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的新思考

“唯一的问题”不是只针对老师提出的，我们希望管理者也思考：如何最充分地利用与教职人员面对面的时间？管理者很多时候浪费了这样的宝贵时间。管理者如果也来翻转教职会议会怎样？如果教职会议上不再只是传递信息，而是大家热烈讨论最佳实践会怎样？在这些教职会议上，教职人员是不是心不在焉？是不是在各自查收邮件或者批改试卷？这与那些不喜欢听讲而去玩Facebook或者发短信的学生有什么不同？能不能利用技术手段来传递内容，从而使面对面时间更丰富、更有效、更有价值？很多实施了翻转学习方式的管理者告诉我们，他们现在的教职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入，更充分地利用了学校最宝贵的资源：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创造性思维。

我们在全世界分享翻转课堂和翻转学习故事时，深刻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尽心尽力。教育工作者是充满奉献精神和无限关爱的一个群体，他们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为学生提供最有效的帮助。很多老师意识到需要做出改变，只是需要一块敲门砖帮助他们敲开转变之门。很多老师已经被繁重的教学任务压得筋疲力尽，因为他们要按照明文规定的内容标准在同一时间向所有学生传授这些内容。学生整齐地排排坐，在同一时间学习相同的内容。但当老师反思这一实践时，发现学生实际上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掌握了内容，只是在同一时间被传授了内容。这些老师按照他们被传授的方式教学并深陷其中，不得不成为“知识喷泉”。他们意识到世界已经变化，所以在努力与数字化和网络化一代的学生建立联系。

有些标准不会立刻被取消，也不应该被立刻取消。正如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所述，人类每两天创造的信息量与人类诞生以来至2003年制造的信息量相当（西格勒， 2010）。西格勒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10年，现在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更加惊人。虽然这里提到的信息构成有待讨论，但无论具体数量如何，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当今世界不缺少信息。实际上，如今难题不再是获取足够的信息，而是如何将大量信息过滤为相关、有用的信息。曾经的世界，只有少数人可能知道所有信息，可以阅读绝大部分发表的材料，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因此，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出决定：我们希望学生了解很小范围内的很多内容，还是了解很大范围内的很少内容？我们只为教育学生制定标准，还是我们将这些标准作为学习的最低要求？我们是否要让学生关注学习本身，使他们能够在不断丰富的世界中自由探索？我们如何决定哪些东西更值得通达掌握？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因为对世界的哲学、科学和存在方面的不同理解而不同。但无论答案是什么，翻转学习都需要在教育环境中发挥作用，它有助于在更大的教育环境中优化对内容的学习，无论以何种形式，在任何学校或任何学习环境。

翻转学习可以让老师发挥他们的最大优势：帮助学生学习。它让老师能够在学生需要时把重要内容传授给学生，不必再按照刻板的日程表向学生传授内容。翻转学习使老师能够通过差异化教学，甚至选择性、兴趣化教学来定制学生教育。翻转学习还非常灵活，可以满足不同年级、不同水平学生的需求。

史蒂夫·凯利这样问道：“一位老教师如何能变得更好？”他知道原有教学体系已经瓦解，但不知道如何带领学生更深入地学习。本书中的实践者在反复研究这一主题，他们知道原有的教学体系已经瓦解，他们需要全新的方式。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发现并实践了翻转课堂。他们制作视频，重新设计课堂，投入大量时间并承担一定风险来尝试新事物。他们已经取得成功，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意识到还有更多可以改进之处。

虽然翻转课堂改变了他们的教学实践，但这些教育工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带领学生更深入、更广泛地学习，从而进入到未知的翻转学习领域。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发现了有效的、存在已久的教学方法，比如项目式学习、重视理解的课程设计、问答式学习、通达学习，等等。很多时候，翻转学习中蕴涵的观点并不新颖，但翻转学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传统老师提供可实践、可实现的方法，带领学生更深入、更广泛地学习，而原来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很多实施了翻转学习的老师告诉我们，翻转学习为他们的教育事业重新注入了活力，而之前他们有些已经打算放弃教学，有些正打算转到管理岗位，比如迪莉娅·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