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重点学科遴选和建设中的误区

析重点学科遴选和建设中的误区

析重点学科遴选和建设中的误区^[1]

一所大学的发展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抓起，但最基本的问题不外乎以下两个：学科和学术队伍建设。不少人认为对大学的投资不足是制约我国大学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以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注入，建成一所一流大学似乎并不困难。毫无疑问，我国高校办学经费不足是事实，但我个人认为一所大学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里，大学当局想将学校办得大有起色，应当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学科与学术队伍建设上。

对学术队伍建设这一复杂问题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论述。本文将对我国近一二十年内重点学科遴选和建设中的误区发表个人一些粗浅的意见，供关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位同仁们参考。

所谓“重点学科”的提法，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时的国家教委为了集中财力建设一批教学与科研基地，采取了两个做法：一个是挑选几所名牌大学，给予数量可观的投资；另一个是在各高校博士点中遴选出数以百计的学科点进行重点建设。第一种做法主要是政府行政行为，加之得益者极少，没有在全国高教界造成多大影响（因为绝大多数学校认为反正与自己关系不大）。但是，重点学科则非也，即使一所二、三流大学也可能在某些学科点上领先而进入重点学科建设，因此其受重视程度和波及面之大是高校中所少见的。特别是后来的部委重点实验室的审批、“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特聘教授岗位设置大多与重点学科有直接关系，因此，一个学校有多少个重点学科点与拥有多少名院士、多少个博士点和人才培养基地、每年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国家级三大奖数目和年度研究经费一样，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些指标被大家看重自然有其合理成分，但的确已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了！

那么，重点学科遴选和建设中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遴选学科点依据学位授予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一刚性的学科框架下，一些新兴学科和高度综合的领域被排斥在外

学位授予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和成熟度。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且学科间界线、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界线、科学与技术的界线越来越难以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沿学科与学科前沿也发生剧烈变动，特别是一些极为重大的科学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一个学科群。近几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已经面临一种局面，一些很有创新性的项目，申请者在学科目录中找不到可投放的学科；为了鼓励交叉研究，基金委在学部之间设置一定比例的大交叉的重大项目，在学科之间设置一定比例的重点项目。

当然学科设置不可能也不必要作出剧烈变动，但的确存在着过于界线分明与死板的做法。因为已经出现一些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新学科，如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生物多样性科学（biodiversity science），放在已有学位授予学科、专业目录的任何一个学科下明显不合适。不少专家抱怨，可以有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等经典学科的位置，却没有一些极有生命力的新学科的位置。这种状况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同样存在。

二、遴选指标体系中存在“面向过去多，面向未来少”的弊端

实际上，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只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遴选过一次，新一轮的遴选刚刚在准备中。从首次遴选来看，由于必须是博士学科点才可申报，实际上主要给了第一、二批博士点一个机会。第一、二批博士点遴选时“文革”结束才不久，“文革”前教授的知名度是该学科点能否评上博士点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教授当博士生导师时大多过了60岁，要想开拓新领域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再加上刚刚改革开放，国际科技界的新东西刚进来，我国前沿学科与学科前沿的力量较为薄弱。这种状况在人文科学中稍好一些，而在理工科中较为突出。据我看到的材料，重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包括：①学科研究方向；②学术队伍；③人才培养；④科研情况；⑤条件建设；⑥学术交流等6大项，除了第一项外，大多指明要前5年的数据。我们在第一线的教师很清楚，一个新兴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学术队伍建设，没有5年以上，甚至没有10年以上，难以成一定气候。这一评估指标体系的导向是很值得商榷的。实际上，许多学科在遴选之前，才动员各种力量，针对这些评估指标再组装成“有竞争力”的学科点。学校领导往往要做大量调解工作，哪怕建立暂时的一致对外的“联盟”都可以。当然也有“包装”的高手，将申报书写得“天衣无缝”。然而，由于确定谁为学术带头人往往存在分歧而造成申报之日即为告状之始的内耗局面。事实上，这种学科点批准下来后，往往一切照旧，学术带头人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有时，少数权威会做出有利益时充分利用重点学科，有义务时则避之唯恐不远的举动，使学科点的其他教师对之失去信心。

“面向过去多，面向未来少”的评选标准，最终使许多急需的新兴的学科得不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将无情地去冲击我们的大学学科结构，实际上我们已经面临这样的局面，即学生报考专业时较少考虑该学科的所谓强弱，而会去寻找更易找到职业和科研岗位的学科或方向。这几年来，大学里的不少重点学科没能吸纳大量优秀生，甚至二流学生也愈来愈少问津。

三、目前的评定专家系统重视青年学者意见不够，有碍学科发展

由于重点学科级别高，往往由资深专家组成评审系统，即由院士至少博士生导师才能当评委。例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系统，尽管这一届的专家平均年龄明显下降，实际上在会议评审时“权威”的意见特别“加权”，即有时可左右舆论。看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学科评审组的做法值得仿效：①书面评审的专家是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凡有一定研究成就的副教授一般均可进入专家库，副教授评教授的项目，甚至评院士的项目不在少数，对此没有人以为不正常；②学科评审组成员（即会评专家）两年一届，每人不得连任超过两届，因此谁也不可能较长时期左右评审组；③在评审时（书面与会评都一样）采取严格的回避制度。

杨振宁教授曾在198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前途”演讲会的演讲词中就尖锐指出：“我认为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评价制度里面，对于年轻人的意见，不太重视。科学技术需要向新的东西发展，需要发掘新的人，用新的想法来得出新的结果，这不能用‘论资排辈’的方法来评价。”“我觉得在一个评价体制里面，假如投票的话，百分之八十的意见应该由三十岁到六十岁的人的意见来做决定，而且，三十岁到五十岁的意见应该是主体。我的印象中，过去评价体制没有做到这点，把许多资深专家的意见看得太重。”应当说，现在的状况比1983年时有所好转，但从本质上讲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四、重遴选，轻建设

