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四大族群

先后踏上南非这片土地并且定居下来的有四大族群：黑人（blacks）、白人（whites）、有色人（colors）和印裔（Indians）。四大族群并非自然的四个民族，而是南非的白人政府所作的人为划分，这种划分是南非种族隔离的基础，其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消除。

一、黑人

黑人是南非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除了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就已经出现在开普地区（Cape）的科伊人（Khoekhoe）和闪人（San）之外，自北方南迁而来的班图人（Bantu）是南非黑人的主体。最早接触白人的科伊人和闪人在殖民地时期大量消亡了。班图人民族众多，散布在东部、中部和北部地区，但是始终没能形成统一的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较为强大的黑人部落政权（chiefdom）在白人的打击下纷纷没落。旧式的抵抗殖民入侵的黑人部落贵族被消灭，然而部族的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却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白人政权有意识地留在了划给黑人的保留地上。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和解进程中，与白人政权既有着依附关系又存在着博弈的黑人传统势力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布特莱齐（Buthelezi）领导的因卡塔（Inkatha）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黑人不同族群之间的争斗给了白人定居者与殖民者从西南角的开普殖民地出发，向东、向北侵占土地并攫取劳动力以可乘之机。当然，黑人不断败退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在南非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被逐出祖居之地的黑人长期都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但是其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矿业大发现后的南非工业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在20世纪种族隔离的政治、经济盛极而衰的过程中，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实践里最终冲破重重阻碍成长为南非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南非黑人中最早的中产阶级是19世纪30年代以来，在英国人的同化政策和教会教育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少量亲英、亲资本主义的新式黑人精英，他们是英国人向东征服科萨人（Xhosa）领地过程中争取的盟友，然而在英布战争之后遭到了抛弃。（默莱斯茨·姆贝基. 肖宏宇，编译. 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统治阶级与南非的不发达［J］. 西亚非洲，2008（4）：38—46.）他们也是早期非暴力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1912年成立的南非原住民国民大会（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即后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在初期便是由一批城市化了的新式黑人精英和开明的部落首领组成的。而黑人力量的真正崛起则与20世纪黑人规模的急剧扩大，以及20世纪后半期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城市黑人的急剧增多有关。

二、白人

南非土地上的白人并非同出一源。最早的白人定居者是17世纪的荷兰人。他们与之后到达的法国胡格诺教徒和德国人逐渐形成了以农牧为主业，本地化了的白人族群，即布尔人（Boers）。他们脱离了欧洲母国的现代化进程，以这片土地的拥有者自居，自称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意即“非洲人”。1795年以来，随着英国人不断登陆，南非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世纪中期，不满英国殖民者统治的阿非利卡人向东北方向的内陆迁移，史称“大迁徙”（The Great Trek）。他们占据了大量黑人的土地，建立了两个独立的布尔人共和国：德兰士瓦（Transvaal）的南非共和国（South African Republic）和奥兰治自由州（Orange Free State）。英国人则从开普殖民地向东进发，建立了新的纳塔尔（Natal）殖民地。四个白人政权并立的局面自此形成。黑人部落与王国则散落周边。在四个白人政治实体中，开普殖民地在教会的影响下对非白人采取同化策略。1928年的50号令（Ordinance 50 of 1928）甚至在法律上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阿非利卡人的两个政治实体则一贯地将境内的黑人排除在公民权利之外。在同属英国殖民者控制下的纳塔尔殖民地，黑人规模的庞大使得殖民者不再自信能够在同化策略下仍然保持白人的控制力。纳塔尔的殖民者建立了双重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将殖民地的黑人置于传统的部落酋长和习惯法的控制之下，而这被很多人认为是20世纪种族隔离制度的雏形。（Burger D. South Africa Yearbook 2001/02 ［M］. Pretoria: GCIS, 2001: 28.）

