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期的“智慧人”

（一）古希腊时期的“智慧人”

在西方，“智慧人”形象是和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以致现代人类学家把现在存在于地球上的人类命名为“智人”。而古希腊教育就是以培养“智慧人”为自己的活动目的的，只不过不同思想家、教育家赋予的内涵不同而已。

古希腊教育目的的“智慧人”内涵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中。苏格拉底的“智慧人”来源于对当时智者派“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超越，他认为，“有思考能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所谓有思考能力的人，就是具备“正义”、“勇敢”、“刚毅”、“节制”等美德的人，“美德即知识”，也就是“智慧”；进而，“美德由教育而来”。⁽¹⁾所以，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就是通过认识自己获得知识，最终成为智慧和道德完善的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确定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哲学家和军人，即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捍卫者，使他们接近“理念世界”，认识最高主宰——永恒真理，以便统治理念建构的理想国。由于国家由统治者、武士和工农商三个等级构成，每一等级有各自的德行，即智慧、勇敢和节制，教育目的就是指遵循社会等级的严格分类，保持等级界线泾渭分明，培养由人的灵魂等级划分所决定的、国家需要的各级人才。在此，“智慧人”不再局限于“认识你自己”的知识、美德层面，而是特指获得理念、以智慧统治国家的统治者，通过教育就可以确保统治者以智慧治理国家，军人以勇敢保卫国家，工农商阶层节制自己的欲望建设国家，正义则确保每一个人只做适合他本性的事情。亚里士多德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将教育目的“智慧人”的内涵推向一个新的认识阶段。他认为，教育是为国家培养公民的，而公民首先是一个自由人，“适合自由人的教育目的就是自由教育。著名的自由教育的目的就是理智的培养，因为智慧或理性是把人与野兽区别开来的特有的优点”⁽²⁾。在这里，“智慧是科学和努斯的结合，并且与最高等的事物相关”⁽³⁾。

努斯是灵魂的基于某种目的而把握可变题材的能力的总称，是推理的和实践的思想，相对于科学是无欲求的，它则与欲求相对；而欲求又是实践的理智的出发点，实践的理智的终点又是行为的始点。在此意义上，努斯是理智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说努斯是原本的理智。所以，科学和努斯构成智慧。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7- 168页注⑥。所以，智慧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指哲学智慧，如技艺、科学、明智、直觉理性等；其二是指实践智慧或道德智慧，如勇敢、自制、慎思、公正等。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是人与更高的存在物共享的，是关于永恒的事物的，所以，智慧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是探索关于纯粹、超越、不变的存在的科学的，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观念，也折射了古希腊教育目的基于灵魂论的人性基础。

“智慧人”的教育目的是建立在古希腊人之“灵魂”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古希腊所谓的“智慧”是“灵魂”的本质，他们通过对灵魂的认识来认识人的本质。苏格拉底首次明确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灵魂，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把人对自身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型为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追问，“苏格拉底主张，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的特点就是精神的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⁴⁾。教育的目的就是追问自己的心灵、探索永久的真理、寻找教育的善——智慧，即具有辨别是非、真假、善恶的能力，构建理性的灵魂。柏拉图在其老师理性灵魂和谐的基础上提出了灵魂等级化的和谐教育观，他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二者是完全对立的，肉体是灵魂临时的载体，灵魂存在于理念世界中，是不朽的、永恒的，灵魂又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组成。对应于灵魂的三个部分，国家由统治者、武士和工农商三个等级构成，每一等级有各自的德行，即智慧、勇敢和节制，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哲学王，成为最智慧的人——统治者；同时，教育还要保持等级界线泾渭分明，培养由灵魂等级划分所决定的、国家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上践行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追求，倡导灵魂全面发展的和谐教育观，他认为灵魂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形体的形式，这表明，灵魂与身体犹如“质料”和“形式”，是一种生命统一体，彼此“既是两种东西，但又是不可分的存在者，并处于非常和谐之中”⁽⁵⁾。他将灵魂分为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又将身体叫做植物灵魂，将身体置于灵魂的范畴之内；与灵魂分类相对应的就是人的身体、情感和理智的全面发展，所以，其智慧人内涵是科学和努斯品质的统一。

“智慧人”之所以被定位教育目的，是由当时的教育属性所决定的。在古希腊，教育的理想是培养城邦公民，因此，其“智慧人”的教育目的是为如何承担公民职责服务的，是“政治人”的写照。在政治上，苏格拉底倾向贵族政体，认为一般民众缺乏理智，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只有具备思考能力的奴隶主贵族才配受教育，拥有完善的美德，成为“智慧人”，来统治国家。柏拉图坚决反对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体，主张恢复氏族贵族的专制统治，构建了由哲学王、军人、工农商三个阶层各司其职、等级森严的理想国，其中，哲学王是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神用金子做成的，具有最高的美德——“智慧”，教育就是实现其理想国的基本途径，以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各级人才，尤其是哲学王，这一最具智慧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在政治上，他既反对氏族贵族专制统治，也反对商业奴隶主的共和制，认为“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这样的国家很有希望治理得好；即在其中中等阶级人数很多，并且在可能时还比其他两个阶级合起来更强”⁽⁶⁾。所以，他在许多问题上特别强调“中庸”、“适度”，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统治，教育培养科学和努斯兼备的“智慧人”也体现了其政治观下的公民素养要求。因此，古希腊的思想家都是把教育当作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以此说明他们有深刻的政治远见和抱负，而非为教育而教育；当教育自身沦为政治的工具时，教育目的只是政治目标的“替身”也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