首批国家重点学科点遴选后，原国家教委有过三次投入：一次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支持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建成了一批专业实验室，但涉及的不到一半重点学科点；第二次是对人文科学的重点学科给予一次性数十万元的图书资料费；再一次是纳入“211工程”建设项目。这都属于一次性的。实际上，重点学科点建设除了需要这种专项集中投入外，平时也需要稳定的经费投入。专业实验室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国家已经布局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委重点实验室，这两个层次的实验室已有一套较为成熟的做法，例如运行机制以及评估制度，尽管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体上讲是好的。然而，专业实验室算什么呢？与上面两种实验室异同何在？据我所闻，专家对高校系统的专业实验室存在必要性表示过怀疑。

不少学校当局在重点学科点批准前后态度大变：在申报时事事积极，批准后则听之任之，很少给予必要的投入，甚至连原先的承诺都无法兑现，理由是学校财政困难！当然，也有少数学校做得好，但从总的状态来看，重遴选、轻建设。

五、重大型设备，轻中小型设备

在专业实验室和“211工程”建设项目中，重点学科都有一笔一次性可观的投入，经费大致在50万～200万美元，平时经费短缺的实验室一下子富了起来。对绝大部分学科点来说，要用完这笔钱并非易事，因为这笔经费限期用完，每件设备经费额度大（如单件在5万美元以上），甚至上级部门要求购买国内数一数二或国外一流的仪器设备，以表示实验室或学科点上档次。事实上，要短期内用完这笔“巨款”的确需要购置这样的大型设备。过去世行贷款建设的各校测试中心已有极深刻的教训，不顾国情，不考虑实际需要，盲目购置先进设备已造成了巨大浪费。

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学科点上有时并不需要购置这样高级仪器，或者到已有这类仪器设备的实验室去做就行了，既经济又无包袱。在科研中，更需要的是中小型仪器和大量耗材，但却往往上报不批，真是“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其结果是宝贵的资源被令人痛心地浪费了。

六、重硬件建设，轻学术规划和队伍建设

学科点建设应包括学术规划、仪器装备和队伍建设三个要素。在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重硬件——仪器装备，轻软件——学术规划和队伍建设。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原校长田长霖先生于1986年6月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作的“关于办好一所大学的几点意见”的演讲中，专门讨论到学术规划。他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命科学（原来很强，后来下滑）和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信息系统（原来非常落后）为例，介绍了学校如何从科学发展的判断着手，采取有力措施（包括系科结构调整、实验室及仪器分配或经费投入等）来引导教授步入学校学术规划的轨道。我国大学对教师的学术方向给予过多的自由，这种做法的后果往往造成学科内部方向的高度分散，更谈不上与相关学科的联合作战。学术自由应指研究人员在做具体研究时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一所学校，对其科学研究应有规划，并采取导向性措施而不是行政性措施，将研究人员引导到主流学科、前沿学科和学科前沿上来。当然，首要条件是学术规划应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基金委颁布的各种指南特别是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中鼓励性领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导向。

相比之下，我国教育行政系统在重点学科软件建设方面，对自己主管的范围内少有学术规划与引导。如果一所大学要办得好，必须要有前瞻性学术规划，并要采用强有力的导向性措施加以保证。

我国重点学科点上的学术队伍建设，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近亲繁殖，大多留有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队伍组成缺少多样性，学术思想和风格一脉相承；另一个是缺少强有力吸纳优秀人员的机制。目前特聘教授岗位的做法虽然起一定作用，但相当部分的岗位还是本校教授应聘。这主要不是学科点上缺少积极性，原因在于大气候下，教师岗位较少吸引力，另一方面学校里没有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例如住房、配偶工作、启动经费、实验用房、助手配备等等，使学科点上学术带头人对引进人才的工作望而生畏，被引进的人才也苦恼不堪，或需多年的恢复期。没有一支充满活力、结构合理的多元化队伍，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上难以作出杰出成就。

七、缺少淘汰机制，有的重点学科点已名不符实

首批国家级重点学科批准以来，已有十余年了，它们运作得怎样？是否还符合条件？实际上再无人过问了。十多年科学研究会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队伍和方向上），五六百个重点学科点将发生分化，有的发展了，有的维持着，有的衰落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门重点实验室有一个验收和评估制度，尽管它们的做法上尚须改进，但无疑对推动这些重点实验室不断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评估结果除了分类投资外，还将少数几个落后的实验室淘汰出局。这一做法震动极大，不但对被淘汰出局的重点实验室本身，对其他重点实验室也是鞭策，同时还对学校当局产生重要影响，往往迫使他们重新关注。重点学科建设中必须建立定期评估制度，而且应委托第三者评估，例如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专家评估系统，以保证其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以上各种看法，均系个人的直觉，尚缺少系统、深入调查，难免有不当或过激之词。不过，我们应当多听取各式各样的意见，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学科建设。

作者后记

1997年12月，我调入复旦大学。最先想到的是尽快与上海学术界的朋友建立密切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同济大学陈文村教授原任该校研究生院副院长，他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曾发表过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过去我们相交甚密。他从电话中得知我已调到了上海，不由喜出望外，给我提的第一个要求是给他负责的《教育改革与管理》写稿子。当时，我正在思考复旦大学宏观生物学学科建设问题，本文真实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思想。现在看来，复旦大学生态学能较快、较好地发展，与我们对学科建设的重视与思考有一定关系。

【注释】

[1]＊发表于同济大学的《教育改革与管理》（1999年，第1期：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