19世纪后半期钻石和金矿的相继发现刺激了英国殖民者的领土扩张和对廉价黑人劳动力的需求，启动了南非的经济腾飞与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确立了以工商业为主的英国殖民者对阿非利卡人的压倒性优势，为南非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英国殖民者赢得了1899—1902年英布战争（AngloBoer）的胜利，控制了大片土地却无力独自统治，需要寻求政治上的合作伙伴。就南非社会的各个精英集团自身的特点而言，默莱斯茨·姆贝基（Moeletsi Mbeki）指出：20世纪初，南非的英裔商业精英虽然经济实力强大，但是缺少凝聚力，无法脱离英国的保护在政治上自立；新式的非洲精英（黑人）尽管是被同化和基督教化了的亲英非洲人，但是尚不具备英国人所需要的实力；阿非利卡精英则不仅具有军事、治国能力，而且长于镇压、剥削非洲人，而这对于英国资本的利益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默莱斯茨·姆贝基. 肖宏宇，编译. 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统治阶级与南非的不发达［J］. 西亚非洲，2008（4）：38—46.）在现实中，战争和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失地、贫困、失业的阿非利卡白人遭遇了借英布战争之机重占土地，入城定居，低薪就业，而又民权意识勃兴的非洲黑人。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和种族优越感受挫的驱使下，阿非利卡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与此同时，英国的矿业和工商业资本也迫切需要将黑人从自由发展的轨迹上拉回到被迫廉价出卖劳动力的从属地位上来，以便填补劳动力的缺口。英布矛盾在战后很快就让位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两个白人群体在打压和剥削黑人从而实现内部团结和白人的普遍富裕面前找到了共同利益。而最有效的统治策略就是通过强化种族隔离，把业已开始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黑人重新部落化，将其踢出白人城市和政治舞台，使得规模远超白人的黑人在经济上无法成为白人的竞争对手，在政治上无法发挥人数上的民主优势。与此同时，又通过土地政策、就业限制、通行限制等措施，剥夺黑人经济自洽的能力，压缩职业发展的空间，使之只能“自愿”充当白人经济所需要的招之即来、用完即走的廉价、无技术、可替代、不具有议价能力的流动劳工。

凭借在白人中的人数优势和民族主义的内部团结，1910年英属的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成立后，国家的控制权从战争的胜利者手中交到了曾经战败的阿非利卡人手里，而英国和英裔资本则躲在背后一同分享种族隔离带来的超额利益。1948年，代表阿非利卡中下层利益的国民党（National Party）掌握了政权。南非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极大地维护了阿非利卡各阶层的利益，并且借助国家机器迅速推动了阿非利卡人经济的全面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之后，阿非利卡人与英裔之间的经济差距大为缩小，已经有88%的阿非利卡人成为城市居民，整个阿非利卡社会完成了中产阶级化（刘兰. 南非种族隔离制与阿非利卡人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确立［J］. 世界历史, 2003（5）: 36—43.），这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其一，随着实力的增强，阿非利卡人的独立意识得到了强化，1961年，南非成为共和国（Republic of South Africa），脱离了英联邦。其二，反种族主义斗争需要面对的是一个极强势的政府。其三，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阿非利卡人对经济环境的诉求与英裔资本家趋于一致，在高维稳成本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下，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渐被抵消，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改革派渐占上风，这为日后与反种族主义力量的和谈奠定了基础。

三、有色人和印裔

有色人和印裔是南非土地上人数较少的另外两个主要族群。有色人主要分布在开普地区，最初是本地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后代，后来也包括荷兰贩奴者从东南亚和非洲其他地区贩卖而来的奴工的后代。他们以阿非利卡语为通用语言，在开普地区比黑人雇工受欢迎，也享有一部分黑人没有的权利。南非的印裔是19世纪60年代被引入甘蔗种植园的契约劳工的后代。与后来在1904年引入的6万契约华工在务工6年后被集体遣返的命运不同，来南非更早的印裔在离开种植园后弃农从商，扎根下来，活跃在纳塔尔和特兰斯凯地区。有色人和印裔在殖民地和种族隔离时期的境遇普遍比黑人要好，但是同样也遭受白人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压迫，可以说是“二等公民”。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所接受教育的质量比黑人略好一些，被允许从事禁止黑人涉足的一部分技术和半技术类工作，但是仍被禁止拥有土地和积累财富。他们是反种族隔离阵营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印裔的民权运动策略对早期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在印度本土的独立运动中引发巨大国际反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思想，就是甘地（Gandhi）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导印裔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非暴力抵抗也是1943年以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奥利佛·坦博（Oliver Tambo）、瓦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为首的青年联盟（ANC Youth League）成立之前非国大主要的斗争哲学。与此同时，这两个族群由于规模较小，不足以威胁南非白人的统治，因而又是白人政府在后期试图分化和拉拢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种族隔离的三院制议会方案中，有色人和印裔各自拥有一个独立的议院，获得了象征性的政治权利。当然，三院制议会本身遭到了包括有色人和印裔在内的反种族主义阵营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