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不是闭门造车

六、办学不是闭门造车

如何“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一个研究的过程，更是一个实践的过程。陶行知知道，“这不是一说就可以成功的，必须要用科学方法去试验，用科学方法去建设，对于种种，都要问一个究竟，彻底搞清楚”。在这个过程中，他体现出一个学者严谨的作风和科学的态度，更体现出一个社会改革家的风范，使办学具备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一）深入的考察调研

陶行知一方面积极投入办学工作，一方面抓紧时间到办学有成效的学校考察。他的考察非常仔细，譬如考察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无锡小学，就与师生共同用餐，查看学校的各种表册，有的内容还详细记录下来。

譬如对南京燕子矶国民学校的考察，就深入研究学校取得初步成功的原因。陶行知认为该学校，一是办得经济省钱，二是能影响周边环境，和乡民融洽相处，不但教人知识，更教人做事，在做事中改造自己，也改造社会，并把良好的卫生习惯传递给了乡民。三是能因地制宜，真正为乡村服务。譬如考虑到当地河流多，孩子容易发生溺水事件，学校在星期日就只放半天假，也不放暑假，以让家长安心做农活，学校此举就深得民心，赢得好评，在当地迅速站稳脚跟，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陶行知还发现该校“去年女学生寥寥无几，今年因丁夫人之教导，已经有三十余人了”。丁夫人是校长的夫人，为此陶行知深受启发，认为丁校长能专心办学，与夫妻两人的齐心协力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他们所组织的简朴家庭同时是乡村家庭的模范。我想未来的乡村学校最好是夫妻合办。”为此，他还写了通俗易懂的一首诗，以作倡导：“男学生，女学生，结了婚，做先生。/那儿做先生？东村或西村。/同去改旧村，同去造新村。/旧村魂，新村魂，一对夫妻一个魂。”

陶行知也是有这样的设想，就是“以学校化学校”，以办得好的学校示范带动周边学校的发展。后来，几所经过考察获得好评的小学，就被特约为晓庄学校的中心小学。

显然，因为陶行知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调研，他的办学思路更加充实，并越来越具可操作性。所以作为校长，多看多听多观察多思考，不急于求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二）从组织和专家中借力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以陶行知为代表创建的，该社汇聚了一批拥有共同理想的教育人士，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等任董事，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担任名誉董事，陶行知担任总干事。他们还成立了研究部，联合了大学教授，以研究的精神来扎实推进乡村教育。所以，陶行知在乡村开展的教育改造，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在闭门造车，不但与理论最前沿时刻保持着联系，而且自身就是教育最前沿的一部分。学校发挥了一个凝聚—传播的强大作用，也体现着从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不断往复提升的过程。

在晓庄学校成立半年后，陶校长就为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教育会议递交了一份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的报告，对南京的乡村教育运动作了介绍。晓庄学校就这样引起了国际教育界的关注，国际自由平等同盟会派人来参观，陶校长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克伯屈教授也专程前来考察晓庄师范，他甚至将晓庄校歌《锄头舞歌》带回美国，交由著名歌唱家罗伯逊翻唱并灌制成唱片。陶校长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以“国民外交使节”的名义出访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并出席“世界和平大学”、“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使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影响更为深远。

陶行知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全面梳理着乡村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理性思考，并通过提交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讨论，唤起更多人对乡村教育的关注与支持，并进一步统一思想与认识。又通过教育改进社设立特约乡村试验学校，使更好的理念与做法落实下去，并作为“样板”，以“星星之火”“燎原”中国乡村大地。

陶校长还通过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安排，又聘请了专家到沪宁一带考察乡村学校，来作为改进乡村教育的参照。如丁兆麟先生仅在无锡就考察了二十多所小学，并把相关的信息带回来，又对个别小学作进一步的重点调研。

（三）用宣讲与论著赢得更多支持

陶行知一方面深入乡村教育第一线，另一方面源源不断地撰写文章，开展演讲，为全面推进乡村教育提供方向和指导。仅在1926年10月底，就连续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中国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我们的信条》、《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试验乡村师范答客问》等重要文章。

他还写了《介绍一件大事——给大学生的信》，恳请大学生看清国家未来的需要，早日下乡来，“和我们共同挑起这个担子”。在他的感召下，像清华大学的学生、上海爱国女子学校任教的教师，都来投考晓庄师范。他还通过多种平台，如师范学校、大学等各种教育会议，宣传乡村教育及其办学理念。又因为看到庙会在中国乡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也曾特派职员赴庙会举行同乐会及演讲会，以唤起村民对自身教育的兴趣。

