的“三纲”,无疑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的极大反抗,起着摧毁封建意识的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他们把封建的“五伦”作为批驳封建“三纲”的依据,反映出他们还没有完全摒弃封建意识的决心,包含着许多妥协思想。
其次,他们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人的个性自由和追求个人利益的见解,把追求个人利益看成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正当的、符合道德原则的。他们认为,当今时代,家可私其家,国可私其国,人可私其人。并且认为,人人各得其私,则天下为公了。他们在《正权篇辩》一文中阐发了这种观点:
但能合人人之私以为私,于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各得其私者,不得复以私名之也。谓之公焉可也。但不能以己之私夺人之私,不以人之私屈己之私,则国家亦无患其不富,并无忧其不强。
应该指出,何启、胡礼垣所谓的“私”里包含着资产阶级“自由”的意义,要求人的个性解放。他们反对把个人放在“臣”“子”“妇”“仆”的奴隶地位,追求个人自由和利益,并将这些视作“民权”“民主”的体现。应该承认,“人人各得其私”的主张,在当时是大胆的、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追求,也是资产阶级希望获得政治平等的表现。
最后,为了摆脱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达到思想解放的目的,他们大胆地对“六经”提出怀疑,把封建统治者视为万世不变的经典看作是压制新思想,奴役人民的工具。公开指责宗经的危害。指出,以“六经”教人,只能耗人精神,用已过时的思想充塞人的头脑,禁锢人的思想,使人泥古守旧不知进取。为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他们常牵强附会地把孔子删诗书解释为孔子主张“使经宗我,使经为我用”,也就是说,对待经书,只能使经书为我所用,而不应该墨守成法。既然宗经是错误的,那么又以什么思想来判断是非,使国家富强呢?他们说,唯有学习“西学”,研究西方各国治国富强的知识,“惟其愈求救时,是以愈求西学,惟其愈深西学,是以愈能救时”。然而当时中国的教育却十分落后,其内容不外“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而这些所谓学问,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能使中国富强。不仅如此,他们认为,这些学问“强国学之必致于衰,弱国学之必致于灭,非惟不可以救当时,而且足以累后世”[64]。因此,他们主张废科举、兴学校,改变这种落后的教育。
2.宏学校,培育建国人才
何启、胡礼垣分析了当时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则民生贫困,生产落后的处境,认为所以如此,“吾以为皆法有未良所致耳”。他们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唯有变法。但又指出,“将欲改法,必先择人”。至于如何择人,他们提出两方面设想:一是就现有官吏中择其智者、能者,即“诸官中有以改为是者,准其留职”;二是“宏学校以育真才”。他们说:要想“立中国于不败之地,则先有立中国于不败之人乃可,此非宏学校不能也”[65]。他们十分欣赏西方国家兴学育才的办法:“泰西凡幼童不入学堂,则罪及其父母,胁之至矣。而民无怨者,以教子之功,官司力任,教育既成,国家分用,从无弃才也。”[66]他们羡慕西方国家实行强迫的义务教育,为改革培养有用人才。
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一文中阐明只有兴学方能育才的道理:“一国之人才,视乎学校,学校隘,则人才乏,学校广,则人才多。”他们提议,“宜下令国中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省发一大臣,为学政以总其成,每年成材者登诸册簿,以记其才学、人数”。他们也设计了学校的教学科目,认为不论学习哪一种专门学科,首先“以中国文字为一科”,即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列为共同必修科目,在此基础上再分科学习,在文中列举了19种学科:
此后则以外国文字为一科,以万国公法为一科,以中外律例为一科,以中外医道为一科,以地图数学为一科,以步天测海为一科,以格物化学为一科,以机器工务为一科,以建造工务为一科,以轮船建法为一科,以轮船驾驶为一科,以铁路建法为一科,以铁路办理为一科,以电线传法为一科,以电气制用为一科,以开矿理法为一科,以农务树畜为一科,以陆军练法为一科,以水师练法为一科。[67]
从上述所列学科来看,这些知识正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建设资本主义国家所必需的,反映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水平。
他们针对中国面临列强欺凌、民族危急的情况,主张发展军事教育,设立新式军事学校。“宜于学校之设,兼教兵法、枪炮等事,凡有志为兵者,每日习练此事数时,学之三年而无过失者,教师给以凭照。”凡遇国家扩兵增将,“则以此等人补授”。他们认为中国海战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无水师能员之故”,在他们看来,“欲成上上之水师,须得上上之统带”,而上上统带自何而来?必须有水师学堂,所以,“宜于各省府州县武备学校处兼设水师一科”,凡参加学习且成绩优秀者,可由学部推荐令其出洋学习,“以悉其战舰之坚瑕,铳炮之式用”。学好归国,并有考试凭证的,天子则命以为统带水师。他们建议今后“凡于陆军水军未经练习者,虽其胸罗经史,笔洒珠玑,或贵胄豪宗,高官显宦,亦勿用以为将”[68]。
