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期的“自然人”

（三）启蒙时期的“自然人”

启蒙运动时期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然人”，以反抗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对人的奴役。不同的启蒙思想家对“自然人”的内涵给出了自己的诠释，如卢梭认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像儿童的样子”，⁽¹⁰⁾让儿童按自然的本性、状态发展；霍布斯则从自然权利的视角解读自然人的内涵，他认为，自然权利“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自由”⁽¹¹⁾。指明了“自然人”的天性和人生目标是自由，是天赋之人权，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幸福和快乐。这种“自然人”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良知和善，是腐朽、糜烂的社会人所不具备的。所以，教育就是要遵循人的自然天性，让儿童自由、自主地发展，以拯救人类社会。

“自然人”的教育目的是由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对人的自然性认识所确立的，其“自然人”身份又内含不同层面的人性寄托。卢梭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在人的心灵深处天生就没有邪恶，“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¹²⁾。所以，教育必须排除人为的和物的干扰，让儿童自然的成长，成为新人——自然人。之所以将“自然人”确定为教育的目的，还因为“自然人”自身包含了启蒙思想家对人和社会发展的理想，首先，“自然人”内含了合乎人性的政治诉求，不同于中世纪“君权神授”的政治基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大力张扬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政治主张，以对抗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正是基于欲望和私利等人性的自然合理性，现代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观念才得以确立；其次，“自然人”教育目的契合了遵循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原则，“社会契约要求，每个人都把各自对自然事物的权利和自保的权利转让给一个人或一群人，由他或他们代理行使权利，以保全契约者的生命”⁽¹³⁾。这样，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理性首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契约之本。因此，“自然人”成为教育目的就不仅是简单的原生态的自然属性，更反映了教育自身对社会的一种担当。

“自然人”的教育目的观是和启蒙思想家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启蒙时期所宣扬的“自然状态”并不是原生态的天然时空，而是对正在走向成熟、充满自由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向往和寄托，所以，“卢梭要培养的自然人，其实也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具有公民品格的人，因为在一个‘理性’的王国里，公民应有的品质，在自然人的身上都具备了”⁽¹⁴⁾。教育目的由“自然人”就转换为国家公民，教育就成为服务于理想国家的机构，但是，由于“自然人”脱离具体的现实社会，它也只能停留于理想的层面，只是理想国家观念中的教育目的，而不可能在教育活动中去践行。