当他发现大家，学校里的师生包括社会上对“教学做合一”的理解有误，譬如把教学做分成“教”、“学”、“做”来写，他就特意在晓庄寅会上来谈这个问题，希望大家有更清晰的认识与落实。但陶行知并不是以自己的意见置于别人头上的人，当别的学校把“教学做合一”改成“做学教合一”，他倒觉得“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一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你们在劳心上劳力的主张，我极端的赞成。’我说：‘如果是在劳心上劳力，我便极端不赞成了。我的主张是劳力上劳心，不是在劳心上劳力。’”这个意思就非常明确了，中国传统是把人分成劳心者和劳力者，陶行知看到了其中的弊病，所以强调实现两者有机的结合，就是从农民角度出发，劳苦大众通过教育增长才智，进而减轻劳动负担并获得身心解放。

在宣讲的过程中，陶行知一切从实际出发，凡事但求实效。作为一个留美博士、大学教授，他可谓是满腹经纶，学识渊博，但是面对不同的对话者，他尽力选择对方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

譬如他写给江苏省省长的信函，行文严谨规范，用词精辟扼要，显示了很高的文化功底。但是更多的文章，尤其是面向公众、学生的演讲内容，就会非常通俗易懂，绝对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更没有卖弄之意，反而加入了许多生活例子，来使人们更好地领会他的思想。

譬如他批评已往教育所犯的错误，归纳为三种病：一是把放弃或忽略弱势群体的做法称之为偏枯病；二是把坐而论道的做法称之为守株待兔病；三是把民众置于教育最末的做法称之为尾巴病。对于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提炼，既切中时弊又极为简约而到位，在宣讲中非常利于被理解、被记忆。

再譬如讲到“生活即教育”和“教育即生活”的不同，他就打了个比方，前者就像“鸟在林子里”，后者就像“鸟在笼子里”。为了说明什么是“在劳力上劳心”，他就通俗地说，就是要“如何用烧饭的书，用别人烧饭的经验，使自己所烧的饭，既合口味，又合卫生”。又如讲到社会生活要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如何促进生产，像老农种棉花，收成不够好，如果用科学方法来条播种，就能提高产量，陶行知就打了个风趣的比方，“男女两人结婚以后，就要生小孩，棉花和教育结婚之后，也要生东西。他们结婚之后，那么棉花要生得好，生得多”。

陶行知有一首诗也写得很风趣而通俗：“老孙！老孙！/校长招你来/当个师范生/西天保谁去取经？/小朋友是你的唐僧。”还有对学生关于书呆子的提问，也回答得非常巧妙，通俗易懂。学生问，书本是人生工具的一种，为何有人说读书的叫“书呆子”，这不是使人都不读书而后快么？陶校长回答道：“书呆子就是读书没有目的的人。我平时尽力劝人不要做书呆子。书是一种工具，只能用，不可读。比如筷子是吃饭的工具，假使我们对于筷子，不晓得拿来用，却对着它‘筷子、筷子’的念，那不是‘筷呆子’了吗？”^[18]

陶行知的很多文章，都非常通俗易懂，有些像和你谈心一样，有些则类似日记形式，都围绕着教育、办学，都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或者拗口的名词，却令人感到非常亲切。苏霍姆林斯基的文字也很平易近人，当然两人的视角是有所不同的，陶行知重在办学，苏霍姆林斯基重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陶行知经常有一问一答的文章，大都是师生对一些问题的探讨的记录，陶行知一边办学，一边不断地疏通着大家的思想，使大家统一思想。这也是他办学中一直在做的事情。

1932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会考制度，鉴于对学生身心健康的损害，陶行知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赶了一考又一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姓名赶跑了。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话非常通俗易懂，内容一针见血。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乡村教育运动迅速唤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热忱。譬如蔡元培、冯玉祥等都曾到现场参观并发表讲话，各界人士也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乡村教育的支持。

国内教育界来晓庄学校考察的人或团体就更多了，陶校长和他的师生也不时被邀请去其他地方办学施教，尤其到了暑寒假，这样的函电更多。他们真的像陶校长所期望的，成为点亮各地农村教育的火种。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承认陶校长的远见卓识了，因为这些人是那么的“服水土”，服农村的水土，根本就不要一个适应农村生活的过程，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能迅速与农人打成一片，有在农村生活的能力！

也许，当最初陶行知提出“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个倡议时，连现在的我们都会觉得他过于理想化，但是按照晓庄学校这样的发展势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有可能的，如果放在和平年代，那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陶校长开出的“办学处方”到位！当时的教育非得这么办不可！

但是在这个乱世里，办学条件总是恶劣！这样苦心孤诣打造起来的晓庄学校，才三年时间，就因被指为图谋翻盘之名，一夜之间被军警查封。而陶行知则被政府通缉、四处潜逃、流亡日本，经历人生中的一次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