在文章中也论及教育的管理、教师的聘任、考试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他们建议设立专门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并将学部列为国家八大部中的第二部。说:“学部不设,则国内无堪用之才,故应加立学部而进之为第二者,欲中国以贤才为宝也。”[69]按照他们的设想,学生以25人为一班,设专师教授,学习一科专业知识,若有人愿意“兼学数科者听之”。教师则聘“中国人有曾学得其事,经外国考试,得隽有执照为凭者,则延以为师”。若该科没有合适的中国人选,“则延外国人暂为之师,例以有考取之执照为凭,方能居此师席也”。至于考试办法,每年考两次,“题目由师出,以答问之法为之,如问十而能答其五者,是谓通才,其师给以执照,问十而不能答五者,谓之未通,再学再考”[70]。他们建议凡考试优良者可以举荐为官。这样他们就把选官从科举一途扩大到学校,是对教育体制的一大突破。
何启、胡礼垣理想的人才,应该是“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这样的人,都有“一技之才,一艺之擅”。而且是“有志于其技,有志于其艺者”,或者是有“一法之善,一事之能者”,而且又“留心于其法,留心于其事者”[71]。他们设想,假若使这样的人参与政治、管理国家,则国家何患而不强。
3.改科举,选拔治国能手
何启、胡礼垣对旧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剖析,说:“学校宏,人才盛,向所谓文学科甲将举而废之乎?”他们深刻地分析了旧科举的弊端,把旧科举称之为自古以来最严重的灾难,“而独罹于天地古今至惨之灾,则今之科甲也”。又说,对于士人,“则科甲中适足以困其一世,……则读书外并不能见其一长”。并以武科仍试以刀石弓矛为例,说明这种“武科之试,置于今日,岂不令人失笑,本应全废”。然而却仍有人说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更”,简直荒唐到了极点[72]。他们根据当时科举实际,列举了存在的弊病:
第一,由于名额限制,扼杀了大批人才。他们说,现在县试赴考者约千人,而得中者仅十数人,省试赴考者不下万人,而得中者不过百人,以致“不通之人多,而能通之人少”。原因是,“抑通者而故使之塞也”,结果“而儒林于是乎多蛊材”。这样就使大批人才被拒之于政门之外。
第二,由于“科甲之失势,必至斩绝圣人之俎豆,涂炭一世之生民,神州陆沉”[73]。就是说,由于科举不当,就连古圣先贤的教诲也不得流传,危害一世生民,甚至国家的发展。
第三,他们指出,洋务派虽然对科举制度进行某些改变,曾诏旨开经济特科,但徒有其名,实质未变。他们说:“夫经济特科者,意在救时,以为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垂五十年,东败西辱,其咎皆坐于帖括空言,宜别求人才以洗此耻。”但是,看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后,感觉到“其名虽曰变也,而其实仍不离乎八股经史,仍不离乎一、二、三场,仍不离乎百人取一,是不除旧习,其弊愈滋耳”[74]。
基于以上情况,他们极力主张改变科举制度,以广集治国人才。
是宜下令国中宽其考法,不以限额,凡欲专攻帖括者,听其如前考试,而加以万国公法及律学大同二者一体出题答问。考于县而通者,由县学给以执照,谓之文学秀才,升之于府;考于府而通者,由府学给以执照,谓之文学举人,升之于省;考于省而通者,由省学给以执照,谓之文学进士,至进士而止。[75]
凡进士中德才出众的,可以推荐任官。其余的秀才、举人、进士得名之后,“可别事谋生”。
从上述改革建议中可以看出:第一放宽录取名额,广收有才识学子,使更多的人有从政的机会;第二改进考试内容,除经书八股外,增添西方有关近代知识,以选拔实用人才;第三学校参与科举,拓宽取士渠道,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第四科举考中以后,除从政做官外,“可别事谋生”,冲破“科举为官”的传统观念,促进人们观念的转变。这些,在当时来说都是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表现。
总之,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维新教育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他们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把教育看作是“救亡之道”和“富强之本”,当作实现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手段。所以,他们主张改变封建的愚昧主义政策,取消或改变八股取士制度。正如王韬呼吁的,“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他们从不同角度剖析科举制的弊端,这也是他们共同否定旧教育的入手处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则主张设立新学堂,学习“西学”,即学习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以及某些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具体制度。应该说,早期改良派的维新教育主张既不同于坚决反对向西方学习的顽固派,又不同于仅仅学习“西文”“西艺”的洋务派。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其政治经济思想的反映。他们认识到,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有精通科学技术的人才;要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必须了解西方的政治和历史,实行有限定的“民权”和“民主”。他们勇敢地冲破封建的国家观念,提出“夫天下,公器也,国事,公事也。公器公用,公事公办”的论点,公开承认“夫政者,民之事也”[76]。尽管这种“民权”“民主”思想十分微弱,然而却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新教育得以提倡和受重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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